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溥仪迁津头两年经济拮据，我们下人就更苦了。当时随侍的月薪为17元，堂堂"行在"竟连这区区几个小钱也开不出。溥仪拖欠薪水，我们自然交不出每月6元的伙食费。结果只好由厨房拆东补西暂垫一时，伙食水准就谈不上了，主副食都很差。不过，因为我们下人的单独厨房与溥仪的御膳房
溥仪迁津头两年经济拮据，我们下人就更苦了。当时随侍的月薪为17元，堂堂"行在"竟连这区区几个小钱也开不出。溥仪拖欠薪水，我们自然交不出每月6元的伙食费。结果只好由厨房拆东补西暂垫一时，伙食水准就谈不上了，主副食都很差。不过，因为我们下人的单独厨房与溥仪的御膳房统归溥仪的司房承办，有转圜余地，即或吃饭的人都拿不出伙食费，厨房还是要按时开饭的。
1928年以后溥仪生活转好，或许是因为售出一些值钱宝物？又在日租界内买了十多所小楼，计有房百余间，招户吃租。可是我们这些伺候皇上的人，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提高。17元的"月例"不再拖欠，然而拿我来说，每月固定给家里寄10元，再交6元钱伙食费，仅剩1元零花。稍添临时花钱项目就过不了关。记得就在那年夏天，乾隆和慈禧的陵墓被军阀孙殿英盗掘。溥仪气愤已极，写了牌位在张园前厅设立灵堂，每天进香祭祀。载沣、载涛等人也按时来行礼，张园的下人们一律素服。溥仪规定，凡是进入灵堂的人必须穿清朝高靴，我没有这种靴，只好告诉当时专管给随侍采买东西的王俊买靴。可是钱从哪儿出？想来想去只有借高利贷。王俊代我借了7元钱，按"驴打滚"计算，一年多时间就滚到200多元，再滚一年连小命卖掉也还不清欠帐了。王俊还安慰我"甭着急"，我哪会不急呢？于是，我停止给家里汇款，才勉强清帐。从此再不敢欠人一分一厘。
我们随侍的在张园生活不怎么样，1929年夏天搬到静园以后好了许多。如果总是惩罚、拖欠月例，也就留不住人了。所以溥仪也有两手，时而给我们一些好处。
首先是调整了随侍的月例，由17元增加到28元。虽然并不支付"大头银元"，而只是银行发行的纸币，但按当时生活标准，可以养活四、五口之家。
或许因为手头充裕，有人脑瓜开窍，想外财。当时天津的许多工厂、公司发行有奖彩票，重利重奖之下不免有人心动。溥仪知道了，便把随侍们叫到一起训话说："现在外边什么样的彩票都有，你们谁都不准买！你们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依靠我，用钱也要依我！现在赏你们每人1000元，存在正金银行，可以用息，不得动本。"这件事溥仪说到办到，真给每名随侍立个户头，按年息8厘，我头一年如数收到80元利息。此事溥仪交给佟济煦经办，后来就不知怎回事啦，"利"也没见到，"本"更谈不到，连本带利十几年，鬼知道跑到谁的腰包去了。
溥仪带着家人上起士林吃饭，一般情况下对我们随行人，员是不理会的。有两次溥仪吩咐餐馆跑堂："给我们跟来的人每人一份饭。"既然溥仪这样说了，对起士林来说，我们也是来宾，应该进厅入桌，并在每人面前摆一份西餐。然而不是这样，只准我们站在柜台前，每人抱个饭碗，象是来买小吃的。虽然口味不差，可我们吃得不痛快。我认为这与饭店无关，一定是溥仪有话，说我们这些人没资格坐在席前。不管怎样，他总算是想着我们这些伺候人的人了。
并然我也曾受到个别赏赐的恩典，印象突出的，是那回溥仪赏我一辆"法国赛"塌把自行车。名义上赏给了我，其实就"享用"过一回，还是受命于溥仪才骑的。溥仪乘汽车上东局子，命我骑塌把车跟着去，大约他想沿东局子跑道骑几圈吧？后来骑没骑我也忘了。只记得那天从东局子回静园，骑到老龙头火车站时，路边一人笑着向我说："听说这位腿快，就让咱们赛一赛吧，看谁跑在前头？"当时我真用力蹬着"法国赛"奔驰起来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傻，人家闹着玩就当真了。这辆塌把车后来放在车库内一直不曾动，我上长春没带它，解放后便与溥仪的其它物品一起归溥修所有了。
