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文博，教了一辈子语文，从黑发到白头，都在城里的重点中学。
我叫李文博，教了一辈子语文，从黑发到白头，都在城里的重点中学。
退休那天，学校给开了个欢送会，不大，但挺暖心。
校长握着我的手，说：“李老师，桃李满天下，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我笑了笑，心里有点空。
骄傲吗？或许吧。可我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飞出了大山，飞进了城市，没一个飞回来的。
我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儿子也在国外定了居，一年回不来一次。
偌大的房子，一到晚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决定回老家，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小山村，叫李家坳。
回到村里，空气里都是泥土和草木混杂的味儿，比城里汽车尾气的味儿好闻一万倍。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更粗了，上面挂着个破旧的轮胎，风一吹，悠悠地晃。
我拖着行李箱，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心里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在村里还有两间老屋，是我爸妈留下的，好些年没住人，院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我花了一个星期，把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拔草，糊墙，换掉烂了的窗框。
手上的口子添了好几道，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可心里舒坦。
这天傍晚，我搬了把竹椅坐在院里，看着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听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我那个当村长的堂弟，李大壮，拎着两瓶酒晃了进来。
“哥，你这是真打算长住了？”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小马扎上，把酒“砰”地放下。
“不长住，我费这么大劲收拾屋子干嘛？”我给他倒了杯凉白开。
他摆摆手，自己拧开酒瓶，灌了一大口，咂咂嘴。
“城里住着不好吗？非得回这穷山沟里来。你那退休金，在城里能过得多滋润。”
我没接话，只说：“这儿是根。”
李大壮嗤笑一声，那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刺耳。
“根？哥，现在谁还讲这个。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你看村里，除了老的，就是小的，中间的全断了层。”
这话是事实，我没法反驳。
“大壮，我回来，是想干点事。”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干事？干啥事？村里那几亩薄田，你这把老骨头还折腾得动？”
“我想把村里的祠堂收拾出来，办个学堂，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
这话一出口，李大壮愣住了，像个木雕。
他手里的酒瓶都忘了放下，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不可思议。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他“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哥，你没发烧吧？办学堂？教谁啊？”
“教村里的孩子。”
“村里哪有孩子？上学的都在镇上寄宿，周末才回来。没上学的，都在家看电视玩手机，谁有空跟你学‘之乎者也’？”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的心。
“再说了，”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翘起二郎腿，“你免费？你图啥呀？人家家长还得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我能有什么目的？我一个土都埋到脖子的老头儿。”我气得声音都高了八度。
“那谁知道呢。现在的人，精着呢。没好处的事，谁干？你这是吃饱了撑的，瞎折腾。”
“大壮，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胸口堵得慌，一股怒火“蹭”地就上来了。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你好，”他一脸“我懂你”的表情，“你就是退休了，闲得慌，想找点事做。我给你在村委会安排个活儿，挂个名，一个月给你几百块钱补助，不比你弄那玩意儿强？”
我被他这种逻辑气得直想笑。
“我缺你那几百块钱？”
“你不缺，但这是个名分啊！你办那学堂，吃力不讨好，到时候一个人都不来，你这老脸往哪儿搁？”
“来不来，是我的事。你同不同意我用祠堂，给句痛快话。”我站了起来，盯着他。
祠堂是村里的公产，他这个村长不点头，我用不了。
李大壮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点可怜，就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倔老头。
“行，行，行。你非要撞这南墙，我还能拦着你？祠堂那门常年锁着，钥匙在我这儿，明天给你。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弄坏了里头的东西，你得赔。”
“还有，水电得你自己想办法，村里没这笔预算。”
说完，他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口喝干，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我粗重的喘气声。
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气。
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弟，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第二天一早，李大壮果然让他的婆娘把一大串生了锈的钥匙送了过来。
他婆娘把钥匙往我手里一塞，皮笑肉不笑地说：“哥，大壮让我跟你说，悠着点，别累着了。”
我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心里却明镜似的，这是在等着看我笑话呢。
