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详细记载了从抗战胜利到败退台湾三年多时间里，时任一个国民党军基层军官的亲身经历。这三年多时间，可谓世界史上最具戏剧变化的一段焦点时间，因抗战胜利攀至历史声望最高处的蒋介石政府及其庞大的军队，却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兵
导读
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详细记载了从抗战胜利到败退台湾三年多时间里，时任一个国民党军基层军官的亲身经历。这三年多时间，可谓世界史上最具戏剧变化的一段焦点时间，因抗战胜利攀至历史声望最高处的蒋介石政府及其庞大的军队，却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兵败如山倒，政权也随之崩溃，黯然退守台湾……
01
当官成了一门生意
抗战胜利后，当时作为国民党学生兵的王鼎钧意气昂扬，决意为国效力。他辗转陕西、南京、上海，到沈阳当了一名宪兵，参加了日军投降后沈阳的接收工作，目睹无数怪现状，尽是国民党败亡之预兆，从满腔热血，到心灰意冷。
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记载的许多事，匪夷所思，而又真实存在。譬如，王鼎钧离开沈阳宪兵部队到秦皇岛后勤部门赴任，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当时秦皇岛是国民党军队支撑东北战场补给的重要后勤基地，基地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由王鼎钧来顶替他的名字。
旧人走，新人来，为什么不办正常的任免手续呢？王鼎钧分析说：“其一，如果办公文报上去，说王鹤霄辞职了，上尉军需出缺了，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空降’一个人下来，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资历不合，上级也是不准。”
王鼎钧不仅要时刻牢记王鹤霄的籍贯，还得时常提醒自己，他的妻子姓许，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当时王鼎钧并未婚配，缘何会有妻儿？原来：做了军官可以领到眷粮，依规定，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
“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为防虚报冒领，要附全家照片，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演员’，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
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人事方面，“造假”盛行，猫腻甚多，俨然已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条龙，其核心还是这支军队历史悠久、臭名昭著的“吃空饷”。
王鼎钧写道：“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我完全没有意见，我知道，我若不来乞食，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老板”是他所在部门的一把手。但“老板”比“长官”更适合此人身份，他真的把当官当成了一门油水丰厚、处处商机的生意。这样的“老板”，当年遍布军中，大大小小，比比皆是。
“冒名顶替”衍生了许多悲喜剧，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始清理整顿，有些人再也无法变回自我，等到两岸能够来往，“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找到一个假儿子。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
02
军粮步步被侵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国民党军队百分之四十的军费，用来支撑东北战场。王鼎钧感叹说：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步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他披露了军粮被侵吞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话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然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王鼎钧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他始终没有窥破。
上述种种手法，并不高明，却盛行无忌，可见“潜规则”已经完全盖过了规则，风气之劣，可见一斑。
03
国民党从根子上烂掉了
兵站、粮站，是国民党军队的肥缺，《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记载，如果部队要补充武器弹药，必须向兵站行贿，尤其是杂牌部队。如果不行贿，即使蒋介石批准，也休想从兵站拿到一点补充。
国民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如何通过军粮牟利的？王鼎钧写道：每年一次或两次，部门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
“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虽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作‘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了同乡同学同宗。”
贪污不法行为，于是在冠冕堂皇中进行：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九千斤废米”(实际是六万斤好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价”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
但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应该说，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后勤部门的黑暗：“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
在国共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此糜烂的国民党，有何胜算？王鼎钧明白：所效力的政权与军队，并非部分长官的问题，上行下效，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王鼎钧所在部门从秦皇岛撤退后，住在塘沽一个小镇上，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押送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她上手，“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王鼎钧在天津一役中被俘，获释后，一群人如过街老鼠般走在天津农村，突然，一群农民揪住一个被释俘虏拳打脚踢，原来那个被释的俘虏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
作为基层军官，王鼎钧深知国民党腐败已如绝症，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第一人”的蒋介石，知道吗？其实他完全知道，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来改变。
1944年，案值高达20多亿国币的“美券贪腐案”被披露后，蒋介石暴跳如雷，但对此案腐败之源头、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他一点辙都没有。孔是他的姻亲。他只能在日记里怒骂孔：“可耻之至”、“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是的，他气得都不能午睡了，但也仅此而已。
国民党全方位的腐败，已经整个绑架了国民党，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还是沦落尘埃的王鼎钧，都无可奈何。
据《新华每日电讯》 关山远/文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