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长出席东盟大会，C位意义重大而深远！

摘要：近期，国防部长董军率团在马来西亚出席第12届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Plus），这场聚焦“新域新质力量对未来战争影响”的多边对话，绝非简单的议题讨论。它既是中国与东盟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的关键节点，更是在全球安全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中国推动构建“平等、开放、合

近期，国防部长董军率团在马来西亚出席第12届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Plus），这场聚焦“新域新质力量对未来战争影响”的多边对话，绝非简单的议题讨论。它既是中国与东盟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的关键节点，更是在全球安全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中国推动构建“平等、开放、合作”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实践。

报道称，从议题设置到合作路径，董军防长的参会行动，既回应了东盟国家对新型安全威胁的关切，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互动注入了“新域新质”时代的合作内涵。

一、议题聚焦：新域新质力量为何成东盟防长会核心？

将“新域新质力量”作为核心议题，并非偶然选择，而是精准契合了东盟国家当前的安全需求与防务转型痛点。随着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加速应用，传统安全边界不断模糊，东盟国家既面临“技术代差”带来的防御压力，又担忧新型武器扩散引发区域军备竞赛，这种“双重焦虑”使其对新域新质力量的安全治理需求日益迫切。

从东盟国家的现实困境来看，新域新质力量的影响已渗透到其核心安全领域。在网络空间，东南亚地区每年遭遇的网络攻击事件超120万起，菲律宾、印尼等国的政府网站、关键基础设施多次遭黑客入侵，而其自身网络防御能力薄弱，仅能应对基础网络威胁；在太空领域，东盟国家虽已发射多颗遥感卫星，但缺乏自主监测能力，对太空目标的识别、跟踪完全依赖外部技术支持，难以防范“太空碎片碰撞”“卫星信号干扰”等新型风险。

在人工智能领域，东盟多数国家的军事应用仍停留在“辅助决策”阶段，与大国在智能装备、算法作战等领域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能力短板”使其迫切需要通过多边合作获取技术支持与治理经验，而中国在新域新质领域的发展成果与“防御性安全观”，恰好为其提供了合作可能。

更关键的是，新域新质力量的发展正重塑地区安全博弈格局。部分外部势力试图将东南亚作为“新域新质力量试验场”，推动向该地区输出无人机、智能传感器等装备，并试图构建“技术封锁联盟”，这不仅加剧了东盟国家的技术依赖，更可能将其卷入大国对抗。在此背景下，董军防长在会上提出的“新域新质力量安全治理倡议”，强调“技术共享、风险共防、规则共建”，直接回应了东盟国家“避免选边站”的核心诉求，为地区新域新质力量的安全合作提供了“非对抗性”的中国方案。

二、合作深化：中国与东盟的防务互动有何新突破？

董军防长此次参会，并非孤立的外交行动，而是对中国与东盟防务合作“既有成果”的巩固与“未来路径”的拓展。从“和平友谊”系列联演到新域新质力量合作，中国与东盟的防务互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向“新型安全领域”延伸，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常态化”的合作格局。

在传统合作领域，双方的务实协作已形成成熟模式。以“和平友谊”联合演习为例，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该演习已从最初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单一科目，拓展为涵盖“海上联合搜救、反恐协同、医疗救护”等多课目的综合演练，2025年中马“和平友谊-2025”演习更首次引入“智能救援装备”，将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域新质技术融入传统救援场景，既提升了演习的实战性，也为东盟国家提供了技术借鉴。

董军防长在与东盟防长的非正式会晤中，明确提出“将新域新质技术进一步融入‘和平友谊’系列联演”，这意味着双方的传统合作将注入“技术赋能”的新内涵，从“人员协同”向“人机协同”升级。

