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近一半的十亿美元级初创公司（也就是“独角兽企业”）是由移民创办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仅是美国创新引擎中的重要齿轮，更是在许多前沿领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美国近一半的十亿美元级初创公司（也就是“独角兽企业”）是由移民创办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仅是美国创新引擎中的重要齿轮，更是在许多前沿领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所有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中，有高达44%出生在美国以外。其中，印度移民在这一群体中占据领先地位。这不仅凸显了印度工程和商业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也说明美国的创业生态系统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方面依然具有强大吸引力。
移民企业家带来的不仅是多元化视角和跨文化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创新突围的能力。这种“逆境驱动型”创业精神，恰恰是硅谷和更广泛美国创新生态的DNA之一。从谷歌到Stripe，从Instacart到Databricks（其中就有华人背景），许多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背后都有移民创始人的身影。
对美国 500 家独角兽公司背后 1078 位创始人的分析发现，474 位创始人（即 44%）并非在美国出生。也就是说，美国最成功的创业者中近半数来自国外。
印度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移民创始人榜首，共有90位独角兽企业创始人脱颖而出，其中包括TriNet Zenefits的Laks Srini与AppDynamics的Jyoti Bansal。以色列紧随其后，贡献了52位创始人，代表人物有在线教育平台Coursera的联合创始人Daphne Koller、家居设计平台Houzz的Adi Tatarko，以及保险科技公司Hippo Insurance的Eyal Navon。
来自加拿大的42位创始人中，既有Slack的Stewart Butterfield，也有Vice Media的Shane SMITh和Cloudflare的Michelle Zatlyn，都是各自赛道中的引领者。
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实际上，斯坦福的研究共识别出来自全球65个国家、遍布六大洲的独角兽创始人。这些创业者为美国科技生态注入了多样性和创造力：
欧洲：英国（31位）、德国（18位）、法国（17位），再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创业集群，构成了欧洲科技人才的重要输出地。亚洲：印度以90位稳居首位，中国大陆（27位）与中国台湾（12位）紧随其后，日本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贡献了多位创始人。
拉丁美洲：来自巴西（9位）、阿根廷（4位）和危地马拉（2位）的创业者展现了南美日益活跃的创业潜力。
非洲：南非（5位）和津巴布韦（2位）也有代表性人物，他们正从非洲大陆走向世界科技舞台。
大洋洲：澳大利亚（8位）与新西兰（6位）持续为全球科技公司提供有力支持。
例如，来自津巴布韦的Paul Maritz（Pivotal Software），从埃及移民到美国的Amr Awadallah（Cloudera联合创始人），以及危地马拉的Luis von Ahn（Duolingo创始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世界级的技术专长，还将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融入到产品设计和市场判断中，发现了许多本地创业者可能忽视的机遇。
数据显示，8%的美国独角兽公司（即 1108 家中的 88 家）最初是在美国境外创立，然后才搬迁到美国的。
所谓“移民效应”，在创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更可能决定一家初创企业能否跻身全球顶尖行列。
研究发现，以色列初创企业一旦搬迁至美国，其成为独角兽的几率是留在本国的9倍。印度初创公司移居美国后的成功概率也提升了6.5倍，而英国企业则增加了2.5倍。这个趋势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行业，而是跨地域、跨领域的普遍现象。
Slack，这款全球广泛使用的企业通讯平台，创始团队来自加拿大；Unity，支撑全球大多数3D游戏引擎的巨头，最初起源于丹麦；Headspace，为数亿人使用的心理健康工具，由一位前英国和尚在美国成功打造。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创新起点并不在硅谷，但最终都选择了将总部或业务核心迁至美国。而美国所能提供的，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创业生态系统：这里有风险资本的深度、有全球顶尖人才的聚集、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更有开放、多元、鼓励试错的文化氛围。
当国际创业者踏上美国这片创新热土，他们的第一站往往不尽相同。尽管加利福尼亚州仍然是全球独角兽公司最集中的“引力场”，但越来越多的数据揭示了一幅更加多元的地理分布图。