祠堂在村子最东头，比我的老屋还破败。
大门上的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里头干裂的木头。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使了半天劲才拧开。
“吱呀——”一声，两扇门缓缓打开，一股混合着灰尘、霉菌和陈年木料的气味扑面而来。
阳光从门口照进去，能看到空气中飞舞着无数的尘埃。
里头乱七八糟地堆着些村里不用的杂物，破桌子烂板凳，还有一个废弃的石磨。
正堂的供桌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牌位也东倒西歪。
我站在门口，心里那股火气，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心酸。
这可是李家祠堂啊，是祖宗待的地方，怎么就成了个杂物间？
我没再多想，卷起袖子，开始干活。
先把杂物一件件搬出去，再用借来的扫帚扫地。灰尘太大，呛得我直咳嗽，扫完一遍，我整个人都快成兵马俑了。
地扫干净了，还得擦。我一桶一桶地从院里的井里打水，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每一块地砖。
擦到供桌前，我看着那些牌位，心里默念着：列祖列宗在上，子孙李文博，不是要惊扰你们，只是想借这块宝地，为村里的孩子们做点事，让他们知道我们李家坳的根在哪儿。
整整三天，我从早忙到晚，总算把祠堂收拾出了个大概的模样。
杂物清空了，地也干净了，窗户纸我用报纸重新糊了一遍，虽然不好看，但至少不漏风了。
可新的问题来了：没有课桌椅。
祠堂里那些破烂的根本不能用。
我去找李大壮。
他正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看一个女主播跳舞，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看见我进去，他慢悠悠地把视频关了。
“哥，又啥事啊？”
“大壮，我想问问，村里有没有闲置的桌椅，借我用用。”
“桌椅？”他眼皮一翻，“有啊，都在祠堂里堆着呢，你自己没看见？”
“那些都坏了，不能用。”
“那就没有了。”他摊开手，一脸的爱莫能助，“村委会这几套，都是登记在册的，可不能外借。要不，你自己去镇上买点？”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从村里到镇上，来回要三个小时的山路，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把桌椅扛回来？
“大壮，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我记得村里小学撤点的时候，不是留下一批桌椅吗？拉哪儿去了？”
李大壮的脸僵了一下。
“哦……你说那批啊，”他挠了挠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早就……早就当柴火烧了。”
“烧了？”我气得血压都上来了，“那么好的木头桌子，你们就给烧了？”
“放着也是占地方嘛。”他小声嘟囔。
我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一点点地往下沉。
我转身就走。
“哥，哥，你别生气啊！”李大壮在后面喊，“实在不行，我私人赞助你三百块钱，够你买两套了吧？”
我头也没回。
回到家，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难道，我真的错了？
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李大壮那张轻蔑的脸，一会儿是祠堂里飞扬的灰尘。
后半夜，我索性爬了起来，找出纸笔，开始写一封信。
是写给我国外的儿子的。
我没提村里的糟心事，只说了我回老家了，准备办个学堂，但缺些桌椅。
我没让他寄钱，我知道他忙，工作压力也大。我只是想，跟他念叨念叨。
写完信，天都快亮了。
我感觉心里舒坦了些，仿佛把那些委屈都写了出去。
第二天，我揣着信，准备去镇上邮局寄。
刚走出院门，就看到邻居王婶家的孙子，小名叫狗蛋，正蹲在我家墙根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
狗蛋今年七岁，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跟着奶奶过。
他很瘦小，头发黄黄的，一双眼睛却特别亮。
“狗蛋，干嘛呢？”我走过去，笑着问。
他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把树枝藏到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低头一看，地上画得歪歪扭扭的，像字，又不像。
“这是写的什么？”
他脸一红，小声说：“一，二，三。”
我心里一动。
“谁教你的？”
“电视上。”
“想不想学写更多的字？”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他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去，摇了摇头。
“为什么？”
“奶奶说，上学要花好多钱。”
我鼻子一酸。
“狗蛋，跟爷爷去个地方。”
我拉着他的小手，带他去了祠堂。
祠堂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我从家里搬来的方桌和两把椅子。
我让狗蛋坐在椅子上，自己站着，从包里掏出纸和笔。
“来，爷爷教你写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就先教他写“狗蛋”。
我一笔一划地写，他聚精会神地看。
那一天，我没去镇上寄信。
我就在空旷的祠堂里，教一个七岁的孩子写字。
阳光从没有窗纸的窗格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祠堂里没有了霉味和灰尘味，只有我和他，一老一小，还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傍晚，王婶找了过来，看见她孙子正趴在桌上认认真真地写字，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李老师，这……这怎么好意思，耽误您时间。”王婶搓着手，一脸的局促。
“不耽误，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笑着说，“以后每天下午，你都让狗蛋过来，我教他。”
王婶眼圈红了，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谢谢”。
第二天，狗蛋又来了，还带来两个小伙伴，一个叫妞妞，一个叫毛豆。
都是村里的留守孩子。
祠堂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没有课桌，就让他们趴在我从家里搬来的那张大方桌上。
我没有黑板，就找了块三合板，刷上黑漆，立在墙边。
我没有教材，就凭着脑子里的记忆，教他们念《三字经》，讲“孔融让梨”的故事。
孩子们学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
