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二七年庞炳勋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一九三一年春，张学良派富占魁到山西沁州点编，庞炳勋改编为步兵第一师，辖两个旅，庞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年夏，步兵第一师改为三十九师，开往河北河间县驻防，一九三一年年秋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军，庞炳勋任军长，马法五任副军长。下

攻击闫家浅

马法五的四十军除战斗力强悍的一0六师外，另一个师三十九师也是大名鼎鼎的国军主力师。

一九二七年庞炳勋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一九三一年春，张学良派富占魁到山西沁州点编，庞炳勋改编为步兵第一师，辖两个旅，庞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年夏，步兵第一师改为三十九师，开往河北河间县驻防，一九三一年年秋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军，庞炳勋任军长，马法五任副军长。下辖第三十九师，庞炳勋兼任师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将第四十三军一0六师与第四十军合并组成新的第四十军，下辖第三十九师，刘世荣任师长，刘树森担任副师长；一0六师，马法五兼任师长，李振清担任副师长。姚官屯阻击战被誉为西北军的又一杰作，姚官屯位是沧州北部的外围阵地，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从屯内通过。守卫姚官屯的庞炳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和刘多荃第四十九军与日军激战七天七夜，击毙大量日军，大大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史料记载，庞炳勋第四十军来自西北军，战斗力强，尤其善于防守，但装备差，火炮等重武器很少，其第三十九师辖两个旅共一万人左右。第四十九军由东北军改编而来，装备好，各种重武器较多，几乎与日军部队相当，但战斗力不如西北军。姚官屯一战，西北军第三十九师打得令日军胆寒，日军一指挥官小林大尉在日记本里记述“圣战以来首遇劲敌”。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光第三十九师减员就达五千余人，占了一半。

此次北上邯郸作战，司元恺带领三十九师作为前锋部队，渡过滏阳河，距离邯郸城区不到三十里，可以说近在咫尺。

待到杨得志一纵反击、陈再道二纵赶到后，三十九师奉命转为守势。三十九师部署是，师部机关、直属队、一一五团、一一六团在南北左良村，留下一一七团和四十军工兵营固守滏阳河边的桥头堡闫家浅村。

在陈再道指挥第二纵队赶到战场后，立即围攻闫家浅，意图是截断已经渡河的新八军和四十军的退路。

磁县的阎家浅村位于滏阳河西岸，距邯郸六公里，是滏阳河上北进邯郸的重要渡口，也是前进阵地。这个村计有一百八十多户人家，村东三百米处有一座滏阳河大桥。十月二十五日夜，陈再道二纵的第二十八团第三营一个连出击，以火力侦察袭扰滏阳河以东阎家浅桥口之敌，得知该村守敌为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第一一七团及四十军工兵营，三十九师部和四十军军部、一0六师三一六团都驻在南左良村、北左良村。

占领阎家浅后，三十九师副师长刘树荣指挥一一七团把全村男人都集中起来，日夜赶修工事。

为防御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军加固了滏阳河大桥的木桥梁；在村东、村西、村北和桥东挖交通沟，建了一个可容纳一个排兵力的掩蔽部，砍伐大树在路口设有鹿岩；村的街中心、街口、村外筑有地下堡垒，地堡前均布置了一片二十厘米高的木桩钉，在村东南角五百米处两座砖窑各自安排一个班，用麻袋装土，设置重机枪火力点。刘树荣指挥一一七团凭借这些防御工事，守住桥头堡，准备接应后续部队从这里过河，直取邯郸。

刘邓二纵负责攻击闫家浅的是杜义德、周发田支队。这个支队是冀南老八路军队伍组建的，陈再道回忆：“我赶到邯郸后，和王宏坤、宋任穷同志见了面。……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研究了纵队机关和三个旅的部队组成。纵队和旅的领导干部晋冀鲁豫军区已任命，四旅旅长孔庆德，五旅旅长雷绍康，六旅旅长王天祥，但都来不及正式宣布，因作战任务太急迫。为完成当前的作战任务，我们让孔庆德同志率一分区一团、四分区十一团、三分区二十三团协同太行秦基伟支队，攻占临治关、紫山两据点;杜义德率领的六分区十九团、六分区二十七团、六分区二十八团和三分区二十六团向安阳以北地区进击(后由周发田等同志指挥)。雷绍康等指挥的四分区二十二团、三分区二十五团和三分区三十一团等部队围攻肥乡城。”杜义德调任冀南纵队副司令员随后调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后，周发田、牟海秀负责支队的指挥。

