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罪名是“通匪”，可谁都清楚，真正让他走上绝路的，是一段陈年旧事，一次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一纸枪决令，要的是一个抗日名将的命。

罪名是“通匪”，可谁都清楚，真正让他走上绝路的，是一段陈年旧事，一次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这事，得从1949年，一个叫刘安琪的黄埔三期学弟，给了他这位一期学长一个下马威说起。

那年开春，李玉堂揣着代总统李宗仁签发的山东绥靖总司令的委任状，意气风发地去了青岛。

按理说，他就是山东这块地盘上最大的官了。

可到了地方才发现，说了算的，是手握青岛防务和重兵的第11绥靖区司令刘安琪。

人家压根不拿正眼瞧他，开会不请，调兵不动。

为啥？

因为刘安琪听的是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的，而给李玉堂任命的，是李宗仁。

李玉堂这个“总司令”，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是个空架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当“光杆司令”了。

这位当年在长沙城下打得日军哭爹喊娘的悍将，不知从何时起，官是越做越大，手里的兵却越来越少，最后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把他推向深渊的，不是战场上的败仗，而是他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情”。

说起抗战时的国军猛将，山东人占了半壁江山。

老百姓口中有个说法，叫“三李不如一王”，指的是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三个人，加起来都不如一个王耀武。

这话在大多数时候没错，但在抗战最胶着那几年，李玉堂和他带出来的第十军，是全中国唯一一支能跟王耀武的74军掰手腕的部队。

现在很多人一提74军，就想到万家岭大捷、上高会战，觉得那是“抗日铁军”的巅峰。

可仔细扒拉一下战史，万家岭是好几个军协同作战的结果，74军主要是打阻击；上高会战，日军那边派来的几个师团，有临时拼凑的，有出了名不爱打仗的，胜仗的成色多少有点折扣。

可李玉堂的第十军不一样，他们啃的全是硬骨头。

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李玉堂的成名作。

当时日军最精锐的两个师团，气势汹汹地杀过来。

守长沙城的，只有李玉堂的第十军。

兵力、装备都差一大截，天上是日军飞机扔炸弹，地上是重炮轰鸣。

第十军的弟兄们硬是用命去填，在长沙城里跟鬼子一条街一条街地抢，一间房一间房地打。

打到最后，连日本人都服了，在战报里写：“此次攻长沙，遭遇之抵抗，乃事变以来所未见。”

这一仗，直接把李玉堂送上了神坛，拿了青天白日勋章，升了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耀武都亲自带着74军的高级军官，跑到长沙参观第十军的阵地，学习人家的防御战术。

后来74军打常德保卫战，很多战术就是从李玉堂那学来的。

那时候，蒋介石要在南方搞两个换装苏械的“攻击军”，作为反攻的拳头部队。

候选名单上，就是王耀武的74军和李玉堂的第十军，让蒋介石自己都犹豫了半天，不知道该把宝押在哪一个身上。

这说明，在最高统帅眼里，李玉堂和他的部队，分量一点不比后来的“五大主力之首”轻。

可好运，似乎到此为止了。

李玉堂碰上了他军旅生涯里最大的“贵人”，也是最大的“克星”——薛岳。

薛岳，外号“老虎仔”，广东人，不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但在国民党军里是出了名的能打，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

李玉堂呢，黄埔一期，正儿八经的“天子门生”，蒋介石的嫡系。

在派系林立的国军里，一个嫡系将领和一个杂牌大佬走得太近，本身就是一件犯忌讳的事。

他俩的关系，开头并不愉快。

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瞎指挥，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拆得七零八落，到处救火，结果损失惨重。

打完仗，薛岳为了推卸责任，还把锅甩给了李玉堂，让他背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

按理说这梁子算结下了。

但薛岳心里有愧，总觉得对不住李玉堂。

所以，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顶着所有人的反对，把守长沙的重任又交给了李玉堂。

他跟李玉堂说，这一仗打好了，之前的事一笔勾销。

李玉堂也憋着一口气，把身家性命全押上，硬是打出了个长沙大捷。

这一下，李玉堂对薛岳是发自内心地感激，觉得是薛岳给了他一雪前耻的机会。

而薛岳也因为这场大捷，威望达到了顶点，有点飘了，对蒋介石、陈诚这些中央大员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蒋介石心里不痛快，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敲打敲打这只“老虎仔”。