那种光，我在城里重点中学的课堂上，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有几个老人路过祠堂，会停下来，朝里头望一望，然后摇摇头走开。
我听见他们在背后议论。
“老李头真是闲得没事干。”
“就是，教那几个小屁孩认字有啥用？能当饭吃？”
“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就是太寒酸了。”
一天下午，李大壮又来了。
他背着手，在祠堂里转了一圈，看着那块简陋的黑板和趴在桌上的三个孩子，嘴角撇了撇。
“哥，你这‘草台班子’还真搭起来了？”
我正在教孩子们认识“天、地、人”，没理他。
他也不觉得尴尬，自顾自地说：“我跟你说个事，镇上的张老板想租咱们这祠堂当仓库，放他那些搞社区团购的冷链货，一年给村里五万块钱租金呢。”
我手里的粉笔“啪”的一声，断了。
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
“这里是学堂。”
“嗨，什么学堂啊，不就你带着几个娃过家家嘛。”李大壮满不在乎地挥挥手，“五万块！有了这笔钱，村里能干多少事？路灯可以换新的，还能给每家每户年底分点肉。”
“我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有啥用？这是村集体的财产，得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我已经跟几个代表打过招呼了，他们都觉得这是好事。”
“李大壮！”我气得浑身发抖，“你眼里除了钱，还有没有点别的东西？”
“钱怎么了？钱是好东西！没钱，村子怎么发展？没钱，谁还愿意留在这穷山沟里？”他振振有词。
孩子们被我们吵架的声音吓到了，一个个瞪着无辜的眼睛望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对孩子们说：“今天就到这里，你们先回家吧。”
孩子们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祠堂里只剩下我和李大壮。
“哥，你别那么固执。你教书教了一辈子，还没教够啊？回来享享清福不好吗？”
“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把祠堂变成仓库。”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李大壮的脸沉了下来。
“那可由不得你。三天后，开村民代表大会，你自己来听结果吧。”
他摔门而去。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祠堂里，看着那块自制的黑板，看着那张旧方桌，突然感到一阵无力。
难道，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坚持，终究要被那五万块钱的租金压垮？
那晚，我一夜没睡。
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我过世的老伴。
她也是个老师，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了一辈子。她总说，孩子的眼睛是最干净的，不能让灰尘蒙住了。
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退休后，回到李家坳，办个小小的图书馆，让村里的孩子有书读。
可她没等到退休那天。
现在，我做的事，也算是替她完成心愿吧。
我不能放弃。
第二天，我没去祠堂，而是挨家挨户地去找那几个村民代表。
他们大多是我的同辈，或是我的晚辈。
我跟他们讲，祠堂是祖宗留下的地方，是村子的脸面，不能当仓库。
我跟他们讲，钱是重要，但孩子的教育更重要，那是村子的未来。
有的人低头抽烟，不说话。
有的人叹着气，说：“文博哥，我们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可五万块钱，对村里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啊。”
还有的人，直接躲着我，假装不在家。
我跑了一整天，磨破了嘴皮，结果却让我心寒。
他们都被那五-万块钱迷了心窍。
我的心里，是彻骨的凉。
难道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真的只剩下“向钱看”了吗？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那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发现院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狗蛋的奶奶，王婶。
她手里拎着个篮子，里面是还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
“李老师，您一天没吃饭了吧？快趁热吃。”
我接过馒头，眼眶一热。
“王婶，谢谢你。”
“谢啥呀。俺都听说了，大壮要收回祠堂。”王婶一脸的愤愤不平，“那哪儿成啊！俺家狗蛋，自从跟了您，人都变了个样，回家知道写字了，也不天天盯着电视了。这么好的事，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呢？”
“李老师，您别灰心。俺们这些当奶奶的，都支持您！”
王婶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温暖了我冰冷的心。
原来，还是有人看得到我的付出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村民代表大会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会议在村委会开。
长条桌旁，坐着李大壮和七八个村民代表。
我坐在最末尾的位置，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李大壮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今天叫大家来，就一件事。镇上张老板要租咱们的祠堂，一年五万。我觉得这是好事，能给村里增加收入。但文博哥不同意，他要在祠堂办学堂。大家议一议，这事怎么办。”
话音刚落，一个叫李富贵的代表就开了口。
“这还有啥好议的？当然是租出去！五万块钱啊，白捡的一样！”
“就是，办学堂有啥用？又不收钱，老李自己还得往里搭钱，图个啥？”另一个人附和道。
“文博哥是文化人，思想境界高，跟咱们不一样。可咱们得为全村人着想啊。”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李大壮。
我坐在那里，手脚冰凉。
李大壮脸上挂着稳操胜券的微笑，看向我：“哥，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少数服从多数，这是规矩。”
我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只问一句，”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们把祠堂租出去当仓库，祖宗的牌位，放哪儿？”