例如，对于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初创企业来说，纽约往往比加州更具吸引力。这或许与纽约在金融科技、保险科技、媒体等行业的强大资源基础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加州更适合硬科技、AI、平台级软件等垂直赛道的扩张。
更有意思的是，15%的美国独角兽公司在从成立到成长为独角兽的过程中至少搬迁过一次总部。这说明，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会根据战略需要，重新评估“地利”的重要性。数据显示，最受青睐的搬迁目的地包括加利福尼亚、纽约、马萨诸塞州和德克萨斯州，它们分别代表了硅谷创新、东海岸资本与市场资源、高等教育科研资源，以及新兴科技与低税收环境的结合。
地理位置远不是一个纯粹的行政地址问题，它决定了公司能否接触到合适的人才、获取关键的资本支持、获得有效的政府扶持，甚至影响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品牌定位。例如，生物医药公司可能更倾向于落户波士顿周边，以依托哈佛、MIT等科研资源；而Web3、AI相关初创则常聚集于旧金山和帕洛阿尔托周边，借助密集的技术社区和风险投资圈。
国际人才对美国科技行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创始团队本身，他们已深度嵌入到公司的各个运转环节。
通过对191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独角兽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公司合计雇佣了约37.5万名员工，但只有38%实际位于加州本地。其余三分之一分布在美国其他州，另有近三分之一则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一数字令人侧目深思，也重新定义了“硅谷公司”的含义。
在海外分布中，印度再次展现其全球技术外包和远程协作的优势，占据了加州独角兽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6%，是最主要的国际人才集中地。这不仅源于印度庞大的工程师人口红利，也得益于其高度成熟的技术服务生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案例值得特别关注：
Eventbrite：17%的员工位于阿根廷，充分利用了拉美地区时区接近和人才成本优势；Thumbtack：21%的员工来自菲律宾，表明在客户服务、支持运营等方面，东南亚依然是核心支撑力量；Evernote：其12%的团队在智利，显示出南美市场在技术和运营上的独特价值。这些数据说明，“硅谷公司”其实早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全球协作网络。技术发展、远程办公工具的普及，加上跨境人才流动的便利性，让美国科技公司具备了“全球招人、全球运营”的能力。
如果将每个国家在美独角兽创始人的数量，与该国第一代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对比时，一个关于“独角兽生产力”的新维度浮现出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每10万名第一代以色列移民中，竟有43.4位成为了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堪称全球最高。新西兰紧随其后，每10万人中有37.3位，而比利时也表现不俗，为24.4位。这三者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显示出其移民群体在美国创业生态中所释放出的高密度创新潜力。
相比之下，印度的“独角兽生产力”仅为2.5，加拿大为5.3，看似逊色不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移民的创业表现不突出。事实上，印度创始人总数高达90位，是所有国家中绝对数量最多的。这说明印度在“广度”上占据优势，而不是“密度”上的突出。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移民群体在美国的创业路径差异。影响这些路径的因素包括：
教育背景：以色列和比利时等国的创业者，往往拥有技术与管理高度融合的教育系统，如以色列的“8200部队”被誉为科技创新的黄埔军校；专业网络：一些国家的小而紧密的移民圈，如新西兰或以色列，可能在美国形成了更有力的创业互助生态；资本支持：部分国家的创业者更容易打入美国主流投资圈，这对于早期融资至关重要；行业聚焦：高“独角兽生产力”国家的移民，往往集中在特定赛道（如以色列移民聚焦网络安全、中国移民一般聚焦在半导体和制造业等），更容易形成突破。因此，所谓“独角兽生产力”，并不是对某一国移民贡献的评判标准，而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各国人才在美国创业土壤中，如何结合自身背景与生态资源找到最适合的生长方式。
斯坦福风险投资倡议的研究再次印证：创新不设国界，突破源于融合。美国独角兽企业背后的移民与本土力量，正体现出多元背景间的深度协同。这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的最佳注脚，也为各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力启示。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谁能更好地吸引、包容、激发全球人才，谁就将在新一轮科技竞赛中占据先机。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