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户口本上写着“初中”，可这人3岁进宫读的是状元教的汉文，牛津学士教的英文，6岁退位后没停过学，19岁骑自行车时还在背英语单词，50岁在战犯管理所啃《相对论》，60岁临死前日记里还写“读量子力学略懂皮毛”——这位精通满汉英三门语言的“初中生”，到底算什么文化程度

户口本上写着“初中”，可这人3岁进宫读的是状元教的汉文，牛津学士教的英文，6岁退位后没停过学，19岁骑自行车时还在背英语单词，50岁在战犯管理所啃《相对论》，60岁临死前日记里还写“读量子力学略懂皮毛”——这位精通满汉英三门语言的“初中生”，到底算什么文化程度？

1959年溥仪从抚顺回北京，派出所登记户口，问学历，他说“私塾”，工作人员提笔就写“初中”。

溥仪瞅着那俩字乐了：“同志，你见过能翻译《论语》的初中生？能读《泰晤士报》原版的初中生？”

这话把办事的问住了，可户口本上没“私塾”这栏，最后还是按“初中”落了档。

后来有人问他憋屈不，溥仪说：“憋屈啥？我学的那些，又不是给户口本学的。”

这“三门语言”的底子，早在他3岁进宫那年就打下了。

龙椅还没坐热，书案先摆进了养心殿，清廷给他凑的“先生班子”，放整个近代教育史都算顶配——汉文老师是同治状元陆润庠，光绪进士陈宝琛，还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三个老头轮流盯着他背《四书》《尚书》；满蒙文更讲究，满文翰林伊克坦手把手教他写满文奏折，蒙文国师阿旺却吉带着银质经筒，教他念蒙古文《甘珠尔经》；后来又添了个穿西装的，牛津大学文学士庄士敦，讲英语、算学、世界地理，连骑自行车都算他的“体育课”。

每日寅时刚过，太监就来掀被窝，5点准时跪在蒲团上诵读，嗓子哑了也得把《中庸》背完，接着磨墨练小楷，陆润庠定的规矩，一天写够300字，少一个就拿红笔圈出来。

早膳后朱益藩捧着《地理大纲》进来，用象牙尺子在地图上划“赤道”“回归线”，说“陛下看，英国在这儿，离咱们十万八千里”。

午后去箭亭骑射，陈宝琛站边上数“射不中靶心，罚抄《孙子兵法》十遍”，偶尔也画几笔山水，伊克坦却说“满人的根在骑射，画画是汉人的玩意儿”。

傍晚最累，庄士敦用英语讲《西方通史》，完了还得默写《资治通鉴》，经常写到深夜，烛火映着他小小的影子，书案上堆着经史子集，连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碴子。

那时候他不懂什么叫“教育银河战舰”，只知道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念书，直到太监来催“陛下该歇着了”，书案上的《论语》还摊在“学而时习之”那页。

6岁退位那天，龙椅没了，书案却没撤。

庄士敦带来的不仅是自行车，还有牛津版的《英语语法大全》，溥仪把单词卡塞进车座皮袋，骑车时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捏着卡片背“politics”“revolution”。

1922年大婚那年，他用英文给庄士敦写感谢信，字迹比印刷体还工整，随手翻《泰晤士报》国际版，连社论里的双关语都能批注明白。

伪满时期困在长春，他在缉熙楼开了间小私塾，教随侍读《史记》，也教代数方程式，黑板上一边写“之乎者也”，一边画xyz坐标轴。

日本人送来《明治宪法》，限他三个月内吃透，他干脆搬个小桌到关东军司令部，白天听训，晚上啃原版法条，硬是把拗口的日语敬语背得比日本军官还流利。

1959年秋，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回北京办户口。

派出所的同志问学历，他想了想说“私塾”，那人抬头看他一眼，手里的钢笔顿了顿。

“私塾？那是啥学历？”

溥仪解释“就是先生教的，汉文满文英文都学过”，工作人员翻了翻表格，“我们这没这栏，要么小学要么初中，你这私塾……算初中吧。”

溥仪乐了，指着自己鼻子：“同志，你见过能读《泰晤士报》原版的初中生？能翻译《论语》的初中生？”

办事的也无奈：“规定就这样，我这表格上就这几个格子。”

最后还是按“初中”填了。

溥仪瞅着户口本上那俩字，没再说话，他知道争也没用，这小本子装不下他那些年在养心殿背的经史、在长春啃的宪法、在抚顺翻的词典。

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的行李里最重的是《辞海》《英汉大词典》和半箱自制卡片。

他用牙膏皮卷的“钢笔”蘸着紫药水在书页上划重点，把牛顿三大定律抄在烟盒纸上，连看守送药的间隙都在背元素周期表。

晚上别的战犯打扑克，他蹲在墙角啃《相对论》，说“爱因斯坦这脑子咋长的”；后来又跟着苏联专家学俄语，三个月就能磕磕绊绊读《真理报》，笔记上标满了汉语注音。

有次管教检查内务，发现他枕头底下压着《资本论》，书页里夹着写满公式的草纸，溥仪赶紧解释“就是随便看看”，其实那本《量子力学史话》的空白处，早已被他用铅笔涂满了演算过程。

所里组织学马列，别人念报纸打瞌睡，他却拿俄文版对照着看，说“原文比翻译的准确”，最后硬是啃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笔记本上的批注比正文还多。

冬天暖气不足，他裹着棉被在煤油灯底下写满了公式和批注，说“脑子不用会生锈”。

这些学问没白学。

1946年东京审判，他用英语自辩八天，法官问他“是否懂日语”，他当场用日语背了段《明治宪法》，把翻译都惊着了；满语更不用说，故宫藏的满文老档，他瞅一眼就知道写的是哪年的请安折。

后来写《我的前半生》，四十万字初稿交上去，编辑改得最少的就是涉及宫廷典制和文物鉴定的章节，那些关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藏密诏”的细节，连清史专家都得请教他。

最绝的是鉴定珐琅彩，1962年故宫办展览，有件“乾隆款珐琅彩碗”，专家们争论不休，溥仪上手一摸，说“胎釉衔接处的火石红是后仿的，真的乾隆珐琅彩，圈足弧度没这么愣”，后来果然在碗底暗刻处发现了民国仿造的痕迹。

那句“你见过学贯中西的初中生吗？”的反问，终其一生都在被他自己回答。

1964年，溥仪在日记里写“读《相对论》略窥门径”，那年他五十八岁，离去世只剩两年。

从紫禁城的龙椅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从穿龙袍读经史到裹囚服啃公式，身边的身份换了又换，案头的书却没断过。

户口本上的“初中”二字早被岁月磨得发白，可他用牙膏皮钢笔写满批注的《相对论》、藏在牛津东方学院的《论语》译稿、故宫专家请他鉴定珐琅彩时说的那句“这釉色浮了，是民国仿的”，都在说：身份会随时代崩塌，唯有对知识的执着，能穿透岁月。

来源：分享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