还有一次，可以算作无功受赏。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溥仪叫我上仓库给他挑几件皮袄来。我遂带着两名殿上的进库挑出几件珍珠毛和灰鼠皮的皮袄，回到缉熙楼楼上，溥仪一见就发火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能穿这种皮袄？全拿回去，给我换厚的！"我遵旨送回库房，又找出几件貂皮和狐皮的。溥仪拿起这件试试，又拿起那件试试，似乎都不中意。忽然象想起了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件天马皮的，赶快给我找出来！"我返回库房，折腾了许多箱子也没有找到，只好据实禀报。不知溥仪中了什么邪，偏要穿那件天马皮袄，他说："不可能没有！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找。"这回溥仪带领好几名随侍，在库房内他亲自指挥翻箱倒柜，最后总算找了出来。在同一只木箱里还发现了用麻绳穿起来的几串貂皮筒，我们随侍观察、品评这些貂皮筒的时候，溥仪正反复试穿那件天马皮袄。也不知中意不中意，试了一阵又放下命人收起就完事啦。回头见我们摆弄貂皮筒，便叫把绳解开，递个筒子给他。他也摆弄着说"挺好玩"，当时在场的祁继忠瞅准了机会，趁着溥仪高兴讨起赏来："老爷子赏奴才一个吧？"
"好吧，每人赏一个貂皮筒子，拿去玩吧！"
溥仪说着，亲自动手挑了一个比较大些、颜色好些的筒子递给祁继忠："这个赏给你！"接着又给别的随侍每人挑一个。
"李志源！这个赏给你。"轮到给我挑时个头、颜色都逊色了，我也不敢埋怨。
随侍们领了皮筒，就在库房中磕头谢赏，然后随溥仪高高兴兴地回楼去了。库房已经成了破烂摊子，只有我领儿名护军收拾，拾掇利索，才按"领赏出帐"的成例，到司房申报销帐。
搬到静园以后，溥仪对我们随侍的管理更加严苛了，连分工等细项他都亲自过问。本书撰写者在档案中找到一份溥仪给随侍分工的亲笔记录，这确是可靠而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从中能够看出溥仪与随侍的关系。这份记录的头一段文字，实际是溥仪向我们颁下的一道"谕旨":
各人所专管之物类，由今日起分别清楚。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
尚有未记帐（室中所陈列者），均即日记帐，分别何类，奏明管理。
就在这段话前边，溥仪特意注明"每人录一份"字样。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随侍们一个个都很忙乱，正在分别记帐，把自己所分担房间中的物品按类登记，忙了好几天
接下去，是溥仪给我们分工的具体情况，涉及祁继忠、吴效周、严桐江、王简斋、曹裕光、赵炳武和我等7名随侍，还有金藻通、杨广英、增祉及司房的几个人。
如果说溥仪在1927年12月间给随侍们制订的"几十条"是属于行为守则的话，这次分工就是工作纪律。我记得溥仪还命人按其亲笔稿，油印若干份，人手一份，让每日必读两次，以保证严格奉行。