在新域新质合作领域，此次会议推动双方达成多项共识。根据会后发布的《中国-东盟新域新质力量合作备忘录》，双方将重点开展三大合作：一是建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平台”，中国将为东盟国家提供网络威胁预警、漏洞修复等技术支持，每年联合开展2次网络安全演练；二是启动“太空安全联合监测项目”，中国将向东盟国家开放部分低轨卫星数据，协助其构建基础太空目标监测体系；三是设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交流中心”，围绕“智能装备伦理规范”“算法安全防护”等议题开展研讨，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无序应用。这些合作举措的落地，将填补东盟国家在新域新质领域的“能力空白”，也为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合作开辟了“非传统安全”的新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合作特别强调“平等互利”原则。与部分国家“附加政治条件”的技术合作不同，中国在新域新质领域的合作不设“阵营门槛”，不要求东盟国家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是基于其实际需求提供定制化支持。

针对越南、泰国对“无人机防御技术”的需求，中国将协助其建立“低空无人机监测系统”；针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卫星数据应用”的需求，将提供遥感数据处理培训。这种“按需合作”的模式，既尊重了东盟国家的主权与自主选择，也避免了合作中的“技术垄断”，真正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理念。

三、战略价值：中国为何重视与东盟的防务合作？

从地区安全架构构建的视角来看，董军防长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背后蕴含着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角色的战略定位——将东盟作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优先方向，通过防务合作夯实地区安全稳定的“压舱石”。这种定位的形成，既基于历史与地理的紧密联系，更源于当前全球安全格局下的现实需求。

从地缘安全角度看，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该地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重要航道，每年有超过60%的中国外贸货物、80%的能源进口经此通行。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应对自然灾害”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决定了防务合作是双方关系的“刚需”。而新域新质力量的合作，进一步将双方安全利益绑定——例如，通过太空卫星数据共享，可提升对马六甲海峡船舶的动态监测能力；通过网络安全合作，能保障跨境贸易的数字安全。这种“利益交融”使防务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稳定器”。

从全球安全治理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合作，是对“霸权主导型”安全架构的重要对冲。当前，部分大国试图在东南亚构建“军事同盟体系”，通过“强化双边军事协定”“部署新型武器”等方式，将该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地区安全平衡，更让东盟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

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安全合作，既为东盟国家提供了“非对抗性”的安全选择，也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亚洲安全架构提供了实践样本。董军防长在会上强调的“反对将新域新质力量作为霸权工具”，正是对这种“对冲作用”的明确宣示。

从中国自身安全需求来看，与东盟的新域新质防务合作，也是维护自身新型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人员往来不断增加，网络攻击、太空信号干扰等新型威胁已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挑战——例如，中国在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平台多次遭网络攻击，造成数据泄露；中国在轨卫星曾多次受到东南亚地区的不明信号干扰。通过与东盟国家开展新域新质合作，中国可构建“区域协同防御体系”，提前预警、联合应对新型安全威胁，实现“自身安全”与“地区安全”的协同维护。

四、未来展望：中国与东盟防务合作的“新域新质”路径

董军防长的东盟之行，为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合作开启了“新域新质”时代的新篇章，但要实现合作的持续深化，还需在“机制化、技术化、民生化”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在机制化层面，需建立新域新质力量合作的“长效沟通机制”。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新域新质合作仍以“项目制”为主，缺乏常态化的政策协调与议题对接。未来可依托东盟防长扩大会，设立“新域新质力量工作组”，定期召开技术研讨会、政策协调会，将合作从“单次项目”转化为“长期规划”；同时，可将新域新质合作纳入“中国-东盟防务合作五年规划”，明确每年的合作重点与目标，确保合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技术化层面，需推动合作从“技术输出”向“联合研发”升级。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新域新质合作多集中在“技术援助”“装备培训”等基础层面，未来可逐步拓展至“联合研发”领域——例如，联合研发适用于东南亚热带环境的“小型无人机”“便携式网络防御设备”；共同制定“新域新质力量伦理规范”“技术应用标准”，提升东盟国家的自主研发能力与规则话语权，避免合作陷入“技术依赖”的困境。

在民生化层面，需将新域新质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深度结合。新域新质力量不仅可用于军事领域，更能在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利用遥感卫星数据为东盟国家提供“台风预警”“森林火灾监测”服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协助其构建“疫情防控数据分析平台”；利用网络安全技术保护“跨境医疗数据”“民生基础设施”。这种“民生导向”的合作，既能让东盟国家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红利，也能淡化合作的“军事色彩”，为防务合作营造更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