周发田接任支队指挥后，支队又称为第六旅，所辖四个团中，十九团原为冀南军区新七旅十九团，前身是陈再道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一团；二十六团原为冀南军区新九旅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原为冀南军区新九旅二十七团，只有二十八团是冀南军区第六分区故城、枣南、武城三县游击大队合并组建的运河支队新建的。十一月四日，六旅正式启用番号，辖十九团、二十五团、二十八团，依次改为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

第一次攻击开始，六旅二十八团袭击阎家浅，遭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反击。

二十八团捕捉俘虏，查明阎家浅之敌系四十军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及工兵营等部，四十军军部、三十九师师指挥机关驻在南北左良村。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刘邓指示陈再道、宋任穷：“敌人在构筑工事，准备防御，但阵脚未乱，士气尚旺，我部分主力尚未赶到，决战时机尚未成熟，要各个歼敌，把核桃砸开再吃，不能囫囵吞枣，不要打消耗仗。”陈再道向三个旅的领导传达了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能急躁，这个敌人不简单，从两天的实战情况看，敌人还是能攻善守的，而且武器装备比我们强，简单地冲击几下不能解决问题；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我们决心集中四旅、六旅两个旅主力攻击阎家浅之敌。

十月二十六日十六时，陈再道得到报告：发现敌人从高庄、阎家浅一线向南收缩。

孔庆德指挥部队占领高庄、王庄、张庄一线，派十一团、三十一团向南追击。

周发田指挥二十八团一度占领阎家浅，但三十九师从北左良出动一一五团一个营，与一一七团合力反击，周发田支队二十八团不能支持，退出村子，三十九师再一次占领阎家浅，并迅速用大量麻袋装土抢筑工事。

十月二十六日晚九时，第二纵队奉命再次向阎家浅之敌展开攻击。

守卫阎家浅之敌，是战斗力较强的四十军第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及四十军工兵营等部。

担任主攻的是二纵周发田支队，实际上已经改为第六旅，但还没有对外正式启用番号。

周发田以第十九团、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七团、第二十八团，轮番进行强攻。晚上二十二时，周发田支队从两面攻进村内，与敌激战。守敌三十九师之一一七团和一一五团的一个营拼命防守。战至拂晓，周发田支队只占据村西的部分民房院落。陈再道一直在前线观察，看到情况，直到无法攻克，立即命令六旅巩固已得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晚上再攻。

战至十月二十七日，二纵给三十九师以大量杀伤，但三十九师守军凭借工事顽强固守，二纵六旅四个团轮番攻击攻击仍未得手。

十月二十七日黄昏时，为防夜袭，刘树荣下令将靠近周发田支队占领地附近的民房全部焚毁，在其驻地外围燃起照明火堆。在无遮无掩的沙地上，企图偷袭的话，就会成为工事里的守卫士兵的活靶子。

马法五和司元恺深知，失去阎家浅，就等于失去进可攻、退可守的滏阳河天然屏障，其前进计划将会破产，下令一一五团一个营携带弹药增援闫家浅村坚守。

当夜二十四时，第三次攻击开始，周发田支队第二十七团、二十八团轮流上阵，连续攻击，战至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伤亡很大，周支队停止攻击，先行巩固已得阵地。

团长李开道、政委王新指挥二十八团多次进攻，都被三十九师击退。团长梁俊亭、政委杨杰指挥二十七团继续猛攻，也被炮火所阻。

在打退二纵周发田支队进攻后，三十九师副师长刘树荣指挥一部发起了反冲击，也被周发田支队用机枪、手榴弹击退。激战一夜，双方伤亡惨重，阵地仍维持原状。

攻受双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崔曲与闫家浅两个村庄上。

阎家浅距邯郸市只有十三华里，按正常的行军速度一个多小时就到。邯郸为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首府，邯郸被敌占领，将引起全局震动。因此，必须将阎家浅之敌围困着，并相机消灭。对于国民党军来说，邯郸城楼已经遥遥在望，再努一把力，就可打入邯郸，立下大功。

马法五在电话中给阎家浅守军下了死命令：“一定守住阎家浅，并相机冲出，去攻邯郸。攻下邯郸，每人升一级，赏大洋十块。”

刘邓对陈再道下了死命令：“攻不下阎家浅，就要掉脑袋。”

陈再道坚决表示：“请刘邓首长放心，只要有我陈再道在，国民党军就休想跨进邯郸一步。”

十月二十八日晚，二纵和一纵同时向四十军实施总攻击。

陈再道、宋任穷命令，第六旅继续从西面强攻阎家浅国军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一一七团；第四旅从东面攻击村东之桥头堡，防止国民党军渡河南逃。