这时候，李玉堂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按官场的规矩，他应该赶紧跟失势的薛岳划清界限。

可李玉堂这人有点实在，讲究个知恩图报。

他觉得薛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在薛岳被冷落的时候，他没有落井下石，还是跟以前一样来往。

这种山东汉子的厚道，在蒋介石看来，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

你不踩他，那你就是跟他一伙的。

从那天起，李玉堂脑门上就被人看不见地刻上了三个字：“薛岳的人”。

政治上站错了队，军事上就得倒霉。

先是他的老部队第十军没了。

李玉堂升官后，第十军交给了方先觉。

1944年，这支部队在衡阳保卫战中，孤军奋战了47天，弹尽粮绝，最后投降了。

虽然这事跟李玉堂没直接关系，但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算是彻底打光了。

一个手里没了嫡系部队的将军，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从那以后，李玉堂的官衔越来越高，手里的兵权却越来越小。

先是提拔他当第27集团军总司令，可手下几个军长都不是他的人，谁也不听他的。

内战一开打，好不容易配给他的四个整编师，转眼就被调走了三个。

等他当上徐州下面的一个绥靖区司令，仅剩的一个师还是川军的，没多久也被划给了川军将领孙震。

新来的剿总司令刘峙，跟他八竿子打不着，更不会帮他说话。

到了1947年底，他被派去守兖州，头衔是第十绥靖区司令官。

听着挺唬人，可手下就一万来人，还都是些地方保安团拼凑的杂牌。

解放军大兵压境，李玉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求救。

最后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霍守义的第12军，也是一支杂牌。

结果，1948年7月，兖州城破，李玉堂和霍守义一块儿当了俘虏。

更有戏剧性的是，李玉堂在被俘后，居然谎称自己是伙夫，趁乱跑了出来，一路要饭逃回了徐州。

换成别的黄埔一期将领，打了败仗能活着回来，蒋介石多半会好言安慰，再拨一笔钱让他重整旗鼓。

可李玉堂回来后，等到的却是军法会的审查。

原因出在哪？

还是薛岳。

就在李玉堂逃回来后不久，1948年10月，薛岳给蒋介石上报告，建议让李玉堂去编练新的部队。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蒋介石看到报告，拿起笔就批了八个字：“这个败军之将，庸碌低能，不可再用。”

谁都知道，能打出长沙大捷的李玉堂，绝不是“庸碌低能”。

蒋介石气的，是薛岳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安插自己的人。

而李玉堂，就是薛岳递过来的那颗棋子。

这八个字，基本就给李玉堂的军旅生涯判了死刑。

后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家，薛岳又推荐他，才有了开头去青岛当“光杆司令”那一幕。

再后来，薛岳在广州指挥战役，想调刘安琪的部队，刘安琪不听，薛岳一气之下，又把李玉堂抬了出来。

蒋介石居然也同意了，可那时候大势已去，谁去都没用了。

最后，李玉堂跟着残兵败将退到海南岛，又从海南岛逃到台湾。

一上岸，所有职务都被解除，成了一个彻底的闲人。

1951年，保密局突然找上门，说他老婆和内弟跟共产党有联系，把他俩一块儿抓了。

案子证据不足，初审只判了15年。

判决书送到蒋介石的桌上。

这位刚刚败退到孤岛，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的领袖，看着“李玉堂”三个字，或许想起了那个不听话的薛岳，想起了这个跟薛岳走得太近的“败军之将”。

他提起红笔，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个字：“枪决”。

1951年2月5日，台北马场町，枪声响起。

他的老上司薛岳，在台湾又活了四十多年，一直到1998年才去世，但再也没能掌握过一天兵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李玉堂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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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心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