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讲清楚李政道与杨振宁关系不合内情，分道扬镳后的生活交往

摘要：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的名字都按照国际惯例以字母顺序排列，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但杨振宁提出，在颁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排在李政道之前，而他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

这两位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分道扬镳、冷眼相向，让人叹息……

二人各自的家庭，和聚一堂

1957年，李杨之间的'晚宴排名顺序之争'爆发。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的名字都按照国际惯例以字母顺序排列，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但杨振宁提出，在颁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排在李政道之前，而他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希望在出席晚宴时得到国王的陪同，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最前面，杨振宁排在第二位，由皇后陪同。李政道不同意，这时，杨振宁又向李政道的夫人秦惠求助。秦惠对李政道说，如果因为这件事引起笑话，让外国人看轻我们，那就太丢脸了，李政道才勉强同意。

1962年，李杨双方再次发生了'杂志署名排序之争'。

《纽约客》准备发表《宇称问题侧记》一文。杨振宁提出，他希望自己的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此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而且，杨振宁到李政道家提出，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上一个注释，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季承在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非常激动，哭了起来，表示他非常愿意继续合作，但李政道感到无奈，合作因此暂停……

李政道与杨振宁分道扬镳后的发展轨迹：科学巨擘的殊途同归

1962年，随着《纽约客》一篇回顾“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文章引发署名争议，李政道与杨振宁这对曾并肩攀登科学巅峰的挚友，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决裂。这场被后人称为“李杨之争”的学术与情感断裂，不仅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遗憾，也成为世界科学界津津乐道却又难以释怀的公案。然而，尽管私交破裂、合作终止，两位天才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反而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继续书写着辉煌的篇章，以不同的方式将华人在现代物理学史上的地位推向新的高度。

杨振宁：回归与建设，以家国情怀重塑学术使命

决裂之后，杨振宁的学术生涯并未停滞。他早年在粒子物理、统计力学等领域已奠定深厚根基，而“杨-米尔斯理论”的提出，更是成为20世纪后半叶理论物理的基石之一，为标准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核心框架。尽管这一理论在提出初期未被充分重视，但随着规范场理论的发展，其深远意义逐渐被学界公认，被誉为“现代物理的支柱”。

与学术成就并行的是他日益强烈的家国情怀。1971年，杨振宁成为首位正式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此举在冷战背景下极具象征意义。他不仅带回了国际科学的最新动态，更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桥梁。此后数十年，他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起，他积极呼吁发展高能物理，并亲自协助近百名中国学者赴美深造。1998年，时年75岁的他毅然承担起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建重任，立志打造“中国版的普林斯顿”。他亲自遴选人才，引进姚期智、王小云等顶尖学者，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注入强大动力。2015年，93岁高龄的他放弃美国籍，正式回归中国国籍，将居所命名为“归根居”，寓意落叶归根。他晚年仍坚持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讨论，用行动诠释了“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信念。

李政道：低调深耕，以制度创新点燃人才火种

相较杨振宁的高调回归，李政道的选择更为低调，却同样深远。他虽未长期定居中国，但始终心系故土，以系统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科学人才的培养。

1972年，他回国考察，目睹教育断层的严峻现实，当晚便辗转难眠，决心行动。1974年，他向毛泽东主席建议从少年中选拔尖子进行特殊培养，直接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设立，开创了中国超常教育的先河。

他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1979年发起的CUSPEA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在当时中国尚未建立标准化留学考试体系的背景下，李政道奔走于美国数十所顶尖高校，为优秀学子争取全额奖学金，并设计了一套公平、透明的选拔机制。十余年间，该项目共输送915名青年赴美深造，总资助金额近亿美元。许多参与者后来成为中美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为了寄送申请材料，他甚至与妻子推着购物车跑遍旧金山的邮筒，只为不耽误一个孩子的未来。

此外，他还推动了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倡议成立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为中国科研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他常说：“希望机遇的光照亮更多年轻人。”这句话不仅成为他人生的注脚，也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殊途同归：从决裂到精神和解

尽管两人终生未再合作，私交也未能修复，但他们在科学贡献与家国担当上，却呈现出惊人的“同频共振”。他们风格迥异——杨振宁大气磅礴，善于构建理论框架；李政道精微缜密，长于数学推导。但他们都以极致的智慧与执着，将华人名字镌刻进世界科学殿堂。

晚年的杨振宁坦言：“与李政道的决裂，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剧。”李政道则称其为“中华民族的悲剧”。这些沉重的评价，折射出天才之间的理解与遗憾。然而，科学圈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和解——当国际物理联合会为他们颁发百年奖章时，两人虽未握手，却在学术的最高礼遇上彼此致意。一句“他当年确实厉害”，胜过千言万语。

杨振宁与李政道，一位是构筑理论物理大厦的“思想建筑师”，一位是铺设科教崛起之路的“战略开拓者”。他们以合作铸就诺奖辉煌，以独立探索拓展科学疆域，更以不同路径践行科学报国的宏愿。评价其历史地位，需超越简单的“高下之辨”，而应看到：杨振宁以数学之刃剖解宇宙奥秘，李政道以实践之智重塑国家科研筋骨。他们的成就，既是个人天赋与时代机遇的结晶，更是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完美融合。当李政道先生已驾鹤西去，杨振宁先生步入期颐之年，我们更应以历史之镜鉴照其科学遗产——既要传承杨氏对真理的深邃求索，亦需赓续李氏“科学报国”的赤子丹心，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续写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科学传奇。他们如同两条平行线，各自延伸，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科学的真理与民族的复兴。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的成就未必伴随完美的关系，但真正的贡献，终将超越个人恩怨，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杨振宁与李政道互相欣赏。

天性浪漫的杨振宁，还引用苏轼《狱中寄子由》中的一句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自己对这段友情的珍重。杨振宁生前曾对媒体说：当年我和李政道的关系，比各自与太太的关系还要密切。两人决裂分手后，痛苦的程度不亚于婚姻解体……李政道在他晚年的自传草稿中曾提到：“与杨的分裂，是我一生的遗憾，也算是民族智慧的一大损失。

1938年，杨振宁跟着爸爸辗转到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在那儿待了整整六年。在小学和中学那会儿，他基本上是班里最小、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最后两年，杨振宁遇到了一位比他年龄还小的神童，他就是李政道。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喜欢数学和物理。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岁月里，他不放松学习，甚至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高三的内容。1943年，李政道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他不仅能准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经常跑到高年级的教室听课。就是在这里，两位天才开始结识。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再次见到了李政道。在异国他乡遇见老朋友，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在国外开始了彼此扶持、共同进步的篇章。

杨振宁与李政道，作为20世纪华人科学界的双子星座，以卓越的学术造诣改写了现代物理学的演进轨迹，更以赤子情怀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涅槃重生。他们因1957年共同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批叩开科学巅峰之门的华人科学家，不仅为华人学界树立了里程碑，更以思想之光激励无数后来者投身基础研究的浩瀚征途。然而，若将视野穿透诺奖光环，深入审视二人的学术经纬与历史回响，便会发现其成就早已超越单次合作的璀璨瞬间——他们在理论物理的多元疆域中镌刻下永恒印记，其学术深度、广度与时代担当各具特色，构成了一幅需要立体解读的科学史诗。

李政道和杨振宁曾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草地上讨论问题，那是一道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但这两位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分道扬镳、冷眼相向，让人扼腕。无论如何，最让人痛心的，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失去了两位巨星，两位伟大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