当晚，十九团、二十八团攻击阎家浅，与敌展开激战。十九团集中了三十个掷弹筒集中射击，不少炮弹落在国民党军的一一七团团部，炮击之后，守敌乱作一团，开始涉水南逃。同时，第四旅部队也将守桥之敌全歼。

战至十月二十九日上午， 阎家浅终于被二纵攻占，东面崔曲也被一纵占领。

东线四十军一0六师的一个团在崔曲一带被我六旅歼灭大半，三十九师的一个团在阎家浅也被二纵队歼灭。崔曲守敌一0六师被歼一个团，阎家浅守敌三十九师也被歼一个营。下午，崔曲、屯庄、阎家浅之 敌分头向南溃退。

攻占阎家浅之后，刘伯承在电话上说：“祝贺你们消灭了阎家浅之敌。”

就这样，第一纵队向驻守崔曲、赵庄的敌一〇六师实行东西两个方向的钳形攻击；第二纵队对阎家浅敌三十九师一部进行猛烈攻击。到29日拂晓，争夺崔曲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而阎家浅守敌在一部被歼后，其主力则越过滏阳河东窜，二纵歼敌一个营。

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连续向崔曲增援，刘邓的北集团军则集中兵力连续向崔曲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迫使崔曲之敌突围。而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则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占领崔曲和赵庄，在运动中歼一0六师一个团，由此打开了敌军整个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缺口，整个战役迅速发生了变化。

这一仗，显示出刘邓作战的特点，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打崔曲村，集中四个团十二个营围攻李振清五个营，打闫家浅则是周发田指挥四个团十二个营攻击国民党军三十九师五个营。

陈再道后来回忆：

夜间，我二十八团继续向守敌展开攻击，攻了多次未奏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我们部队伤亡也很大。接着，二十七团向守敌攻击，也没有攻进去。但我们仍坚守阎家浅村西部分民房。阎家浅距邯郸市只有十三华里，按正常的行军速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邯郸城楼对敌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为了挫敌锐气，二十八日晚，我们和一纵同时向敌四十军实施攻击。一纵攻崔曲守敌一O六师；我们二纵攻阎家浅之三十九师。我们令六旅继续从西面强攻阎家浅；四旅从东西攻击村东之桥头堡，防止敌人渡河南逃当晚，我十九团、二十八团攻击阎家浅，与敌展开激战。十九团集中了二十个掷弹筒集中射击，不少小炮弹落在敌人团部，守敌乱作一团，开始涉水南逃。同时，四旅部队也将守桥之敌全歼阎家浅终于被我攻占。东面之崔曲也被一纵攻占。打先锋的敌四十军遭到我迎头痛击，开始向南收缩了。

攻占阎家浅之后，我们打算乘胜向南展开攻击.为此，我请示了刘伯承司令员，刘司令员在电话上说，东面杨勇率领的独立旅、骑兵团和西面十七师等部队都赶到了，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你们要准备向南打，但不要打马头镇地区的新八军，李达参谋长正在和高树勋谈判。

马头之变

刘邓从彭城以南追回王定南。刘邓在峰峰前方指挥所向王定南说明，你要立即去说服高树勋当机立断就地起义。刘邓选派曾与高树勋将军有私交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室主任申伯纯和靖任秋，协助王定南到高部做高树勋的工作。

王定南等穿过火线于马头镇会见了高树勋，转达了刘邓首长对他的期望和要求。

当王定南向高转达了刘邓首长的意见后，高神情上显得特别紧张，情绪非常不安，思绪纷乱，在室内来回踱步，很久不说一句话。高毕竟是一个旧军人，他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矛盾，但要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一步迈得确实很困难，他原来缺乏这种思考，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现在摆在他眼前的现实是：要么替蒋介石殉葬，和三十军、四十军一齐被八路军消灭；要么就地起义，站到反对内战一边，再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马法五集团部队已被包围，滞留在这里一个星期了，东线马法五的四十军，一0六师大部已被一纵在崔曲村消灭，三十九师一个团已在阎家浅被二纵吃掉，新八军前沿的一个团也有较大的损失。要后退不仅八路军不放走，蒋介石也不会同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说话了：“起义！看来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反对蒋介石，不打内战，我有这个勇气，只是有二点……”高向王定南等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三十军、四十军都是老西北军的部队，怕西北军同仁再像我杀石友三时那样，对我不理解；

二、夫人刘秀珍与我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已和唐宏强经开封转徐州，然后去天津。现正在徐州，怕起义后，蒋介石加害刘、唐。

本来刘邓部队准备于十月二十八日子夜发起对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的总攻，但为了等待高树勋将军起义，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迟了。

