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从《红岩》英雄到坠落之谜

摘要：这个写《红岩》的作家，书里写了那么多狱中同志怎么用生命保护真相，可他自己死了，真相却被盖住了14年，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期最人物纪就带大家走进罗广斌的死亡之谜。

《红岩》里，罗广斌写了那么多狱中同志用鲜血守护真相，可现实中他自己的死，真相却被藏了14年。

1967年2月的一个清晨，重庆，罗广斌从一栋教学楼的三楼掉了下来，官方很快给出结论，说是“畏罪自杀”。

但他的妻子胡蜀兴怎么也不信，她到现场看到，丈夫是头朝下着地的，台阶上还有血迹，她当时就哭着说：“哪有自杀是头朝下跳的？肯定是被人推下去的！”

这个写《红岩》的作家，书里写了那么多狱中同志怎么用生命保护真相，可他自己死了，真相却被盖住了14年，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期最人物纪就带大家走进罗广斌的死亡之谜。

1924年6月，罗广斌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政府里的小官员，手里有点权力，大哥罗广文更是厉害，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中将，在军队里有头有脸。

家里条件好，父母早早就给他订了门亲事，女方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可罗广斌打小就叛逆，他觉得婚姻得自己做主，死活不同意这门包办婚姻，跟家里大吵一架后，揣着几件衣服就跑出了家门，那年他才18岁。

离开家后，罗广斌跑到昆明，1944年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在这里他才算开了眼界，接触到不少进步学生，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讲抗日救亡，讲民主自由，罗广斌越听越觉得心里亮堂，以前那些迷茫一下子就没了。

1945年，他干脆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年年底昆明爆发“一二一”运动，学生们上街游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罗广斌冲在最前面，还成了罢课委员会的头头，带着大家跟军警周旋，一点都不怕。

后来他又回到成都、重庆，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干起了联络同志、传递情报的活儿，1948年3月，经人介绍，罗广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948年9月，罗广斌在重庆负责地下联络工作时，被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闯进他住的地方，把他抓走了。一开始他被关在渣滓洞的隔离室，后来又转到了白公馆，这两个地方都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魔窟。

在牢里，老党员张国维看他脑子活、能写字，就带着他整理难友们的情况，把大家被抓的经过、狱中党组织的活动都偷偷记下来，这些笔记后来成了他写东西的底子。

特务让他写悔过书，说写了就能放出去，他把纸撕了，说自己没什么可悔的。

1949年2月起，他盯上了看守杨钦典，知道这人家里穷，心里动摇，就天天找机会跟他搭话，跟他说解放军快打到重庆了，别跟着国民党一条道走到黑，杨钦典被说动了，后来真的答应帮忙。

到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杨钦典偷偷打开了牢门，帮着不少难友逃了出去，罗广斌自己也跟着跑了出来。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从白公馆逃出来，身上还带着狱中偷偷藏下的笔记，那些难友们的名字、斗争的细节，他一笔一笔记着，没几天就整理出一份厚厚的狱中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1957年，他碰到当年一起关在渣滓洞的难友杨益言，还有刘德彬，三个人坐在一块儿聊起狱中的日子，觉得这些故事不能就这么埋了，得让后人知道。

他们先是合写回忆录，写着写着觉得不够，1959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干脆决定写成长篇小说，书名叫《红岩》。

1961年书出版了，一下子就卖爆了，全国新华书店都在抢着进货，前前后后印了几百万册，还被翻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连毛主席都夸这本书写得好。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红岩》拍成了电影《烈火中永生》，孙道临演的许云峰，于蓝演的江姐，电影院里场场满座，哭倒一片人。

罗广斌也成了大名人，走到哪儿都有人围着要签名，大家都说他是“用生命写英雄的作家”，单位里还给他评了先进，开会都让他坐前排。

可谁也没想到，1966年夏天，文革的风暴突然刮到重庆。

罗广斌以前的“革命作家”光环一下子没了，红卫兵冲到他家，指着他鼻子骂“地主崽子”“国民党余孽”，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大哥是国民党中将，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写《红岩》就是“歪曲革命历史”。

批斗会一场接一场，他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按着头在台上跪了一整天，从“人人尊敬的作家”变成了“阶下囚”。

1967年2月5日中午，建工学院的红卫兵直接闯进他家，把正在写材料的罗广斌拖了出去，说要“隔离审查”，关在学校教学楼的三楼。

2月10日早上，天还没亮透，同屋被关的人看见罗广斌端着搪瓷盆去厕所打水，刚走到窗边就没了动静。

等大家跑过去，发现他已经趴在楼下的水泥地上，头朝下，血流了一地。

官方很快出了结论，说罗广斌是“畏罪自杀”。

胡蜀兴跑到学校时，教学楼楼下已经围了一圈人，红卫兵举着红袖章拦着，说“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家属不准靠近”。她扒开人群往里冲，看见罗广斌趴在三楼正下方的水泥地上，头朝着台阶，脑浆混着血溅了一片，头发被血粘在地上。她蹲下去摸他的手，还没凉透，眼睛却睁着，像是没闭上。红卫兵要拉她走，她甩开手盯着台阶，从三楼窗户到地面，一道暗红色的血迹斜着拖下来，她突然嘶吼：“头朝下坠楼，哪有自杀是这个样子？他昨天才给我写纸条，说关着没粮票，让我想办法送点进来，要粮票怎么会自杀？”

后来她托人找到当时也被关在楼里的看守杨钦典，杨钦典缩着脖子不敢看她，说那天早上天没亮，听见三楼走廊有争吵声，好像有人骂罗广斌“不老实”，接着“咚”一声闷响，等他跑过去，就看见窗户开着，楼下已经有人喊“掉下去了”。“具体是谁推的？没看清，红卫兵都戴着帽子，人又多……”杨钦典话没说完就摆摆手走了，再没露面。

胡蜀兴不信“畏罪自杀”，天天往革委会递材料，说丈夫是被害死的，接待的人把材料扔回来，说“家庭成分那么差，死了也是活该”。她就抱着材料坐在门口哭，哭了几天没人理，只能回家。1978年，单位突然通知她去领罗广斌的平反通知书，上面写着“遭受迫害致死”，可死因还是没明说。她不甘心，又往上写信，直到1981年，重庆市政府才成立调查组，把杨钦典、当时同屋的几个“牛鬼蛇神”都叫去问话，又去现场看那道血迹，老警察拿绳子从三楼窗户吊下来比划，说头朝下要是自己跳，血迹该是直的，可现场血迹是斜着蹭在台阶上的，明显是被人从背后推出去，身体撞在台阶上才留下的。最后调查报告写着“被他人推坠身亡”，可那会儿文革都结束了，红卫兵早就散了，谁推的？没人说得清，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只能不了了之。

如今，《红岩》里的“小萝卜头”“江姐”还是课本里的英雄，老师讲课时会指着插图说“这是用生命保护真相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