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同志于革命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两次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著名题词，其意义深远。首次题写发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当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同志在获悉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于延安窑洞中亲笔题词。然而因战时条件所限，该题词在辗

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同志于革命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两次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著名题词，其意义深远。首次题写发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当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同志在获悉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于延安窑洞中亲笔题词。然而因战时条件所限，该题词在辗转传递过程中不幸遗失。直至一九五七年一月，为纪念刘胡兰烈士牺牲十周年并筹建纪念馆，毛泽东同志应共青团山西省委请求再次题写相同内容，此次题词得以完整保存并成为现今广泛传播的版本。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文献保存的艰难性，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英雄楷模的高度关注与精神传承的持之以恒。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字题词虽言语简练，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与价值导向。从语义结构分析，前后两句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生的伟大”强调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死的光荣”则深化了牺牲的精神内涵，升华为具有崇高意义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这种表述构建起无产阶级革命者特有的生死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死亡的意义不在于终结而在于永恒。

从历史语境解读，该题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政治功能。刘胡兰同志就义时年仅十五岁，其“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与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坚定性的典型象征。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褒奖，更是一次动员：它昭示着在革命斗争中，个人的牺牲将与集体事业的胜利融为一体，个体的生命价值将通过解放事业得到升华。这种价值引导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特殊时期，极大地激发了军民斗争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题词的传播过程本身也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首次题词的遗失恰从侧面印证了革命战争的艰苦卓绝。而十年后的重新题写，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英雄记忆的珍视与传承。在和平建设时期重现战争年代的题词，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现实的启迪：它提醒我们虽环境变迁，但革命精神必须代代相传。这种跨越时空的题词行为，本身就成为连接革命与建设两个时代的精神桥梁。

从文化影响维度考察，该题词已超越具体历史事件，升华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经典符号。其工整对仗的句式结构便于传诵，深刻的内涵适合多维度解读，使之成为宣传系统诠释英雄主义的范本。通过教材、文艺作品、纪念设施等渠道的持续传播，“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已内化为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体系中，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在于对人民事业的贡献，个人命运只有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才能实现最大价值。

毛泽东同志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历史过程和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英雄个体的礼赞，也是对集体价值的弘扬；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超越时代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深刻理解和传承这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崇高精神，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持续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