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徽省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一直到今天还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邓公的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的下方，还有个汉白玉雕刻的花环，里面是新四军的军歌和碑文。

安徽省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一直到今天还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邓公的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的下方，还有个汉白玉雕刻的花环，里面是新四军的军歌和碑文。

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事件，皖南事变不只是国共合作裂痕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危急存亡之际，淬炼团结的转折点。

不过，在这件事中，为什么蒋介石选择对叶挺、项英下手，而不是陈毅和粟裕呢？其实，蒋介石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

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全中国都“炸了锅”。

北平城里的学生举着“抗日救国”的标语满街跑，江南水乡的船工们也停了工，聚在茶馆里听广播，日本人要打进来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会儿不管是城里的商铺老板，还是乡下的种地老汉，都明白：再这么打内战，别说家了，国都怕保不住。

国共两党也终于歇了互相掐架的心思，坐下来谈合作。蒋介石在庐山扯着嗓子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听着挺提气，可背地里他那本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总想着怎么才能把兵权攥在自己手里，别让共产党的队伍壮大了。

陕北的红军改成了八路军，归第二战区管；江南八省那些钻山打游击的队伍，也合到一块儿成了新四军，被划给了第三战区。这俩战区一分开，八路军想管新四军都管不着，蒋介石这步棋，明眼人一看就懂。

可新四军刚组建，选军长就卡了壳。蒋介石想派自己人去，共产党肯定不答应；共产党提的人选，他又瞧不上。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个人从国外回来了：叶挺。

叶挺早年是北伐“铁军”的军长，南昌起义他是带头人，后来广州起义败了，就去了国外，跟共产党断了联系，名义上还是国民党。

蒋介石一看，眼睛都亮了：这不就是现成的人选吗？算国民党的人，共产党那边也能接受，说不定慢慢还能把新四军变成自己的队伍。

可他没算到，叶挺骨子里的硬气，不是官帽子和银元能收买的。就这么着，叶挺当了军长，共产党又派了项英当副军长，带着军部和第三支队扎在皖南的茂林。另外一支，就是陈毅和粟裕带着的队伍，在江南一带活动。

按理说，叶挺这个人选是蒋介石自己选出来的，为什么后面又对他和项英下手呢？这件事还得从双方队伍的发展说起了。

其实，从1938年武汉会战落幕之后，蒋介石就没把心思放在抗日救国上了，当时日军把主力转向了敌后战场，可他却放任不管。

他看着共产党的队伍一天天壮大，心里跟揣了块石头似的，尤其盯着陈毅、粟裕那支，这支队伍在江南地界跟野草似的疯长，还跟国民党的“地头蛇”韩德勤闹起了矛盾，这让他更坐不住了。

1940年10月，韩德勤带着3万多人找上门来，想把刚到苏北黄桥的陈粟部队吞掉。那会儿陈粟手下才7000来人，刚站稳脚跟，连像样的工事都没来得及修。韩德勤觉得自己人多，还有嫡系89军撑场面，肯定能赢，可他忘了粟裕是出了名的“战术鬼才”。

粟裕在黄桥的镇口跟战士们交底：“韩德勤想一口吃成胖子，咱们就给他来个口袋阵。”

他让第三纵队守着镇子，把敌人往里引，自己则带着主力藏在城外的芦苇荡里。韩德勤的部队一冲进镇子，就被守军缠住，芦苇荡里的新四军立马从背后包抄。没几天，韩德勤的主力就垮了，连89军军长李守维都慌得掉进河里淹死了。

这一仗打完，陈粟的部队在苏北彻底扎了根，苏北水网密得跟撒了网的池塘似的，新四军划着小船神出鬼没，国民党的大部队追都追不上，蒋介石气得直骂：“陈粟这俩小子，跟水里的鱼似的，一滑就没影了！”

韩德勤吃了败仗，蒋介石在重庆更坐不住了。他盯着地图一看，皖南叶挺、项英那支部队成了眼中钉，那儿三面环山，就几条小路能走，跟个天然笼子似的。

更关键的是，项英觉得皖南的根据地刚经营稳当，想再把群众工作做扎实点，延安好几次发电报让他们往北转移，他总说“再等等”，这一等就拖到了1941年年初。

蒋介石一看机会来了，明着给叶挺下命令：“赶紧往北过长江，去黄河以北！”暗地却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塞了张纸条：“路上给我‘关照’好他们。”

顾祝同立马调了8万多人，在泾县茂林的山谷里布了个口袋阵，就等新四军往里钻。

1941年1月6日，叶挺、项英带着9000多人往茂林走，刚进山谷就被堵住了。两边整整打了几天几夜，新四军子弹打光了就抄起刺刀冲，粮食没了就嚼树皮充饥。叶挺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心里疼得慌。