溥仪拟文的时间为1929年8月22日，其时，溥仪刚从张园搬到静园，尚未能从忙乱失序的状态中扭转过来。情况是这样的：婉容在主楼二层东侧占了几个房间，文绣住在另外的小楼里，主楼大部分房间归溥仪使用，房间多，又都摆放家具，而溥仪习性不改，随便走到哪里都脱衣服、穿衣服、扔东西、要东西，随侍们也采取信手拈来、随处安放的办法，形成杂乱无章的状态。仰仗溥仪穿的、用的都有多少套，最后形成东间有皮件、西间也有皮件，南间有靴、北间也有靴的情况。也有的时候溥仪突然索要某样东西，随侍却一时找不出了，不知是谁值班时经手放在哪个房间里啦。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溥仪才亲自给随侍们分工，并强调说，"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该文最后一段里，溥仪又进一步申明对工作失序者严加惩处的态度。他写道：
己已七月十八日，自立字日起，如再错乱，按在张园时所定章程处罚。
其它手卷、册页、挂轴及召见室陈设格内并汉玉珠箱、保险柜，由7人完全负责（各人分类专记）。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来时饮茶用餐、早间洗面物件等，如有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缘尔等当差皆系平等，不许随便指派差务，更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等事。如李长安有过失，尔等自管陈明；尔等有过，长安亦须无论事之大小一概陈明，予自当公正严办。总而言之，尔随侍7人年皆幼稚，蒙联殊恩，当如何奋勉上报！岂可屡径谕言，悛不知改？嗣后如再犯规则，或藉口相诋不陈明者，一概以故意抗谕言论罚。
这里边谈及7名随侍与太监李长安的关系，颇有值得注意之处。那时，由于"男女大防"的缘故，溥仪一方面命令伺候婉容、文绣的太监、侍女、老妈子与伺候他自己的随侍互相掣肘，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二者的活动范围，既不允许随侍染指太监管理的事务，也不允许太监等同随侍厮混闲谈。一旦发生此类"逾格现象"，必定要受到溥仪的严密追查。因此，两类人员平日都是各行其事，互不相扰。如有公务来往，必须通过溥仪，否则不准发生关系。唯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太监李长安。
李长安伺候过光绪，后来伺候溥仪。当溥仪还是少年时，他迎合幼主的兴趣，有一次给溥仪买了什么洋物件，结果让端康太妃知道了，把他发落到服苦役的地方去。溥仪到天津后想起他来，又派人到北京找他来伺候。一直跟到长春，'伪满中期遂不知去向了。
在天津时李长安先伺候婉容，后来有一段时间无专责，因为他是太监中唯一能随便与随侍接触聊天的人，随侍则常把溥仪要办的某些事情交给李长安办，溥仪也默许了。那时我们处得很熟，李长安有个外号叫李得儿，来历不清楚，反正谁见到他都叫李得儿，连溥仪也"李得""李得儿"的叫他。此人好说笑话，时间一长，我们干脆把"得"字换成"吊"字，开玩笑地叫他"李屌儿"。也有的时候我们让他去给溥仪办某件事，他不愿去，与我们口角，告到溥仪那里，也常常不了了之。后来，溥仪的几位御妹常到静园去住，溥仪遂派李长安伺候格格。可是，我们时而习惯性地让他去办这样、做那样，他以为自己有了专责，遂不愿承担，因此争吵了几次。可能他向溥仪告了状，所以溥仪的谕旨中才会有"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那段话，明令"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而且"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从此连"李屌儿"也没人敢叫了。