所有人顿时都噎住了。
李大壮愣了一下，随即说：“可以先……先请到村委会来，暂时供着。”
“暂时？”我冷笑一声，“李大壮，你敢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说，你为了五万块钱，把他们的安身之所给卖了？”
“哥，你别上纲上线啊！这怎么是卖呢？这是盘活集体资产！”李大壮的脸涨得通红。
“我再问一句，狗蛋、妞妞、毛豆他们，以后去哪儿写字读书？”
“他们……”李大壮卡壳了，“他们可以在家写嘛。”
“在家？”我往前走了一步，逼视着他，“他们家里有桌子吗？他们的爷爷奶奶，会教他们写字吗？他们的父母在外头拼死拼活地挣钱，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有个好前程吗？现在有个人愿意免费教他们，你们却要为了五万块钱，把他们唯一的教室给夺走？”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回荡。
“五万块钱，分到每家每户，能有多少？够你们打几场麻将，还是够你们多喝几顿酒？可是一个孩子的前途，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吗？”
“你们忘了我们李家坳是怎么来的吗？我们祖上，就是靠着耕读传家，才在这山沟里立足的！现在，你们要把‘读’这个字，给扔了？”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那些刚才还嚷嚷着要租祠堂的代表，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
李大壮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王婶领着几个老人，还有狗蛋那几个孩子，站在门口。
“大壮，我们不同意把祠堂租出去！”王婶的声音洪亮，“那是孩子们念书的地方，谁也别想占！”
“对！不同意！”
“李老师是为我们村好，你们不能这么欺负老实人！”
孩子们虽然不懂发生了什么，但也跟着喊：“要上学！要上学！”
李大壮彻底傻眼了。
他没想到，我这个“光杆司令”，背后居然还有支持者。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门口的老人和孩子，嘴唇动了动，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天的会，不欢而散。
租祠堂的事，就这么暂时搁置了。
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李大壮不会轻易放弃。
果然，第二天，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
内容是李大壮亲自录的，大意是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发展乡村经济，村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闲置的祠堂进行商业开发，为村民谋福利。
他绝口不提办学堂的事，只说那是“个人行为，不代表集体”。
这是要用舆论来压我。
那几天，我在村里走，总能感觉到一些异样的目光。
有的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就是他，挡了大家的财路。”
“读了点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非要跟全村人对着干。”
“真是个老顽固。”
我心里不是不难受。
可我一想到祠堂里，孩子们那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我就觉得，我不能退。
我没有去跟他们争辩，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我的小学堂里。
学生，从最初的三个，慢慢变成了七个，八个。
都是村里的留留守儿童。
他们的爷爷奶奶，一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后来看到孩子真的有变化，开始认字，懂礼貌了，才彻底放了心。
他们会时不时地给我送来一些自己种的蔬菜，或者刚下的鸡蛋。
虽然不值钱，但那份心意，比什么都珍贵。
我的小学堂，没有名字，也没有正式的开学典礼。
但它就像一颗种子，在李家坳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悄悄地生了根，发了芽。
我把我那封写给儿子的信，压在了箱底，没寄出去。
我觉得，没必要了。
桌椅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我去了趟镇上的废品收购站，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一堆别人当垃圾扔掉的旧课桌椅。
虽然破，但修修补补，还能用。
我一个人，把那些桌椅拆了，用摩托三轮一趟一趟地运回村里。
回到家，再一件件地组装，打磨，上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累得像散了架，但心里却很充实。
看着祠堂里，一排排虽然样式不同、但干干净净的课桌椅，我心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比我当年拿到“市优秀教师”的奖状，还要让我高兴。
我给我的小学堂，取了个名字，叫“槐树学堂”。
因为村口那棵老槐树，见证了我们李家坳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我用毛笔，认认真真地写了“槐树学堂”四个大字，贴在了祠堂的大门上。
我还手写了一份招生简章，贴在了村里的公告栏。
上面写着：槐树学堂，免费教授语文、历史、国学经典。凡本村学龄儿童，皆可报名。开学日期，九月一日。
做完这一切，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消息传出去，村里又炸了锅。
李大壮在村委会里拍着桌子，对来看热闹的村民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这是要干什么？要跟村委会对着干到底啊！”
“还搞个开学日期，九月一号，跟正规学校一样。他以为他是谁啊？教育局长吗？”
“到时候看吧，一个人都不会去，看他怎么收场！”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更奇怪了。
同情，嘲笑，幸灾乐祸，什么都有。
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他们会假装没看见，扭头就走。
那段时间，我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听说了吗？老李头要办开学典礼呢。”
“哈哈，就那七八个小娃，还搞典礼？”
“我猜啊，到时候连那七八个都去不了。谁家父母愿意让孩子跟着他瞎胡闹啊？”
“活该！谁让他挡咱们的财路。”
这些话，像针一样，一根根扎在我心上。