为了保住剩下的人，他主动去跟顾祝同谈判，可一过去就被扣押了。项英带着几个人突围，没成想半路上被叛徒害了。最后，这9000多人的队伍，能冲出去的也就2000人左右。

这个时候，陈毅、粟裕正在苏北忙得脚不沾地，他们早就看出来蒋介石没安好心了，趁着国民党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就带着江南的主力一口气过了长江。

蒋介石在重庆听说陈粟过了江，还跟八路军合了兵，气得拍了桌子，立马派部队去追。可苏北这地方，到处是河，射阳河、串场河纵横交错，河边的路又窄又烂，国民党的汽车开两步就陷进泥里，大炮得十几个人推着走。

反观新四军，人手一条小木船，划着就能钻芦苇荡，有时候国民党兵看见河面上的船影，刚要开枪，小船“嗖”地钻进岔河，没影了。当地老乡还帮着藏船，国民党的探子找了几天，连条船尾巴都没看着。

陈粟因为在苏北扎稳了脚跟，不仅没被卷进去，还能守住根据地，给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留了个落脚的地方。

谁都知道，这不是运气好，是陈老总跟粟裕看透了老蒋的算计，提前走了一步活棋，才没掉进陷阱里。

其实，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陈毅、粟裕那支部队可不好惹。

1940年黄桥那一仗，人家7000来人，硬是把韩德勤3万多兵打得稀里哗啦，连89军军长李守维都掉河里淹死了。

这事儿过后，老蒋心里就有数了：跟陈粟的队伍死磕，纯属自找不痛快。更别说苏北那边还跟八路军黄克诚的队伍接上了头，真打起来，两边一夹击，自己这边讨不到半点好。

反观皖南的叶挺、项英，情况就不一样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茂林，里头不少是文书、医护人员，还有刚招的学员，能真刀真枪上阵的战斗部队也就5000来号人。

而且那地方三面环山，就几条小路能走，顾祝同的部队早把周边围得跟铁桶似的。老蒋觉得，这就是个“软柿子”，捏起来风险小，还能趁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算盘打得噼啪响。

可他没料到，这一捏，反倒捅了“马蜂窝”。1941年皖南事变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重庆大学里的学生举着“要抗日不要内战”的标语，从沙坪坝走到市区，街上不少商户也跟着敲锣助威。

国民党内部也对此颇有微词，宋庆龄专门给蒋介石发电报，说：“你这是帮日本人拆中国的台”，连张治中这种老部下都当面劝他“别再搞内斗了”。

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题的字更戳心，“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报纸一出来，不少人拿着看都红了眼。

国际上也不省心。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直接找到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们不打鬼子专打自己人，这是在毁抗日统一战线”；美国那边也暂停了对华贷款谈判，还放话“要是中国内战扩大，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援助的事”。

蒋介石原本准备偷偷摸摸做这件事，谁知道这一下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脸更是丢得精光。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新四军没被打垮，反倒越打越壮。没过多久，共产党就在苏北重建了新四军军部，陈毅当代军长，粟裕任第一师师长。

重建后的新四军也没闲着，在苏北、苏中到处打鬼子，还帮老百姓修水利、减租子，当地人都愿意把自家娃送来参军。

没过几年，队伍就从刚重建时的2万多人，涨到了9万多，7个师分散在华中各地，成了抗日的主力。

那些从皖南冲出来的战士，后来大多到了粟裕的一师，这些人经受过茂林血战的考验，打起仗来特别狠，后来打孟良崮的时候，跟着粟裕把张灵甫的,74师围得水泄不通；打淮海战役时，又成了华野的骨干，把国民党部队打得丢盔弃甲。

被关押的叶挺，更是硬气到底。

他在牢里待了5年，从江西上饶集中营到重庆渣滓洞，蒋介石派了不少人劝他：有送金条的，有许他当“剿共副总司令”的，还有人说“只要你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新四军军长的位置还给你”。

可叶挺半点不动心，还写了首《囚歌》，里头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把劝降的人怼得没话说。

1946年春天，叶挺终于被放了出来，他当天就给党中央发电报，说“我离开党十年了，现在想重新归队”，党中央很快就回电同意了。

可谁也没想到，他坐飞机往延安去的时候，在山西黑茶山不幸出了事故，这位当年北伐时的“铁军”军长，最终还是没能踏上延安的土地。

蒋介石当初以为捏了个“软柿子”，结果不仅没削弱共产党，反倒让新四军的名声传遍了全国，自己还落了个“破坏抗日”的骂名。

也不知道他后来看着新四军一步步壮大，成了国民党部队的硬茬，夜里想起这事儿，会不会后悔当初那点小算计。

来源：轩亦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