庚午（1930）年的正月13日，是溥仪的"本命年"寿日，静园司房的主事人张宝煦、张宏志、毛永惠等人发起，向随侍等佣人集资，给溥仪进贡祝寿。事先他们怎样研究的我不知道，曾向我征询意见。
"每人凑几块钱买贡品，给万岁爷祝寿，你乐意不乐意？"
"行！算上我一份。"
到正月11日时贡品备齐，通知到我司房去看看。我去时见贡品都摆在桌子上，主事人说都是在中原公司购买的新产品。另外还有一桌燕菜席，用品已交膳房，届时由他们承做。随礼人不少，本来没通知汽车司机，但给溥仪开车的朱广文也主动参加算了一份，平均每人分摊将近10元。大红纸进贡单也写好了：
奴才：吴天培、祁妖华、张宏志、李长安赵学文、李国雄、严宗渊、白廷枝、吴邦业、毛永惠、查恒松、张宝煦、朱广文
进
燕菜一桌
瓷洋人花池一份
四头铜梃花杈一件
古铜飞人座钟一件
"万寿节"那天上午，来园祝寿的"王公大臣"们叩拜完毕，祁继忠（字耀华）、张宏志和张宝煦作为下人的代表，带着贡单贡品到溥仪寝宫，先将贡单呈上御览，再跪请赏收贡品。那天溥仪高兴，当即吩咐把贡品摆到桌子上去，这时我们等在门外的人一起磕头，谢老爷子恩典赏收。溥仪又说："你们花了不少钱，忠心可嘉！不必自己开销了，可以到司房报帐。"于是，寝宫内外的下人又一起给溥仪磕头谢恩。
那次"万寿节"，静园护军索玉山、戴连恒、孙玉渊、金文晋、李铁林、孙余善、卞廷杰、霍庆云、张茂泉和刘德琦等，也联名进贡鲜果两盒，纯属象征性寿礼。
大约就在1930年，也许是1931年，溥仪给园中下人设立了"功过簿"。表面看比1927年冬天那次给随侍立规矩要好，那次仅仅约束我们，这次不限于约束、管教、处罚，按设立"功过簿"的本意，"半年察看一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事实上这本"功过簿"只发挥了一半效能，就是说只记过、不记功，它成了对违犯规矩者加以惩处的有效手段。当时，处罚下人的事儿就象吃饭一样，每天都会发生。今天罚这个，明天罚那个，据我所知，司房毛永惠竟被连罚十几个月的月例。
回想当年许多事情至今还很气恼，溥仪最怕别人骗他，无事生疑，结果常常罚不当罚。就象毛永惠，连生活来源都给掐断了，他能老实吗？本来没骗过"皇上"，这回也得骗骗"万岁爷"了，否则家口没人养活。正象自己拴套自己钻一样，罚不当罚，最终罚了自己。
我受到处罚的时候也有，但与别人比较还是少的。有时刚刚挨罚，过后又"赏还"了。如"功过簿"上的这条记载："又传：随侍李国雄前罚月例著即赏还"。不过，为什么罚的，又为什么还的，这些细节通通忘记了。
应该承认，溥仪还做过一件积德的事儿，就是给随侍请先生，让我们读书学知识。是怕我们年轻失学么？还是怕我们知识不足难以为其所用？这就不得而知了。
互溥仪为我们请了两位先生位叫白荫奎，主讲四书五经；另一位名字忘了，是教英语的。学生中有我、严桐江、祁继忠、赵荫茂等共7名随侍。上课地点在静园三楼，所谓三楼并没有房间，就是充分利用有人字柁房梁的楼顶棚，随侍住在那里。起初，学习还正规，逐渐就不行了，因为溥仪离不开我们。我早就看出问题，曾问过溥仪："奴才们都去念书，剩下老爷子自己能行吗？"溥仪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里没事，你们好好读书去吧！"然而，3天刚过就命我们留一人伺候他。又过几天命留两人，再过几天命留3人。留来留去，每次上课只有一两人去听了。有时竟无学生，只好放假。所以学习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白先生讲课还不少，我跟着学了《大学》、《中庸》、《忠孝经》,《易经》没学完。这位老先生才有趣呢！