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家呆了20多天，有个杨宗光来找，此人当时是溥仪的贴身随侍。他见面就说："皇上想你了，叫你去呢！"我问上哪儿？杨说皇上已经移住日本公使馆，我们现在就上那儿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别父母，跟着杨宗光上路了。
我进宫半年，并不曾想到升官发财，但也希望能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料，溥仪用一个金镏子就打发我回家了。见着父母亲人是挺高兴，转眼间又感到不是滋味儿。
我在家呆了20多天，有个杨宗光来找，此人当时是溥仪的贴身随侍。他见面就说："皇上想你了，叫你去呢！"我问上哪儿？杨说皇上已经移住日本公使馆，我们现在就上那儿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别父母，跟着杨宗光上路了。
我们走进东交民巷，从门前牌匾知道，路西是英国公使馆，路东便是日本公使馆。可是，路东这个大门紧紧地关闭着。杨宗光告诉我，使馆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才在大白天关起大门，我们得从日本兵营那个门绕进去。这两个院子隔道大墙，中间有扇小门连通，我俩就经过那扇门来到位于日本公使馆院内的一栋二层小楼前。这里无疑就是溥仪的"行在"了，杨宗光引我上二楼面见溥仪，我给他磕头请安，溥仪说："我想你，就跟我在这儿呆着吧！"
我到日本公使馆是旧历甲子年的11月上旬。溥仪怎么来的我没见着，听溥仪说是郑孝胥给联络的。但那时的局面很复杂：郑孝胥奏请皇上到日本公使馆，庄士敦奏请皇上到英国公使馆，两人各怀心腹事，溥仪处在举棋不定之中。还有个北府的管家张文治，一步不离地跟踪溥仪，与其说他替载沣办事，不如说是个和鹿钟麟通气的人。
据溥仪跟我讲，他潜入日本公使馆的一幕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为了不使看守北府的政府军警生疑，事先故意与之联系说溥仪要前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治病，军警们便也跟了几个去。溥仪遂空走一趟医院，当天返回北府，目的是从心理上麻痹那些看守北府的军警们。隔日溥仪又上德国医院，就只剩一名军警和张文治跟着了，汽车在德国医院前门停稳后，军警和张文治都懒得下车，溥仪走进医院便看见了等在那里的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装得互不相识，在楼内瞎转一气，就从医院后门溜出。为防备让人盯上，特意钻进乌利文洋行，溥仪还随便在那儿买了一块怀表。那是一块灰色地、镶金边、表心带闪光的高级怀表。当溥仪等正要从洋行后门溜走时，不明真相的人还请示溥仪，问是否要告诉仍然等在德国医院前门外边汽车内的张文治和军警？问要不要把汽车开过来？溥仪一摆手："甭管！让他们呆着吧！"这就是溥仪潜入日本公使馆之前的一段细节。
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呆了3个月，婉容和文绣也住在这里，太监李长安、还有一位刘太监和两名宫女伺候她们。
溥仪每天有些礼仪方面的应酬，但还是感到无聊。他很少到日本公使芳泽谦吉那边去，白天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有两回曾走出公使馆，因为往东几步路远便是一位格格的住处，溥仪去玩玩。据我所知，有个阶段他晚上出去，为了防止被路人认出，事先化妆，而且只带着祁继忠一人，骑车离开使馆区溜街兜风，据溥仪说到过东安市场、到过神武门前的护城河、也到过什刹海湖畔。
