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北京一家医院里，一个95岁的老太太在弥留之际，谁也不认识了，唯独这句话，像卡住的磁带一样，在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

我暴露了吗？

他们来抓人了，快走，从后门走…

…”

2010年，北京一家医院里，一个95岁的老太太在弥留之际，谁也不认识了，唯独这句话，像卡住的磁带一样，在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

守在床边的女儿听着，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可就是想不明白，自己母亲一辈子老实本分，怎么到最后，会被这样的恐惧抓住不放？

她不知道，母亲这一生，藏着一个能把天捅破的秘密。

这位老人，名叫沈安娜。

在国民党最顶层的会议室里，她是蒋介石都点头认可的速记员，笔头快，字写得漂亮。

但在历史的另一本账上，她是中共安插在敌人心脏里长达十四年的一根“按钉”，悄无声息，却能决定生死。

她临终那句呓语，不是胡话，而是她潜伏生涯每一分每一秒的真实写照。

一、星梦的歧路：从电影明星到革命“利刃”

故事得从1932年的上海说起。

那时候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风云变幻的舞台。

17岁的沈安娜，跟着姐姐，从江苏泰兴的老家逃了出来。

她们不为别的，就为反抗家里的包办婚姻，想自己活出个样来。

沈安娜是书香门第出身，人长得漂亮，有股灵气，往十里洋场一站，机会就来了。

当时上海的电影业正火，当电影明星，上画报，穿旗袍，是无数女孩的梦想。

这对急着找活路又相貌出众的沈安娜来说，是条看得见的光明大路。

她的姐夫舒曰信是中共地下党员，起初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要是沈安娜能当上明星，就能接触到上流社会，对党的情报工作有好处。

可就在沈安娜还对“情报工作”懵懵懂懂，一心只想找个好出路的时候，一个更长远的建议摆在了她面前。

舒曰信的上级王学文看得更深一层，他分析说：“当明星，看着风光，但变数太大，像水上的浮萍。

你不如学一门扎实的手艺，比如速记。

这玩意儿现在是稀缺技术，政府机关抢着要。

学会了，你就能变成一把刀，一把能直接插进敌人要害的刀。”

那个年代，会速记的人才，比会演戏的明星金贵得多，也稳当得多。

王学文这番话，一下点醒了沈安娜。

她把当明星的念头收了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海的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这个决定，让她从一个可能光彩照人的明星胚子，变成了一名潜伏在黑暗中的战士，也为日后中国的历史，悄悄拧上了一颗关键的螺丝。

二、龙潭初探：一份特殊的“新婚贺礼”

1935年，沈安娜从速记学校毕业，成绩顶尖，一考就考进了浙江省国民政府。

20岁的她，就这样踏进了自己曾经有些抵触的“敌人”大本营。

她心里不是没打过鼓，还跟上级王学文嘀咕过，说自己不想在国民党的衙门里干。

王学文的话很直接：“红军主力是长征了，但南方的革命火种还在。

国民党每开一次会，讨论怎么‘围剿’，都关系到我们同志的命。

你的任务，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把他们的计划一字不差地掏出来。”

沈安娜一下子就懂了。

她从小练字，能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加上速记技术过硬，很快就在一群速记员里冒了尖，被安排去记录那些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议。

国民党“剿共”的军事计划、财政预算、人事调动，一份份绝密文件从她笔下流过。

东西到手了，可怎么送出去，成了天大的难题。

机会说来就来。

她的二姐要在上海补办婚礼，沈安娜顺理成章地请假回上海。

她胆子也大，从堆成山的文件里，挑出了几份军事价值最高的，小心翼翼地藏在随身带的皮箱夹层里。

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她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

这哪里是回家参加婚礼，分明是拿命在送情报。

当她把这份沉甸甸的“贺礼”交到姐夫舒曰信手上时，这个还没受过任何专业特工训练的年轻姑娘，已经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单任务。

舒曰信看到情报后，惊得说不出话，立刻上报。

王学文看完后更是激动，说这些情报“价值连城”，给当时还在南方艰难坚持的游击队送去了救命的稻草。

这一次，不光是组织对她能力的认可，也让她自己下定了决心：这条路，走定了。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沈安娜也跟着辗转武汉、重庆。