有这么一段插曲：1929年入冬不久，我们刚把铁炉子架起来，还没有烧火，正好白先生从楼梯走上来，看见铁炉子就兴奋地说："呵！真暖和。"我强忍住笑说："炉子刚安，还不曾点火。"白先生哈哈大笑道："有炉子就让人感觉热！"当时按溥仪规定：逢双日念古文，逢单日学英语。英语科前后念完英文版的《英语速成》头两册，第3册连教材也没买到，老师干脆就不来了，结果我连很浅近的英语也说不明白。记得有一次庄士敦来，溥仪和他一块上马厂去玩，我随行给他们照相。溥仪还以为我们的英语程度很高呢，便让我跟庄士敦用英语对话。我说："说不好，也听不懂。"庄遂慢慢以英语问我，问时用手指指相机："照了几张？"这还听得明白，我也以英语回答，说已照完几张，尚有几张未照。讲得结结巴巴，把庄士敦和溥仪全逗笑了。
张园在宫岛街，静园在协昌里，相距一华里，都在日租界范围内。我不知道溥仪为什么要搬家，只记得他把这事决定了，才向我们宣布，前后搬了3、4天才就绪。溥仪在静园的生活和张园差不多，到英租界购物、到起士林吃饭、到马厂观赏游乐……这些活动照旧，骑马、开汽车等，溥仪玩乐的花样更多了。
我以切身感受为根据，深知溥仪有如此想法：世间存在的东西我就要有，别人会玩的我都要试试。然而他这个人没长性，有的玩一阵就扔下了，有的好几天又讨厌了。
网球，当时也叫庭球，是溥仪颇为着迷的一项运动，喜好这项运动的时间也比较长，从静园一直玩到伪满初年，前后长达4年之久。对溥仪来说这就是破纪录的了。
刚迁进静园溥仪就命人修建网球场地，因在园内找不到太宽敞的地面，只好安设在静园主楼东门外侧一处狭长的地方：一头紧靠汽车库大门，另一头挨着下厨房南墙。而两侧，一侧就靠在主楼台阶之下，另一侧直抵静园围墙。我在技术方面喜欢琢磨，曾细心观察修筑网球场地的程序和技术要求，居然也让我弄明白了。先把地面刨了，土要过筛子，只留细面掺上石灰，用耙子耙平，再喷水洇湿。当上面可以站人时，铺上麦秸，先用二磙子再用大磙子压，还要上一层红土子再压，压到用脚碾也不出土末为止。
球场建成，溥仪派人买了很多球拍，每个随侍发了一把，从此我们天天陪溥仪练球。球场成了皇上讲"民主"的地方，不但允许我们随便说话，还允许我们赢他的球。日子一长，溥仪感到总和随侍对阵乏味，遂又从外面找了几个人来。不知哪位"来宾"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使用软球练习难得提高球艺，应改用硬球。溥仪遂把前次使用的橡皮软球一律淘汰，派人买了硬球和硬球球拍。可是他竟把随侍们忘了，我们手中握的还是软球拍。硬球的行进速度比软球快得多，一碰上软球球拍，弦就崩了。我们不好开口向溥仪提，有人自己掏腰包买硬球拍子换上，有人拿到修理部调换硬弦，我为省用，仅买几根硬弦自己动手换了下来。
不久，溥仪邀请网球名将林宝华来园担任教练，既教溥仪，也教我们这些人。林来以后陆续给溥仪买许多筒外国名牌网球，训练也正规化了。林是一位华侨，从小在南洋长大，仅能用英语和溥仪对话，中国话反而说不通。有一次，溥仪命我和林对战，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只听他在场上"李李李"地喊，时而哈哈大笑。他为了博得溥仪开心，就戏耍我，把球往东打一下，往西打一下，往远打一下，往近打一下，害得我满球场奔跑，遛来遛去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溥仪和其他随侍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这一年，是静园网球运动的高峰期，由单纯训练到组织比赛，由单打到双打，由静园内部赛到吸收外界人士召开运动会，租界的日本人就常来参加。这期间，天津的报纸上就大量报导过争夺"宣统杯"庭球赛的消息。下面是《新天津报》以"溥仪参观日体育会"为题的报导：