一天，溥仪命茶房给他插糖葫芦吃。宫里每年都做这玩艺儿，工艺特殊处在于每根竹棍上只串一个大山楂，和市面上一串5、6个不同。茶房御厨奉命去做，没想到溥仪也跟到茶房。御厨后来告诉我，在公使馆临时安设的茶房地方窄小，锅也小，工作台子也只容得一人施展。偏偏皇上还来凑热闹，他又不会干，两只手占满了糖，一拽一条长丝，绕来绕去，哩哩啦啦地掉落在御厨脖子上、胳臂上、手背上，烫得御厨直抖动，却又不敢言语，真是活受罪。这件事倒能反映溥仪当时苦闷无聊的心情。
腊月23日过小年那天，按旧习俗要买灶糖祭祀灶王爷。溥仪命人买了很多糖果，有关东糖、条条糖、灶糖，还命茶房制作了许多糖葫芦。记得是在头半晌，我和几名随侍来往于楼前楼后，忙忙碌碌地做这样、干那样，忽然，二楼上的溥仪推开窗子向院内大声喊道："张开兜接住！张开兜接住！"随着喊声，各种各样的糖果从二楼楼窗扬出并散落下来。我们几人都身穿蓝布大褂，正好用两手拎起前襟衣角，形成一天然大布兜。有人接不少糖，有人却一块也兜不住，我是幸运的，刚张开衣襟就兜住很大的一个葫芦型糖瓜，心里很觉得痛快。
我跟溥仪在日本公使馆过了春节、过了溥仪的生日和元霄节，又过了十来天，溥仪突然又把我找去给了我100块大洋。我谢过赏，溥仪说："你先回家吧！"他既不说说原因、理由，我索性问也不问，收拾一下零碎东西出门就走了。当时并不知道溥仪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更没想这次把我撵走，有朝一日还会派人接我回来。
1925年初夏，杨宗光专程从天津来到北京宝钞胡同我家，说"上边"让我去。
"上边现在何处？"
"天津日租界张园。"
我感到奇怪：离开北京日本公使馆之前，曾听溥仪说过，要搬到对过英国公使馆去住，因为经庄士敦奏请，英皇已经表示接纳溥仪，赴英的船票也买好了，溥仪不日就要登程游历英伦四岛。怎么，忽然又跑到天津日租界去了呢？
"上边不是说要访英吗？"
"嗨，改变主意啦！上天津是罗振玉联络的。"
后来溥仪跟我说过，他一直想赴英，来津前夕还曾派庄士敦前往英国公使馆联系。庄见到了英国公使，交谈了很长时间，原来英国政府变卦了，对于接纳溥仪已无兴趣。溥仪这才决定采用罗振玉的建议，不论将来赴英还是赴日，先到天津再说。
"到天津多少日子啦？"
"你离开日本公使馆才4、5天，赶上龙抬头，上边就启跸了，而今幸临天津张园将3个月了。"
杨宗光简单说了说情况，我也不细问，再一次告别父母，跟他上天津去伺候溥仪。至此我也能明白了：每到节骨眼儿上溥仪就打发一批人，省得嘴杂事繁、碍手碍脚，平静以后需要人手时，再一个一个找回来。
到了天津张园，溥仪照例说几句"想我"的话，显得颇为亲热。又给我改了名字，他说："从今以后别叫李振焘了，改叫李国雄。"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接着，溥仪给我讲述了他从日本公使馆出来时亲历的惊险故事。他说，那天经化妆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房，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70％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尽心尽力护卫他，对旁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敢拦敢挡的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一两天后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溥仪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溥仪在天津初期的生活并不是很惬意的，经费靠遗老们进贡，当然不充裕。多亏有些东西可卖，那是溥仪为游历英国而准备的生活费，1922年秋冬之际，他利用溥杰每天出入宫廷的条件，以"赏赐"为名，令其将大量字画、宋版书和玉器盗运出宫，其中一些宝物就在这时变成钱了。