我也会怀疑，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八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儿子打来的越洋电话。
“爸，我听姑姑说了，您在老家办了个学堂？”儿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
我那个嫁到外村的妹妹，肯定是跟李大壮通过气了。
“嗯。”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爸，您别折腾了。您年纪大了，好好歇着不行吗？您要是缺钱，我给您打。”
“我不要你的钱。”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我做的是有意义的事，不是折腾。”
“有意义？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学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您是在城里待久了，不了解农村。他们需要的是钱，是怎么挣钱的技术，不是什么《三字经》！”
儿子的话，和李大壮如出一辙。
我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哀。
我教了一辈子书，育人无数，却好像没教好自己的儿子。
“你不用管我。”我强压着情绪，说，“我自己的事，自己心里有数。”
“爸！”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握着话筒，我的手一直在抖。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固执的、不合时宜的、瞎折腾的老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夜很深，星星很亮。
我想，也许我真的错了。
也许我应该听他们的，安安分分地拿着退休金，养花，钓鱼，了此残生。
可那样的人生，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不，我没错。
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愿意学，我的学堂，就要办下去。
哪怕开学那天，真的只来了一个学生，我也要为他一个人，举行开学典礼。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八月三十一号。
开学的前一天。
我把祠堂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把每一张课桌都擦得锃亮。
我在那块自制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幅画：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树下，是一群正在读书的孩子。
旁边写着四个字：开学快乐。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祠堂门口，看着我的“槐树学堂”，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明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我不敢想。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
九月一日，我起了个大早。
天刚蒙蒙亮。
空气里带着一丝秋天的凉意。
我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那是二十年前，我评上特级教师时，老伴给我买的。
我对着镜子，把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然后，我锁上院门，向祠堂走去。
村里很安静，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
我走到祠堂门口，拿出钥匙，打开大门。
看着里面整齐的课桌和黑板上的画，我深吸一口气，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我把准备好的点名册、粉笔、教材，一一摆在讲台上。
然后，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静静地等待。
等待我的学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太阳出来了，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村里开始有了人声，有了鸡鸣狗叫。
可祠堂门口，依然冷冷清清。
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一个孩子来。
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
难道，他们真的被家长禁止，不让来了？
难道，我精心准备的一切，真的成了一个笑话？
我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村里有早起下地的人路过，看到我，远远地指指点点，脸上带着看好戏的表情。
我听见有人在小声说：“看，我就说没人来吧。”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的脸，火辣辣的。
我想站起来，关上门，回家。
就当我准备起身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李……李爷爷。”
我猛地回头。
是狗蛋。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衣服，背着一个小布包，站在我身后，正睁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
“狗蛋！”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你来了！”
“嗯。”他点点头，走到我身边，“李爷爷，今天不是开学吗？怎么就我一个人？”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他们……他们可能还没起。”我勉强笑了笑。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
一开始，我以为是村里谁家的拖拉机。
可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而且，不是一辆。
我站起来，朝村口望去。
我看到了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村口缓缓驶来，停在了不远处。
紧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
越来越多的小轿车，从村子的四面八方涌来，把通往祠堂的这条窄窄的土路，堵得水泄不通。