清帝溥仪，近来对于体育异常注意，每日偕其妹赴日本体育会庭球部参观。近日购制银杯数件赠予该会，如胜利者即行奖与银杯，各会员为此杯竞争极为热烈云。
网球是户外运动，严冬之际则无法进行。林宝华看出溥仪兴致未尽，就在那年入冬后建议在书库北面搭起一个大席棚，棚壁以"沙高"组合，设置了打羽毛球的全套设备，并安装了电灯，实际是一间早晚都能使用而且风雨无阻的羽毛球运动室。不过溥仪的兴趣不高，玩几天就放下了。第二年开春又命人早早修复了网球场地。
打高尔夫球，也是溥仪喜欢的运动项目。他订制了专用球衣、球裤和球帽，买了一块可以挂在裤带上的厚壳计时表。静园内没有高尔夫场地，溥仪便到英租界北头高尔夫球场去玩。记得有一次，溥仪带着溥杰、二格格和三格格一起去玩，我背着装高尔夫球杆的皮筒子，紧跟在溥仪后面。在大球场，我给他递大杆；到了小球场，再换小杆。轮到三格格起杆时，因溥仪挨得太近，被扬起的高尔夫杆铁头打在眉毛处，顿时鲜血直流。我赶快跑出球场气喘吁吁地招呼汽车过来，众人把溥仪搀到车上，到德国医院经白大夫给缝了两针。就这样，高尔夫球杆在溥仪的眉毛处留下一条细细的伤痕。那次可把三格格吓坏了！
斗蟋蟀也是溥仪的拿手戏。溥仪常打发我给他进货，但不许在市内的蟋蟀市场上买，他认为那都是别人挑剩的，不能要，他命我上杨柳青去买"原笼蟋蟀"。当时，用直径一尺，高一尺半的布封柳条笼装运蟋蟀，未经上市的称为"原笼"。我每次去杨柳青都买回一两个原笼。溥仪则挑些大的试斗，选出几只最厉害的留下，并一一为之取名："金头大王"、"银头大王"等等，其余的随便送人。
溥仪玩狗，许多人都知道，不说了。前文还谈到溥仪上法租界东局子跑马，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名马佚各骑一匹马往东局子送，走到老龙头车站，忽然马一惊把马扶掀了下来，把他的腋下部位也踩伤了。我怕溥仪着急，也顾不得马扶了，让他自己去找医院。可是，我一个人骑不了两匹马，只好牵回张园，随后骑车急急蹬向东局子。溥仪果然怒气冲天，听我说明情况后又责备我没送马侠上医院。我虽不敢说什么，心里很不服：这还嫌我来得晚呢！若是领马侠上医院，万岁爷更火了！现在又说好听的。
溥仪还养过鱼，命人做些大鱼缸子。直到伪满还养了不少热带鱼，后来玩腻了，把鱼缸子堆在佛堂里。
声色犬马不够玩的，溥仪还要摆弄石头子。皇族里的人投其所好，进贡些雨花石或其它透明、有色的石头子。溥仪新鲜几天，就扔到一边去了。
因为溥仪好玩，一些娱乐场所的老板就乘机敲他的钱。一天，天津"大锣天"老板对我说："我们能做'人造雨'，请问问你们皇上要不要？"我传了话，溥仪很感兴趣：
"怎么个'人造雨'呀？"
"就是造出一间大房子，下面装点各种盆景，一按电钮就会自上而下滴滴哒哒地下起雨来。"
其实无非就象现在喷泉一类的东西，溥仪核计了好几天，终因价格过于昂贵而没有上当。
李国雄，1912年生，自14岁入宫侍奉末代皇帝溥仪，全程参与溥仪从天津寓公、伪满洲国执政到苏联战俘等身份转变过程。他亲历1931年溥仪潜逃出天津事件，通过改装赛车后厢躲避监视护送溥仪至旅顺；1935年随行访日期间拍摄溥仪因特制高跟鞋绷带脱落出丑的窘态。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时，李国雄携带溥仪日记及珍宝箱随其逃亡，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1950年移交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获特赦。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