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本该是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档案里写着红一军团师长，南昌起义的枪声里有他的回响。

他本该是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档案里写着红一军团师长，南昌起义的枪声里有他的回响。

可一转眼，他又成了军统的王牌特务，戴笠手下的心腹，蒋介石亲授的中将。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竟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文强。

1949年，当他在淮海战场上成为俘虏时，没人想到，这个曾经的革命者，会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最难啃的骨头，硬是“犟”了26年，连黄维都对他那股劲儿点头。

1925年那会儿，文强是个标准的热血青年，家里是书香门第，他自个儿说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骨子里透着一股文人的傲气。

可他没走寻常路，扔下笔杆子就去了黄埔军校，跟林彪成了同学。

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冲锋陷阵，后来在红军里凭着实打实的战功，年纪轻轻就干到了师长。

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的名字，很可能会出现在1955年的授衔名单上。

可人生的路，就怕走到十字路口。

1931年，在四川，因为党内当时“左”的错误，文强受了委屈，心里那股傲气上来了，一赌气，就脱离了组织。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跟组织失联是常有的事。

但真正的岔路，是1937年在上海出现的。

那时候，文强已经通过家里的关系在南京的国民党参谋本部混了个职位。

淞沪会战一打响，戴笠找上了门。

戴笠看中的，就是他黄埔毕业，还熟悉共产党内部情况的背景，想拉他进军统。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文强在上海的大街上，碰到了他的黄埔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当时已经是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了。

老同学见面，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袁国平跟他讲，当年在四川那点事，组织上早就搞清楚了，是个误会，现在随时欢迎他回去。

这等于是一张回家的车票递到了手上。

多少人像侯镜如、韩练成那样，脱离组织后，费尽千辛万苦就为了找回这条路。

文强却把票给撕了。

他梗着脖子，文绉绉地说了一句：“我是文天祥的后人，讲究一个气节，哪有换来换去投靠别人的道理？”

这话说得好听，叫“气节”，说白了，就是他那点个人恩怨和过强的自尊心，盖过了当初的信仰。

他把个人受的委去，当成了组织对他的抛弃。

这道坎，他一辈子都没迈过去。

就因为这句“气节”，他关上了回头的大门，一头扎进了军统那片深不见底的浑水里。

进了军统，文强可不是混日子的。

抗战那几年，他的本事全使出来了。

淞沪会战的时候，上海乱成一锅粥，他跟戴笠合计着，演了一出空手套白狼的大戏。

他冒充“少将高参”，去跟一个叫南本实隆的日本特务头子周旋。

虽然没能把对方一网打尽，但靠着一张嘴和一身胆，硬是从日本人那里忽悠来一笔钱，解决了军统在上海的经费问题。

这手腕，连戴笠都得挑大拇指。

上海成了“孤岛”后，他被提拔为少将，当了军统上海区的头儿。

在那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他一边搜集情报，一边策反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干得有声有色。

到了1942年，戴笠又给了他一个更危险的任务，让他秘密潜入华北，去稳住那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孙殿英，顺便重建被日本人破坏的情报网。

虽然最后孙殿英还是投了敌，但文强带着手下一小撮人，硬是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杀了条血路出来。

这份胆识和能力，在军统里没几个人比得上。

抗战一胜利，文强的官运到了顶峰。

他被派到东北，一人身兼好几个要职，又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督察处长，又是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衔直接升到了中将。

要知道，那时候整个军统，正儿八经铨叙的中将也就郑介民、唐纵两个人。

戴笠自己也只是个少将（职务是中将待遇）。

文强一个黄埔四期生，三十八岁就跟杜聿明那些一期的大佬平起平坐，可见老蒋有多看重他。

在东北，文强成了共产党的死对头。

他一到任，很快就把情报网铺满了整个东北三省，更要命的是，他把几十万伪满时期的警察、军队和各路土匪都收编了起来。

这帮人对地形熟，心又狠，给我军刚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了天大的麻烦。

当然，他当时立下的这些“功劳”，后来在功德林，都成了一条条需要交代的罪行。

好景不长，1946年戴笠坐的飞机一头撞在山上，军统立马散了架，里面的人为了抢位子斗得你死我活。

文强看着这摊烂事，心也冷了，干脆在1947年脱离了特务系统，跑到长沙去投靠他的老上司程潜。

如果就这么下去，他很可能跟着程潜一块儿和平起义，人生说不定还能再拐个弯回来。

但命运好像就喜欢跟他开玩笑。

1948年秋天，淮海战役开打前，杜聿明一封电报把他叫了过去，让他当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的副总参谋长，还是管情报。

杜聿明想的是，文强在东北那么能干，到了淮海，肯定也能复制奇迹。

可杜聿明想错了。

文强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的保密局早不是戴笠那时候的军统了，搞军事情报的本事早就荒废了。

更关键的是，淮海这一片是解放军的老根据地，老百姓都向着共产党，在这里搞情报，跟往石头上扔鸡蛋没什么两样。

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仗必败，但又抹不开杜聿明这个老同学的面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任。

到了徐州，他的工作状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摸鱼”。

仗打得火烧眉毛，杜聿明的参谋长舒某借口去南京开会，躲着不回来。

杜聿明派文强去“抓人”，结果文强倒好，跟舒某一块儿在南京游山玩水，不急着回前线。

直到被杜聿明的弟弟撞见，告了一状，杜聿明才发来一封又求又骂的电报，把他俩催回了徐州。

他这种消极的态度，不是不负责，而是一个职业军人对一场明知要输的仗，所做的无声反抗。

最后，他的预感全中了，杜聿明兵团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成了俘虏。

1950年，文强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他不用上战场了，但思想上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管理所让所有战犯都写悔过书，这是改造的第一步。

别人都写了，就他和黄维两个人，笔杆子一扔，说啥也不写。

文强的理由一套一套的，自己听着觉得天衣无缝。

第一，他说自己当年脱党是组织有错在先，后来在军统，也从没出卖过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不算叛徒。

第二，他说自己抗日有功，是为国家打仗，没罪。

第三，他是文天祥的后人，祖宗讲气节，他不能弯腰写什么悔过书。

这套逻辑在他自己脑子里是通的，但在历史面前却站不住脚。

他忘了自己在东北收编土匪，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他把个人的那点“气节”，看得比人民的利益还重。

就是因为这股犟劲，从1959年开始的每一次特赦，都没他的份。

连康泽那样的大特务，1965年都出去了，他这块“石头”还在里面。

他很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军统中将，但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一“犟”，就是整整26年。

从功德林到秦城，再到抚顺，他把牢底都快坐穿了。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快七十岁的文强，终于走出了高墙。

面对这迟到了太久的自由，他心里五味杂陈，写了一首诗：“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

…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后来，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时候，很惋惜地问他：“你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写悔过书呢？”

文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出狱后，文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专员，专门负责撰写和审校近现代史料。

他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整理自己一生的经历，那些曾经的辉煌与罪孽，都化作了纸上的文字。

黄济人.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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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梦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