摘要：床边只有养女谷美杏，床头柜上整齐码着 19 枚军功勋章。老人弥留之际，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勋章，反复叮嘱：“一定要和我一起埋。”

2007 年 1 月 25 日，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97 岁的谷正文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床边只有养女谷美杏，床头柜上整齐码着 19 枚军功勋章。老人弥留之际，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勋章，反复叮嘱：“一定要和我一起埋。”

这个让毛人凤都忌惮不已，直言 “此人凶残，我不如也” 的男人，终其一生都在制造分离与死亡，最后却落得众叛亲离，连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

他的一生，是个人人性的彻底沉沦，更是一个动荡时代里，信仰崩塌与权力腐蚀的缩影。

1910 年，山西汾阳的谷家大院，长子郭守纪（谷正文原名）出生。

父母忙于经商，对他疏于管教。12 岁的孩子，竟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村里的人见了他都绕着走，学校更是三次将他开除，全靠父亲花钱打点才勉强维持学籍。

校长忍无可忍上门告状，父亲当众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这份屈辱，郭守纪没忘，反而在心里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深夜，他纠集一群小混混，摸进校长办公室，点燃了一把火。火光冲天时，他却转身跑到国民党市党部，一口咬定是同学周正所为。

无辜的周正被关进大牢，险些丧命。而郭守纪却因 “举报有功”，意外踏入仕途，成了山西省国民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干事。

这一年，他 21 岁。还未真正踏入社会，就已经摸清了 “害人利己” 的门道，狠辣的性格初露端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打破了平静。

郭守纪打着 “爱国青年” 的旗号，混入北平的学生运动浪潮。他谎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实则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上了分队大队长，被同伴戏称为 “杂牌大队长”。

他嗅到了权力的味道，一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一边又接受军统戴笠的资助，每月与军统联络员秘密接头，出卖党内情报。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组织派他到八路军 115 师担任侦察大队长。可这份信任，却成了他谋利的筹码 —— 他利用敌后侦察的便利，持续向戴笠传递八路军的动向。

1940 年，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抓获，郭守纪的伪装彻底撕碎。面对威逼利诱，他三天就选择了投降，加入日军甲字第 1415 部队 “城里宪兵队”，投靠了号称 “济南之虎” 的特务头子武山英一。

为了讨好日军主子，他变得愈发残暴。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马楠被俘后，他亲自动用电刑，将人折磨得终身残疾；中共济南工委书记武思平落到他手里，遭受的酷刑更是惨无人道，虽侥幸活至 1975 年，却一辈子被伤痛缠身。

在济南的两三年里，他手上沾染的同胞鲜血，早已无法计数。

1945 年日本投降，身为汉奸的郭守纪却毫发无损。

抗战后期，他早早就给戴笠递情报，两头下注。为了彻底抹去汉奸污点，他正式改名 “谷正文”，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的 “有功之臣”。

1946 年戴笠飞机失事，军统陷入混乱。毛人凤整理戴笠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上写着：“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正是这句话，让谷正文得以重用，被任命为 “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当时军统在北平的力量薄弱，谷正文的狠劲成了毛人凤最需要的 “利器”。

1946 年冬天，他盯上了中共藏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秘密电台 —— 这个电台的通讯范围覆盖沈阳、张家口、西安、上海，是地下党的重要联络枢纽。

谷正文派了一个外号 “草上飞” 的飞贼，潜伏盯梢三个月。飞贼趁夜潜入院子偷东西时，意外发现了电台踪迹，台长王石坚被捕。

酷刑之下，王石坚叛变，供出了一份重磅名单：两名中将、17 名少将，其中就包括第十二战区作战处长、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中将谢士炎。

第一次审讯谢士炎时，谷正文竟有些发怵。眼前的男人眼神坚定，身姿笔挺，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力量，让他不敢正面直视，转身从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谷正文故作姿态地泡了杯咖啡：“我一般只自己喝，只有遇到欣赏的人才会共饮。”

谢士炎淡然一笑：“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追问：“你怕死吗？”

得到的回答，让他记了一辈子：“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国民党是建设新中国的阻力，所以我用中将身份帮共产党消灭它。”

这番话让谷正文沉默良久，但狠辣本性终究难移 —— 该杀的，他从不手软。谢士炎最终倒在了刑场，成了他向上邀功的筹码。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谷正文跟着国民党仓皇逃到台湾，开启了他最臭名昭著的一段生涯。

1950 年 1 月 29 日深夜，台北泉州街的路灯昏黄。

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谷正文带人抓获。这个注重物质享受的叛徒，成了谷正文摧毁台湾地下党的突破口。

一周后，蔡孝乾趁乱逃跑，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笔记本，上面只写了三个字：“吴次长”。

谷正文立刻锁定目标 —— 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吴石。当时吴石正利用职务便利，为大陆传递台湾军事部署的绝密情报，是地下党在台湾的核心力量。