到了武汉，她看着不远处的革命圣地延安，心也活了，一度向董必武提出，想去延安学习。

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亲自找她谈话，给她吃了颗定心丸：“你一个人在国统区的作用，比一百个、一千个人到延安的作用都大。

要看大局。”

这番话让她彻底明白了，她的战场，不在延安的窑洞，就在重庆的会议室。

她的武器，就是那支速记笔。

为了能钻得更深，组织给了她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加入国民党。

这事儿，是她以前在浙江省政府的老上司、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帮忙办的。

朱家骅很赏识沈安娜的业务能力，大笔一挥，给她办了个“特别入党”。

这种入党方式门槛极高，得有三名中央委员联名推荐，批下来的党证，编号前头会有一个扎眼的“特”字。

这张“特”字党证，后来成了沈安娜最好的“护身符”。

在派系林立、互相猜忌的国民党官场，这玩意儿就是身份的象征，谁看了都得掂量掂量，以为她是通了天的人物，没人敢轻易盘查她。

她还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开会时，蒋介石、何应钦这些人讲了什么，她原封不动地记下来，回家再由同样是地下党员的丈夫华明之整理成文，送出去。

为了让这身皮披得更像，她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热衷交际、有点官迷的职业女性。

她四处向于右任、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求墨宝，把家里墙上挂得满满当当；她苦练交谊舞，研究西餐礼仪，一步步挤进了宋美龄的社交圈，成了夫人身边信得过的人。

然而，风光的背后，是天大的压力。

曾经有晋升当立法委员的机会，待遇优厚，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因为一旦坐进那个位置，就再也接触不到最核心的军事会议了。

她宁愿守着速记员这个不起眼的位子，因为这里，才是她的战壕。

1942年到1945年，是沈安娜潜伏生涯里最黑暗的三年。

她的上线徐仲航突然被捕，为了保护她这条来之不易的“大鱼”，南方局不得不切断了跟她的一切联系。

她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那三年，她和丈夫华明之，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就挤在重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木屋里。

屋外，是日军飞机没完没了的轰炸警报；隔壁，就是国民党宪兵队的审讯室。

每到夜里，隔壁传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就像鞭子一样，一下下抽在她的心上。

她知道，那里面受刑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同志。

国民党那边看她工作辛苦，提出给她换个好点的房子，她死活不肯。

因为这间破屋子，是她和组织唯一的接头点，一旦搬走，就可能永远也连不上了。

那段日子，最折磨人的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是心里的煎熬。

国民党策划反共高潮的各种阴谋，蒋介石在会上说的每一句狠话，都被她记了下来，可这些能救命的情报，却像石头沉了大海，一份也送不出去。

她后来回忆说：“情报送不出去，我做的一切都等于白费，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那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候。”

这份痛苦，恰恰说明了她心里那份信仰有多重。

直到1945年，组织才终于派人绕了几个大圈子，重新和她接上了头。

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沈安娜的情报工作迎来了最高峰。

从重庆谈判桌上国民党的真实底牌，到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拍着桌子定下的作战计划，所有最核心的机密，都通过她的笔尖，几乎同步地送到了延安的指挥部。

毛主席后来曾说：“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这句话的背后，就有沈安娜用青春和生命写下的功劳。

1949年，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十四年的潜伏生涯终于结束。

她和丈夫华明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的嘉奖令上。

1989年，国家安全部为她颁发了荣誉奖章和证书。

那句伴随了她一生的警惕——“我暴露了吗？”

，最终成了她带到生命尽头的最后呓语。

[1]沈安娜.沈安娜：潜伏国民党中央11年[J].红岩春秋,2024,(05):80-84.

[2]应琛,沈琳.隐蔽战线中的巾帼传奇[J].新民周刊,2021,(37):6-11.

[3]费虹寰.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叙述者——读《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J].中国图书评论,2017,(05):10-11.

[4]沈安娜.沈安娜:潜伏国民党中央11年[J].红岩春秋,2024(5):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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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往无前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