关于溥仪卖宝，当年社会上议论颇多，但有些故事是文人们编出来的。例如《华北晚报》登过一则《溥仪卖宝》，副题为"红钻石博得万两金"。全文如下：
溥仪在津，益无聊赖，近以经济窘迫，潜将红钻石一颗，如樱桃大，光滑无比，计重有20格兰姆，亲往各珠宝店兜售。店主见其衣履平常，情势慌张，疑为赃物。随即出言恫嚇，谓此非汝所应有，若不从实声明，定当送警究办。溥仪无奈，只得备述所以，并及其脱货求财之窘状。店主哀而怜之，许以设法，询其售价，一二千金足矣，然同行中竟无由识别其真正之价值者。继有西方贾胡格列特氏，言此钻石出自南美喀斯德俺拉特矿中，得受山川之灵气，与日月之精华，经数千百年而始成鸽血色，奇彩焕发，入夜尤明，闻系前清光绪间由古巴公使进贡内廷者，愿出重价，以归古主，当付国币二万元购云。溥仪得此巨款，感谢店主，赏以千金云。
我认为这件事不会是真的，说溥仪穿戴平常，只身到各家珠宝店抛售宝物，这不合乎实际情况。既便他有过私自外出的机会，也只能在深夜，白天是不敢的。再说溥仪手中的钻石我见过许多，都是白色的，质量稍次者微黄，颜色愈白愈好。我从来就没见过红色的钻石，而那位文章作者不但指出了红钻石的产地，还说明了溥仪这颗钻石的来源，真编得奇巧。
尽管如此，溥仪卖宝或用其它物品兑换银元，支撑生活、以解燃眉，这是属实的。有一天，我在张园的院子里值班，听候遣派。只见溥仪的专车从市内返回，由大门进院，一直开到楼前台阶下。我心中纳闷儿：皇上、皇后都不曾下楼，坐在汽车里的人能是谁呢？这时，从刚停稳的车上一古恼儿下来好几个人，接着从车上陆续卸下3、4个小木箱，还有好几条小麻袋。体积都不算大，却颇有份量，两个小伙子抬一件，显得很吃力。抬进楼内我也不知道放哪间屋里去了。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以不便靠前搭话。直到木箱、麻袋全部抬进楼内，我才凑到车前向司机问了一句："拉什么东西，这么有份量？"司机脱口答道："万岁爷叫人兑换的现洋！"这是我亲眼所见，至于用甚么样的珍宝兑换来这么多银元，我就不得而知了。
溥仪时常说："没有钱了，还得借。"他确实向日本正金银行贷过款。那时，他常常谈到俭朴美德，跟我们讲清朝各代皇帝勤俭爱民的故事。他说，康熙作了60多年皇帝，只用一领席子……还有一件事例能够说明溥仪当年经济拮据的状况。我经常奉命采买物品，回来向溥仪报告购物情况时，这位"真龙天子"竟然要问一声"打价没有哇？"所谓"打价"就是要向卖主讨价还价，不许不问价钱就照全价花大头钱。一次买表打了七扣，又有一次买戒指打了八扣，向溥仪报告后他很满意。经我手还曾购进一部敞篷汽车，记得"打价"的结果，花了不到15000元，溥仪挺满意。
买日用小件物品也得"打价"。一次，溥仪想吃元宵，命茶房做。茶房还没有工具呢，遂命我开车出去买，我很快就买回了笸箩、漏勺等全套做元宵的工具。回园子报告后，溥仪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这样贵？打价没打价呀？"问得我张口结舌。其实这类东西不值几个大钱，明码实价，还要还嘴么？溥仪根本不知道行市，反正得"打价"就是。幸亏随侍王简斋在旁接茬说："嘿！真象是开了元宵铺似的。"此人是随侍中最早跟着溥仪的，深知主人的脾气，遇上这种情况打个岔儿就能解决问题。事后他还来找我卖乖说："老爷子正嫌你买贵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帮你解了围。"