1950 年 3 月 1 日深夜，台北新生南路被军警层层包围。吴石拨通参谋总长周至柔的电话，听筒里只有忙音，他知道大势已去。

谷正文带人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审讯室里，他用尽了酷刑：用电话线缠绕眼部连接设备，刺瞎了吴石的左眼，滚烫的烙铁在他皮肤上留下一片片焦痕。

可吴石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藤椅扶手上用指甲刻下 “文天祥” 三个字，唯一的回应只有：“我做的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彻底崩溃，不仅供出了吴石，还交出了 400 多人的名单。1950 年 6 月 10 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人被枪决。

吴石穿着整齐的军装，左眼蒙着渗血的纱布，站得笔直，面对枪口毫无惧色。远处的谷正文，在梧桐树上刻下第 307 道刀痕，在他眼里这是赫赫战功，在历史上却是洗不掉的罪恶。

这场 “吴石案” 让谷正文平步青云，月薪涨到 800 元高薪，而此前他只能领黄豆和大米度日。

但这只是开始。1955 年，为了暗杀周恩来总理，他策划了震惊世界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

他花 60 万港币收买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牙膏，藏进飞机起落架。4 月 11 日，飞机起飞四小时后，在北婆罗洲上空爆炸，11 名中外人员全部遇难。

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谷正文毫无悔意，反而在回忆录里炫耀：“这是我最完美的计划，只可惜周总理命大。”

从 1950 到 1970 年，台湾白色恐怖最黑暗的二十年里，谷正文经手的案件牵连 1800 多人，162 个地下组织被破坏，1000 多人惨遭杀害。景美看守所的刑讯室里，他发明的 “攻心术” 让无数人崩溃 —— 小黑屋里循环播放的家人哭声，成了比酷刑更可怕的精神折磨。

1964 年，国民党内部权力洗牌，失势的谷正文被强制退休。

失去了权力的庇护，他的家庭也彻底分崩离析。他一生结过四次婚，育有 10 个孩子，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他身边。

第二任妻子受不了他的暴戾，果断离婚；第三任妻子被他怀疑不忠，反复折磨到精神失常，甚至想过给他下毒，却因被察觉茶水表层的粉末而未遂。

他对亲生子女更是狠得下心。女儿稍有不听话，他就掏出枪，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子弹击中女儿的小腿，他却冷眼旁观：“让你长记性。”

孩子们长大后纷纷逃离，能去美国的远走他乡，留在台湾的也改了姓，断绝了和他的联系。只有养女谷美杏，念及养育之恩，勉强留在身边。

1991 年，81 岁的谷正文得知女婿出轨，二话不说抄起两把小军刀就冲出家门。

他冲进女婿工作的学校，面对迎面打招呼的女婿，突然拔刀就刺，一刀接着一刀，地面留下血迹。在场的人吓得魂飞魄散，没人敢上前阻拦 —— 谁都知道，这个老头是杀人不眨眼的 “活阎王”。

女婿侥幸捡回一条命，两处刀伤虽未及要害，却彻底吓破了胆。躺在病床上看到谷正文进来，他立刻从床上滚下来跪地求饶：“爸，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谷正文盯着他看了半晌，只冷冷说了一句：“算你命大。”

这件事之后，连养女谷美杏也对他彻底寒心，彼此的关系只剩下最基本的照料。

晚年的谷正文，活在恐惧与孤独之中。

他在家中装了防弹玻璃，卧室养着十几条狼狗，门窗上安满简易机关，陌生人递的茶水一口不喝。权力没了，只剩下满身的罪孽和挥之不去的疑心病。

为了刷存在感，他开始频繁爆料。写自传、接受采访，抖出蒋介石的秘密，提及蒋经国在历史认知上的局限，甚至声称章亚若是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

每次爆料都能引发震动，但没人感激他，只觉得这个老头愈发可怕。他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里炫耀自己的 “功绩”，李敖为他作序时直言：“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忏悔之词。”

2007 年 1 月，躺在病床上的谷正文，已经神志不清，却还惦记着那些军功勋章。1 月 25 日，他在孤独中死去，没有亲生儿女在场，没有昔日同僚送行，只有养女按照他的遗愿，将 19 枚勋章放进棺材。

那些勋章上的光芒，早已被无数冤魂的鲜血浸染，成了历史的污点。而他的墓前没有墓碑，没有祭扫，仿佛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谷正文的一生，是个人选择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见证了抗战的烽火、内战的硝烟、白色恐怖的黑暗，却在权力的诱惑中迷失了本性，从一个可能走向光明的青年，沦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而吴石、谢士炎、朱枫等烈士，用生命坚守信仰，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铭记。历史终究公正，善恶终有归途 —— 残暴者孤坟寂寥，忠勇者万古流芳。

来源：时光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