车上下来一个个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他们拉着孩子的手，径直朝着祠堂走来。
那些孩子，有的背着崭新的书包，有的抱着文具盒，脸上都带着好奇和兴奋。
我彻底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这里是槐树学堂吗？是李文博老师办的学堂吗？”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走到我面前，恭敬地问。
“是……我是李文博。”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太好了！李老师，我们是专门从市里赶过来的！我儿子放暑假，就在他奶奶家。我在我们小区的业主群里，看到有人转您写的招生简章，写得太好了！我们就是想让孩子来您这儿，学点真正的中国文化！”
“我也是！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旁边一个年轻妈妈激动地说，“现在城里的补习班，都太功利了。我们希望孩子能接受一点有根的教育！”
“李老师，我就是从李家坳出去的！我在外面打工，昨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您办了个学堂，我连夜就开车回来了！不能让孩子忘了本啊！”
……
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
他们七嘴八舌地跟我说着，脸上全是真诚和期盼。
我这才明白过来。
我的那些学生，那些只有爷爷奶奶带着的留守儿童，他们把我的招生简章拍了照，发给了他们在城里打工的父母。
而他们的父母，又把这张手写的、充满温度的简章，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业主群。
一传十，十传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祠堂里很快就坐满了孩子，连过道上都站着人。
祠堂外面，也围满了家长。
那些原本等着看我笑话的村民，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站在远处，议论纷纷。
“我的天，这……这是咋回事？”
“哪来这么多车？比过年还热闹！”
“这些人都是来找老李头给孩子报名的？”
我看着眼前这番景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挺直了腰板，走到讲台前。
“同学们，家长们，欢迎来到槐树学堂！”
我的声音，洪亮而有力。
祠堂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这时，人群外传来一阵骚动。
是李大壮。
他正满头大汗地疏导着交通，指挥那些乱停的车辆。
村里的路太窄，突然涌进来这么多车，彻底瘫痪了。
他看到祠堂里黑压压的人群，脸上的表情，比调色盘还精彩。
震惊，不解，尴尬，最后，是深深的羞愧。
他挤进人群，走到我面前。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他。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哥……”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哥，我错了。”
接着，他伸出那只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们李家的列祖列宗。”
他的手，很用力，很温暖。
我能感觉到，他在发抖。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心里的那些怨气，那些委屈，瞬间烟消云散。
我拍了拍他的手，说：“大壮，不晚。”
是啊，只要开始了，就永远不晚。
那天，我的开学典礼，来了将近一百个学生。
祠堂根本坐不下。
李大壮当场拍板，把村委会最大的会议室腾了出来，又从各家各户借来了桌椅板凳，临时搭起了第二课堂。
他还发动村里的妇女，烧了一大锅热腾腾的茶水，给远道而来的家长们喝。
整个李家坳，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的节日气氛里。
中午，李大壮说什么也要在村委会摆几桌，给我，也给那些远来的家长们接风。
酒桌上，他端着酒杯，挨个敬酒。
轮到我时，他满满地倒了一杯白酒，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
“哥，这杯酒，我敬你。我以前是眼瞎心盲，只看到钱，没看到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是你，给咱们李家坳，把这个‘根’给找回来了。”
他一饮而尽。
我也端起酒杯，喝干了。
那酒很辣，一直烧到我心里，却暖洋洋的。
从那天起，“槐树学堂”彻底火了。
不仅是周末和节假日，甚至有家长，专门给孩子办了休学，从城里送过来，在我这儿读上几个月。
他们说，在这里，孩子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尊重，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安静。
我的儿子，也从国外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爸，我错了。我给您打了些钱，您用来改善一下学堂的条件吧。”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我用那笔钱，给学堂买了新的黑板，新的课桌椅，还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角。
图书角的牌子，是我亲手写的，叫“静心书屋”。
那是，我老伴的名字。
李大壮也变了。
他不再提租祠堂的事，反而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
学堂缺什么，他第一个跑去镇上买。
下雨了，他会开着村里那辆唯一的皮卡车，把孩子们一个个安全送回家。
他还向镇里申请了专项资金，把祠堂和通往祠堂的路，都重新修缮了一遍。
修路那天，全村的男人，无论老少，都自发地出来帮忙。
干活的时候，李大壮跟我说：“哥，我想好了。等路修好了，咱们就在村口立个碑。”
“立碑？写啥？”
“就写‘耕读传家’。”他看着远方，眼睛里有光。
我笑了。
那笑容，发自肺腑。
如今，我的槐树学堂，已经办了三年了。
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那琅琅的读书声，却从未在李家坳的上空断绝。
那声音，穿过老槐树的枝叶，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它告诉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无论你飞得多高，走得多远，都不要忘了，你的根，在这里。
他们笑我痴，我却觉得，他们忘了根。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