溥仪绝不允许下人利用购物之机赚他的钱，更不许"吃回扣"。当然他也不可能全管住，背着他吃回扣的情形还是不少。一次，我和司机一块儿去买汽车，老板问司机"要多少回扣？"当着我的面司机不敢说要，后来司机单独去取车时又表示要回扣，被老板给顶了："当时问你说不要，现在不能变价了！"老板只知按市面习俗办事，哪里知道张园内部的规矩呀！
溥仪这种"打价"和严防"吃回扣"的财经管理办法，是在经费拮据的天津时期产生的，但却一直延续到伪满。
溥仪在天津立脚后，便开始网罗三教九流之人。这里说的不是找政治伙伴，而是为了个人享乐，招募各类佣人。供其驱遣于车前马后的种种不必说了，这里只举几个专供满足溥仪精神需要的下人。
在张园的一间下人宿舍中，住着一位年岁较大的南方人，名叫许荣勋，是专门给溥仪画画的。他的作品都是工笔山水人物，记得溥仪曾经赏我一张观士音菩萨佛像，就是许荣勋画的。因为相处熟了，有一次我开口求他给我画一张。大约等了两个月，有一天我在院内碰见他，他说："你要的画画完了，到我房间取吧！"我遂跟他去拿回一张工笔山水，画得颇用心。还题了款，上款"赠佛亭老弟"，下款"许荣勋敬画"。我很珍视这张画，请人装裱后送回北京家中保存，据家人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失落。
还有一个有特技的微书法艺术家，能在芝麻粒的一面上用毛笔写4个字，也能在瓜籽仁儿上写一首七言诗。现在不是有人能在象牙物品上用刀刻小字吗？他则能用毛笔写那么小的字。写出的字用肉眼看不清，在放大镜下还能看出笔锋来。此人姓李，名字让我忘了，是在天津"三不管"地界被发现的。有人报告溥仪，溥仪以为奇，立即派人把他找到张园来，并安排住在楼下奏事官张宏志的屋里。我听到消息就跑去看稀奇，只见他一手举着根钢针，针尖上扎一粒普通芝麻，另一只手拿着毛笔，站在电灯下，正往那粒芝麻上写字呢！当他全神贯注写字时，两只眼球中的黑眼仁儿就完全集聚在鼻梁一边了。他用的笔当然也是特制的，其实就是把普通毛笔笔尖上的两三根毛留下，剪短或拔掉周围用不上的笔毛自制而成。那天他是奉命作微书法表演，溥仪就站在他身后，看得津津有味。从此，他每天为溥仪创作微书法作品有一次，他为溥仪写了一幅长约15公分的"一笔寿"，粗看是个"寿"字，细瞧那字却是由千千万万的小黑点儿组成，原来是微写的整部《金刚经》，他完成这幅作品费时整整两个月。溥仪看过之后又出了新题目：亲笔写下一个长约30公分的"佛"字，让他按此字样，再写一部佛家经典。可惜此字没有写完，他因吸毒（抽白面儿）让别人告发而被溥仪撵出了张园。据我亲眼所见，他走时那个"佛"字只缺最后两笔，数月之功就此报废，真是"功亏一篑"，惜哉！惜哉！我与这位李微书法家相处年余，他吸毒是缺点，人还不错，没有架子，无论何人求他写字，绝不推辞。我也求过他，他曾在一粒芝麻上给我写了"天下太平"四字，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御医是溥仪须臾难离的人物，在天津时有两名：萧炳炎和佟成海。两人性情不同：萧是南方人，用药较温和：佟是北方人，药剂子又大又猛。溥仪需要看病，便酌情传两人中的一个。
我经常奉命传萧炳炎"请脉"。萧这人当年没少让溥仪折腾，不论白日、黑夜，溥仪稍有不适之感就叫他，一天不知叫几回。有时看了病刚走，不到一小时又叫回来。萧家住永平里7号，但几乎每天都得在园子里值班。他住的房间从来不从里边落门上锁，我们一到就拉门进去，走到床前，轻声将他叫醒。他好半天才能坐起来，而且坐在床上也不下地，先伸出两只手，磨擦拇指数十回，再把磨擦完毕的拇指放在眼皮上左右擦几次。就这样磨了擦，擦了再磨，反复数次，才慢慢下地、穿鞋，有时还要用湿毛巾擦脸，这一套完成后才出门上楼给溥仪看病。我曾计算过，从叫醒他到走出房门，少说也得半小时。有时溥仪等急了，接三连四派人来催，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深知，溥仪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
