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送女知青回宿舍，她说门锁了回不去，拉着我去了玉米地深处

摘要：说起这事儿，都四十多年了，可那晚玉米地里的风声，还有她抓着我胳膊时冰凉的手，就像烙在心里一样，一辈子都忘不掉。那天，我那个在城里当律师的孙子把一封信递到我面前，说是一个叫苏婉清的老人从上海寄来的，里面还有一份遗嘱，要把她名下的一半财产，好几百万，都留给我这个乡

说起这事儿，都四十多年了，可那晚玉米地里的风声，还有她抓着我胳膊时冰凉的手，就像烙在心里一样，一辈子都忘不掉。那天，我那个在城里当律师的孙子把一封信递到我面前，说是一个叫苏婉清的老人从上海寄来的，里面还有一份遗嘱，要把她名下的一半财产，好几百万，都留给我这个乡下老头子。

我老婆当场就愣了，问我：“老石，这苏婉清是谁？你啥时候在外面有这么个有钱的亲戚？”我没吭声，只是捏着那封信，手指头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苏婉清，这个名字，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而这一切，都得从1979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说起。

那时候我叫石建国，二十出头，是村里生产队的一把好手，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我们村来了批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十几口，就住在村东头的知青点，一排泥瓦房。苏婉清就是其中一个，上海来的，人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跟我们这些泥腿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对她，说不上是喜欢，更多的是可怜。看她一个城里姑娘遭这份罪，心里不是滋味。有时候分到一组干活，我就偷偷把她那份重活揽过来，让她去干点拔草之类的轻省活。她也不多说，就是每次都会用那双清亮得像山泉水一样的眼睛看我一眼，轻轻说声“谢谢你，建国哥”。就这一声“建国哥”，叫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那年头，农村晚上没啥娱乐，最大的乐子就是公社放露天电影。那天晚上放的是《地道战》，全村老少都搬着板凳去了打谷场。看完电影，黑灯瞎火的，队长就让我这个小伙子，把几个女知青送回知青点，免得路上出事。

一路上，几个女知青叽叽喳喳地说着电影，只有苏婉清跟在我身后，一句话不说。到了知青点，别的姑娘都进屋了，就她磨磨蹭蹭地落在最后。我以为她有啥事，就站着等她。月光底下，她的脸白得有点吓人。

我一听就觉得奇怪，这大半夜的，谁会把门反锁？我凑过去看了看，那老式的木门，门闩确实从里面插上了。我使劲推了推，纹丝不动。“咋回事？是不是里头的人睡着了，跟你开玩笑？”

“不，不是的，”她声音抖得更厉害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建国哥，我……我害怕。”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

我一个愣头青，哪见过这阵仗，一时间手足无措。“那咋办？要不我帮你喊门？”

我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马卫东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四十来岁，仗着有点小权，平时就手脚不干净，尤其爱占女知青的便宜。他说检查学习笔记，那安的什么心，村里谁不知道？这门，八成就是他搞的鬼。

我当时血压就上来了，一股火直冲脑门。“他娘的，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我撸起袖子就想去踹门。

“别去！”苏婉清死死地拽着我，眼泪都下来了，“你斗不过他的！你去了，我们俩都完了！他会说我们俩晚上在外面搞破鞋，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看着她吓得惨白的脸，我心里又急又疼。“那……那你说咋办？总不能在外面站一宿吧？”

她咬着嘴唇，看了看四周黑漆漆的田野，月光下，远处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像一片墨绿色的海洋。她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哥，你跟我来，快！”

我被她拽着，稀里糊涂地就往地里走。她力气不大，可抓得特别紧，好像我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我们俩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钻进了玉米地。夏夜的玉米地又闷又热，高大的秸秆把月光挡得严严实实，四周除了虫鸣和我们俩粗重的喘气声，什么都听不见。

我一个大男人，站在那儿，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说啥。就那么傻站着，听着她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

“建国哥，对不起，把你给拖下水了。”

我蹲下来，叹了口气：“说这干啥，马卫东那个畜生，我早晚得收拾他。”

那一晚，我们俩什么都没做。就是并排坐在那片潮湿的土地上，她跟我讲了好多城里的事，讲她爸妈，讲她想考大学的梦想。我也跟她说了说我们村里的事，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攒钱盖三间大瓦房，娶个媳妇。

我们聊了很久，直到后半夜，两个人都累得不行，就那么背靠背地睡着了。我一辈子都没那么紧张过，一个黄花大闺女就在我身边，我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生怕碰着她，坏了她的名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天快点亮吧，天亮了，这场噩梦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都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我当时就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苏婉清的脸“唰”的一下，比纸还白。我们俩衣衫整齐，可这场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像刀子一样，鄙夷、愤怒、还有幸灾乐祸。

我和苏婉清被带到了村委会，开了一场批判大会。马卫东坐在主席台上，添油加醋地把我们俩说成了一对狗男女，说我们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任凭我怎么解释，说我们什么都没干，都没人信。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大清早从玉米地里出来，还能有好事？

苏婉清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着头，浑身都在发抖。我看着她那样子，心疼得要命。我想起昨晚她拽着我说“千万别喊”，想起她说的“我们俩都完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苏婉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严重”，被立刻遣送回城。她走的那天，是被两个公社干部押着走的，像个犯人。她没看我一眼，就上了那辆拖拉机。我远远地站着，看着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走远，心里空荡荡的，像是被挖走了一块。

而我，因为这事，被记了大过，年底的工分全扣了，申请入党也黄了。在村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流氓”，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我爹气得拿扁担抽了我一顿，骂我把老石家的脸都丢尽了。

那几年，我过得特别苦。村里人见了我都绕着走，背后指指点点。我拼命地干活，想用汗水把这身耻辱洗干净。后来，经人介绍，我娶了邻村一个因为小儿麻痹有点瘸腿的姑娘，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她不嫌弃我名声不好，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给我生了一儿一女。日子慢慢好起来，我也渐渐成了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那件尘封的往事，我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过。我心里，对苏婉清是又怨又恨。我怨她把我拖下水，毁了我半辈子，恨她走的时候那么绝情，连句解释都没有。我以为，她就是个为了回城不择手段的坏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