经过王定南、申伯纯等的耐心工作，高树勋终于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定了战场起义的决心。

刘邓首长接到高已决定起义的报告后，立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作为全权代表，通过火线到高部来看望高树勋将军。李达原是老西北军的人，一九三一年参加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宁都起义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们一见，非常亲热，畅谈了他们分别十多年的情况，李达说：高将军能在当前中国两种命运搏斗的紧要关头，毅然高举义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其深远的政治意义不亚于十多年前的宁都起义。

高、李会谈后，高更坚定了就地起义的决心。十月二十八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指挥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高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召集总部科团以上军官训话，宣布起义，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

王定南回忆：十月三十日下午，高树勋召开了新八军军部军官会议，高在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他要率部退出内战。他的讲话，引起大部分军官的共鸣。也使一部分人惊愕和不安。当时的军官里，蒋介石派来控制高部的主要人物、新八军军长胡伯翰，事前就被高树勋设法赶走了，剩下新八军参谋长王有度，人很胆小，不敢出面反对。总部军务处长袁家洪当时想起来反对，他刚站起来要张嘴说话，高树勋马上把眼一瞪，把桌子一拍，严厉地说：“袁家洪，你想干什么?”把袁家洪给镇住了。会议开完之后，高树勋即下令所属部队原地待命。又命令特务营长孙元儒严密警戒，不准任何人离队出走。

高一宣布，大部到会军官惊恐不安，不知所措。但他备述蒋介石不抗日，排斥新八军，抢掠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罪状，引起多数军官的共鸣；更多的人长期追随高先生，以高为是，赴汤蹈火，愿意跟着高走。并非所有的高树勋部将都赞同起义，像新八军副军长马润昌、参谋长王有度、参谋处长袁家洪、暂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挺进纵队司令杨清植等立场不坚定分子，就企图阻挠起义，只是在高树勋将军的威慑下而不敢行动，最后他们有的干脆直接偷偷潜逃，有的要求回蒋管区；高立即同意他们的请求，并派人送出解放区。

接着，高树勋向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和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打电话，争取他们参加起义，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国民党方如闻睛天霹雳，惊慌失措，高树勋部战场起义，对正傲慢地准备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团无异晴天霹雳。用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军史的话说： “变生肘腋，全线混乱。”他们已丧失固守的信心，慌忙掉头南撤。

几天来，高树勋由于过份的紧张和激烈的思想冲击，虽然是走向了革命，但眼前的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了，要彻底变成自觉的革命行动还需要时间。所以，在宣布起义后，显得异常疲惫，许多善后工作和应付复杂混乱的局面，全靠王定南、申伯纯等同志来协助处理。

高树勋指挥部的电话黎明时已与刘邓的指挥部接通，三十一日上午九点，刘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都来到高总部看望他，当天下午，高树勋率领起义部队（含河北民军）一万多人，撤出内战战场，开往武安县伯延村。一路上，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这时才变得精神焕发，显得异常激动。

十一月一日早上，新四军第四师便衣队潜入徐州，救出高树勋夫人。八点乘车出发，八点半进入新四军控制区。高夫人才出徐州，九点钟国民党宪兵四团由南京空降徐州，乘汽车直奔高住处捕人，结果扑空。

十一月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高发来贺电：“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戌绥。”同一天，晋冀鲁豫党政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同志也发来贺电。

蒋介石对平汉战役比上党战役要看重得多。他在十月二十九日日记中写道： “共匪又在漳河以北马头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止我孙连仲部北进，到处发动攻势。晋南长治据点亦于上周为匪攻陷，故平汉北段比较吃紧也。”十一月二日的日记记载：“平汉路与陇海东段，暂置缓图。”十一月三日日记记载：“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部，竟被共匪在磁县以北阻制，其高树勋部且突然叛变，至今尚无下落也。”蒋介石的注意重点已转到由杜聿明指挥第十三军、五十二军从陆路向东北进军，平汉路的战局只能暂时搁置。十一月六日，孙连仲致电蒋介石: “拟请钧座对职严予处分，以彰赏罚。”蒋介石当日批示：“所谓处分一节，应勿庸议。”蒋介石已无可奈何了。

冯子彬时任高树勋新八军暂二十九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建国后是沾化县实验中学的教师，他后来回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新八军、三十军、四十军并排着沿平汉线推进。过漳河后，新八军驻扎马头镇(属现河北省邯郸市)。期间为邯郸战役期间，我营数次与对方交火。此时，高树勋已由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升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这年秋天一天夜间，团长忽然集合营长于团部开会说：“高先生(高树勋)在抗战胜利后，对再起内战不以为然。现在宣布自己成立一个番号，叫‘和平建国军’。不依靠八路军，不依靠中央。不打八路军，不打中央军。独立于此，争取国人支持。现在即和八路军和谈，想我们新八军的官兵会全力支持和拥护的。现在一面传达，一面征求大家的意见。”