溥仪延聘艺术家、医生本不足为怪，令人不解的是，他还在下人厨房中养活一个白吃白喝的瞎子。也没见过瞎子给溥仪算命，就知道此人耳朵特别灵，整天坐在厨房内，远远听见脚步声便知道他是二三十人中间的哪一位，绝不会错。或许他就凭这一手本领充当溥仪的食客吧！
由于溥仪门下人员复杂，园中的事也常常流布到社会上，成为各种报纸的猎奇新闻。甚至有的编造情节，耸人听闻。《大公报》登过一条"溥仪断炊"的消息，说张园有个厨役暴毙，死因不明。特录其文于下：
昨晚8时，日租界宫岛街居住之溥仪，其厨役李某忽感腹痛即行就寝，至今晨9时尚未起床，其同事叩门呼之，无应声。破扉而入，见李已四肢冰冷，死于床上，原因不明。溥大懊恼，遂通知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适该署近藤嘱托医不在，乃由共立医院派某医师于午后3点，由司法警察官监督之下，检验结果究为食物中毒或服毒自杀，抑或为煤气熏毙尚未判明。今晨溥氏感觉饮食危险、勺饮不敢入口云。
此事好象是发生在1926年的12月份，不象是好事记者硬编出来的，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那些年在溥仪的下人中间常有怪事发生，也不足为奇。
溥仪住在天津的租界内，人身安全由日方负责保护，可他还是缺乏安全感，常常亲自过问张园的门卫事宜。1927年4月，溥仪就曾连续颁发谕旨，严禁园子里的下人夜间外出。
最初，溥仪给"行在"庶务处任事，即园中佣人大总管佟济煦下了一道手谕，严格限制"园中当差人等"，绝不允许未经请假深夜外出。谕发后溥仪留心检查，发现还有人在深夜出入门卫。溥仪很生气，遂传佟济煦询问，佟懵然无所知。又叫护军队长索玉山，此人乃皇族出身，和溥仪是远支本家，早在小朝廷时代即担任紫禁城护军队长。居然连他也不知情。溥仪一气之下，将二人一并处罚，再度发出亲笔手谕：
前曾传谕：在园中当差人等不许夜间外出，如有事故亦须报告队长，由队长回明该管理济煦，俟准许方能告假。昨晚竟有护军孙余善私自出园，夜深始返。该管理济煦所典何职？该队长玉山所司何事？竟茫然不知，实属惰怠已极！济煦著记大过一次，玉山著罚月例二个月。现后责成该管理，督率玉山等，严加整顿，认真管辖，不得私徇情面，遇事推诿。如再发生此等事情，惟该管理、队长是问。言出法随，不得视为具文而忽略者也。此谕。3月15日。（此谕著留案以备稽考）
这篇手谕是1927年4月16日，即旧历丁卯年3月15日发出的。事隔一两天的某个上午，我和杨宗光在溥仪身边伺候。溥仪伏案写了一张条子，写好即招呼杨宗光，让他发下去。杨还未走出屋子，又被溥仪叫回来："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又要回交给杨的条子，重新写一张，写完站起来走向寝宫西南角。那里摆设一个玻璃柜子，类似今天的二层酒柜，柜上有个瓷盘，盘内放一颗小图章，四面都有字，不知谁刻的，却从来不曾使用过。溥仪亲自取来那颗图章，在新写好的纸条上印了一下，又交给杨宗光说："给佟济煦拿去！让他告诉大门上的人，就说这条子是我写的，今后不见这种盖章条子，谁都不准出去！"于是，这张条子便夹在溥仪的档案中一直保留到今天。上面写道：
所有张园内仆役一切人等，于夜间由10时至早5时出门，非经盖此章不得放出。
据我所知，门卫再也没收到过盖章放行的条子。是不是从此就没有夜间私自外出的呢？那只有当班的护军心里明白。
