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石川琢磨这个名字，在侵华日军的高层名单里并不算太耀眼。但回望他走过的轨迹，其实不少细碎之处值得琢磨。日本明治时代，军官的选拔像流水线一般标准化。石川的起点也挺标准：1894年出身，1916年士官学校毕业，没什么出格的背景。同期同学扎堆都成了日本陆军的骨干，
提起石川琢磨这个名字，在侵华日军的高层名单里并不算太耀眼。但回望他走过的轨迹，其实不少细碎之处值得琢磨。日本明治时代，军官的选拔像流水线一般标准化。石川的起点也挺标准：1894年出身，1916年士官学校毕业，没什么出格的背景。同期同学扎堆都成了日本陆军的骨干，何应钦、谷正伦、重藤宪文，这些名字后面中国史书里都绕不开一句，但和他们比，石川早年的经历记录得特稀碎，好像档案被雨水打湿了一样，既断断续续，又没多少深刻的信息。
真要说他生涯的拐点，那还是1938年底，第十三师团参谋长这职务，给他带来了实打实的“舞台”。湖北应城、京山一带，当时就是个硝烟炮火的圈子。石川和师团长荻洲立兵同在前线。第十三师团被冈村宁次纳入第十一军，随枣会战是大头戏。那场仗里，师团下属的步兵第103旅团和张自忠的部队对上，吃了不小的亏。据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日军在随枣遭遇了第三十三集团军的顽强抵抗，伤亡数百人，这数字在当时其实算高的。石川在其中并不是一线主角，却是幕后调度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常跟“策划”、“协调”等词挂钩，可知道真正在沙场上喊杀的人基本没他份。
荻洲立兵调离后，师团由田中静一接手。石川还在参谋长位置上，实打实成了田中的左膀右臂。长沙会战期间，第十三师团的队形和攻防策略里，不少痕迹都能看出他参谋团队的手笔。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师团本质上是第二师团的“旧人”，战斗力都还算整齐，比起那些杂牌部队要强一个档次。很多前线攻坚都指定他们上，说到底，石川那套严密但带点教条的战术，是有点用，但也不算突破创新。从我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查到的师团日记来看，他们的攻击流程都是固定步数推进，风险评估板上钉钉，但因应变化能力有限。这点可能和石川的思维方式有关，他比较信赖套路，缺乏灵光一现的灵活，结果就是很多仗打下来声势很大，实际效果一般。
到了1940年，突然调回本土到预科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队长。这转换挺突兀，不算升迁，更像是被“冷处理”。培训学生兵这活，照理说不出彩，但有人说这是“褒奖”，毕竟把在中国战场的经验传授给新兵。有些历史学者私底下认为，石川其实在随枣、长沙一系列会战里表现不及预期，才被调离。不管如何，他在学校里待了两年，其实也算捡了个轻松活。
然后事情又有点回转。1942年，他又被带回中国，出任第十一军参谋副长。阿南惟几当司令官，木下勇做参谋长，这两人对石川算是熟人。全军指挥权期间发生交接不畅，档案上记载，冢田攻迟迟不到任，石川一度需要顶上不少协调事务。这段时间他升了少将军衔，但权力的上升带来的是职责间的模糊，指令传达经常环环相扣—信息断层也多，他们甚至有时候靠口信做决策。是不是有些荒唐？但战争时期本就不缺荒唐事。这些繁杂，有点体系混乱的时段，石川的“缝补”本领其实被派上用场。
再后来看，1942年底，石川被突然空降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接替川口清健任步兵第35旅团长。瓜岛大争夺，没少让日本军部头痛。美军那边，全力防守机场，日军多次发起攻击都没能打下来。石川上岛后，任务其实很鸡肋—收拢残兵、补充兵员。他根本没有时间精心部署太多新计划，美军的火炮压制太凶猛，师团伤亡不断增加。据美国海军部队战报，1943年初岛上战斗失利日方死亡过千人。其实说到底，第35旅团到最后只是个残部。石川在这里充其量就是收拾残局，这种事肯定难有好声望。他三个月后又被召回日本，转而加入预备役，那种无功无过的结局，和他原来在中国的风风火火形成反差。
这时候细致看下，他之前在中国战场恶名昭彰，很多地方留下过深刻的阴影。石川跟随师团长开展的几次战役，都涉及大量屠杀、抢掠，档案资料记载他是策划“清剿”行动的直接负责人之一，还多次签署强制驱赶、处决命令。不客气地说，他是战争罪责链上的重要环节。这里又有个矛盾，他本人从不在一线直接命令杀戮，档案里对具体指令记录不详，但因体系闭环，这类责任很难洗脱。
但他能做到每次更换职位，自己总能全身而退，这点也许不只是个人能力，更是环境使然。东部军司令部附、釜山要塞司令官这些位置，说起来都是后勤类，技术含量没那么强，却境遇稳定。特别是釜山岗位，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全员向美军投降，整个过程都比较顺滑。部分历史研究者推测，石川在这里转身成了“交接官”，漂亮地避开了所有正面冲突。这是不是说明他谨慎自保的能力很高？还是说时代给了他一个软落地？我一时也难断定，史料到此手脚也乱了。
战后经历，有些说法缺乏权威佐证。只知道他死于1959年6月，生前获功四级金鵄勋章，这在那些侵华日军中也算常见。日本方面很少大量报道退役将领的晚年，官方资料只留了个“荣誉退役”的记号，细节像被抹去了一样。不知他的内心是否有后悔，但他的“消失”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处理方式更多是模糊与遮掩。
看回整个职业生涯，石川琢磨身上有着日军高级军官特有的模式化，也有着那些历史灰色地带的复杂。很多时候他被当做幕后推手，实际所用手段是体系规则里的常规，无论是参谋还是旅团长这两个阶段，总是缺乏真正独立的判断。我个人觉得，与其说他是大奸大恶，不如说他是体制化负责人的标杆，缺乏独立性，中规中矩，但在体制内部极度有效。
不过也许不对，细致分析，他辅佐的几位师团长，荻洲立兵、田中静一，这些人手下战功都有很高评价，而石川琢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基石也是推手。有学者认为他是“理性中的冷酷者”，另一些却觉得他无非是流程里的一颗齿轮。两种观点互相矛盾，但也符合事实，他本身既是“犯错者”，又是“那种听命于他人的人”。
再说一个小插曲，根据近年发表在《战史研究》上的分析，石川在预科士官学校期间，曾要求学生兵每日反复操演“敌后突围”，这种做法被校内教官批评太死板，但后来实际上，这批被训练过的士兵普遍在前线战死率提高了。有人认为死板的战术给士兵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也不太对吧，有人说严格训练才能守住底线，但只靠死板考虑真的行得通吗？那一套到底效果是不是好，怎么也说不清楚。
历史对战争罪责的归属很难一刀切。石川琢磨既不是最残忍的军官，也绝对不是无辜的。他具体指令虽存争议，但结果毫无疑问是参与者之一。他的官运轨迹像是日本军制下的样板—频繁流转但从不真正负责最前沿，这是那种冷静理性和现实狡猾混杂的典型表现。对石川如此的人，不管说他无能或是巧于自保，都不会错误，谁都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模式化和个性混杂，结果再看，只能说他是日本军官里最普通但最真实的代表。
结尾简单说一下，这些线索合在一起，石川琢磨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日本军官的缩影。他做过什么，怎样离开，是否后悔，没人能完全说明白。只有那些零散数据、模糊记载、和最终留在卷宗上的几行字，告诉我们：历史中有些人名，终归不过是环环相扣的一环，问题怎么也说不清楚，有些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来源：松窗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