最使我担心的是：多少天来的战斗都是我营打的，对方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放下武器，他们要惩治我们这些顽固分子，我们怎么办?考虑到个人后路，我们决定离开这个环境。在随部西移过程中，我们团的营长们在团部开了个碰头会，决定要离开新八军。于是，全团脱离大部队向南走去，渡过漳河与孙连仲司令长官的部队会和。

这样，新八军除了王敬鑫团撤走南去，余者都自然归了解放军。高树勋在抗战期间独立支撑冀鲁边区广大地域的局面。由于不是嫡系，中央仍认为他是嫡系之外的杂牌。其转移到后方后，仅受到蒋介石一次召见，武器、被服的补充，装备待遇的改进根本谈不上。

抗战胜利后，高部渡漳河北上本是部队应有之责，但胡宗南在高级将领会上大加申斥，凡此种种高自积愤难平。设如没有胡宗南在高级将领会议上的无辜斥责，在己方用人之际，高未必会走到彼方去。

对高的举动，我是理解的。抗战同是和日寇拼命，因为派系不同为国出力的价值而各异，这种价值观极大地刺激了仁人志士之心。除此，高率部起义的近因则当是解放军善于做瓦解敌方的政治工作。

高的起义导致同驻邯郸的三十军三十师师长战死，炮兵等重武器全部丢失，各营被打得狼狈不堪。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被俘，主力损失惨重。

高的起义发生在国共双方初步接火之时，双方刚一交手这边即损失了三个军，即使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也未曾在一次战斗中遭受过如此重大之损失。为彼方胜利之立功者，当首推高树勋军长之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评价过此事。

脱离高部后，王敬鑫团变成了三十军三十师的九十团，我仍任二营营长。部队驻豫北。一九四六年，三十军由豫北转驻山西，后转陕西西安。当时，我们营驻西安东门外永宁庄。在那里，以同乡关系我认识了淑媛在西安的一家人。淑媛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和淑媛晤面之后，我就深有一见如故之感。后经山东同乡陈质芳的进一步介绍，我们于一九四八年五月订婚。同年八月，我和淑媛的婚礼在华清池举行，成了完美的终生伴侣。以后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完善美满的家庭由此奠定。后来，因王敬鑫团长升任三十师师长，我担任三十军三十师九十团团副团长。

一九四九年，驻守西北的部队由裴昌会指挥向南入川。三十师在此途中作战失利，王敬鑫师长阵亡。我及我跟前的几个人因担负掩护任务，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辗转与部队会合。与大部队失联期间，部队中曾传言我已牺牲于阵地上，并有见者。言之凿凿，只是瞒着淑媛不让她知道这一“噩耗”而已。当我回到部队以后，大家都惊喜万分。

一九四九年后半年，国内总的形势已成定局，原执政者已无挽回颓势的余地。一天，军部召集团级军官开会，谓上级已与解放军接了头，对方会保证我们人身安全、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一视同仁等等。既然能承诺生命安全，败军之将已即足矣。

起义后，我被调往万县军大，后又进入重庆华大学习，之后分配到重庆第二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此时的队列条令，用的是苏联部队的。人们都在学中教。为了符合国情需要，无形中产生了中苏合璧的操练形式。抗美援朝之役开始后，战场上需要人，我们有调朝鲜战场的可能。后来，板门店停战谈判告成，我们不会再分配去部队的这伙人，就成为复员对象了。

一九五二年夏初，我们由重庆登轮下驶达汉口，换乘火车辗转抵达济南，而后各自坐汽车还乡。我回到沾化县，到政府递交手续。抵乡当日，我哥赶着大车接我和董淑媛、孩子回家，见了父母之后，悲喜交集，不由得掉下眼泪。转业回家后，我曾从事农业生产，还与淑媛一起做过裁缝。一九五六年暑期开始，教育局、民政局安排我们夫妻两人在沾化县黄升高小教书。我与董淑媛先后被分配到古城镇联小和联中，一九八四年我调到沾化师范，后调沾化实验中学，工作到退休。一九八四年我担任沾化县政协副主席，享受处级待遇，一直到一九九0年。我育有两子两女，与妻子住沾化县实验中学教师宿舍楼，有退休工资有自己的住房。（灵犀一指）

来源：江右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