对护军，溥仪还另外给订了4条规则：护军按时站岗，不能空误；夜间10点锁门，非因公事不能出入；物品出入严密检查：如有事、病均须请假。对于违犯规则的护军，先由护军队长与总管佟济煦商量提出处罚方案，再奏报溥仪定夺。例如有一次护军吴香泉和关文亮互相斗殴，索玉山和佟济煦提出了"拟请开除"的意见。溥仪则给予从轻发落，据记载"正月初七奉谕著罚月例一个月并记大过一次"。刚刚罚了吴、关二人，又出了个张茂泉。此人也是护军，"于初八日早间出门，并未请假，空误大楼前门岗位，有违定章"。索玉山和佟济煦的意见是"拟请恩施著记大过一次"，溥仪怎样定夺的我忘记了。不过，一般总是下边提得严些，上边处理则宽些，以示"万岁爷"的"仁慈"。
溥仪刚住进张园时，园内主楼除地下室，只有两层能住人。二层之上原为供游人娱乐的屋顶花园，溥仪搬来后就作为平台了：左右两边是上、下楼的楼梯间；前后两边则有一米高的水泥栏杆。平日，随侍有在平台上放风筝的，溥仪也想玩玩，命人买来一只12节长的蜈蚣风筝。然而风筝太大，就使平台显得狭小了，只好把那放不起来的风筝送到楼梯间里去搁着。我放一只小鹰风筝，开始只用一轴线，觉得很有意思，便一轴轴地增加，最多时加到8轴线，放出的"小鹰"变成小黑点，最后连黑点也看不见了。有一天，东南风刮得挺硬，我忽然想到：何不借此风势玩玩久已闲置的12节大蜈蚣？虽然那是御用品，但我深知溥仪高兴时在这些事上是不挑毛病的。我遂把"蜈蚣"拿出来摆在平台上，捋着绳一抖，那"蜈蚣"就飞起来了，12节长，力量好大嘞！我几乎拽不住它，又不敢撒手，任其顶风翱翔，竟把我从平台东南角一直拽到西北角的栏杆前，如果再不撒手，非把我从平台拽出去，跌到院子里摔死不可。于是，我也顾不得"蜈蚣"了，不料刚一撒手，风筝失去拉力，非但没有远走高飞，反而一头扎到院中去了。虚惊之余，我把这事来龙去脉报告了溥仪，他埋怨我办事不慎重，用关心的口吻说"下次不准再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久，溥仪命在平台上加盖了一层木板房，作为他和婉容的娱乐场所。有一次过"万寿节"，溥仪就在这里招待来园祝寿的外宾，并延聘韩炳谦表演"中国戏法"，我们当随侍的也能借光一饱眼福。有时溥仪把随侍全都召集到木房子来，拿我们寻开心。记得他曾让赵荫茂唱一段戏，赵羞口唱不出。溥仪又叫曹宝元唱，曹无法脱身，遂站在墙角上面朝里，唱了一段《捉放曹》，不料刚喊几声嗓子就劈了，逗得在场人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婉容在木屋设午宴，招待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女宾，我奉命伺候，因此得到机会观瞧了一场无须门票的真正的"西洋景"。这次午宴是中餐，而那些外国女人根本就不会使用中国餐具，对她们来说端碗用筷子都是新鲜事！我见她们都把两只眼睛紧紧盯在婉容的动作人，婉容则故意把进餐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做得斯文、高雅。例如端碗喝汤，婉容仅以拇指、食指和中指3个指尖掐住碗边，动作轻松自然。学她的那位洋女人却烫了手指头，赶紧放下碗吹起气来。依我看，与其说她们是来享受，不如说是来活遭罪！
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在天津刚刚时兴，一般人还只能套上耳机收听矿石收音机。溥仪命人在某家高级商店购进一种使用 AB 两型电池、外安喇叭、机上装有室内天线的立式收音机，买来即交给我管理，就放在三楼木板屋内。那时广播电台不在白天安排节目，入夜才开始播音。每天开始放送时，·溥仪和婉容都来了，新闻、音乐、戏曲，无论什么节目都要听。溥仪向来是三天新鲜，日子一长兴趣皆无，后来干脆不去了。然而婉容每日必去，我须在她到达之前开机、调台，使音质清亮。做完这些我便要躲进左右两侧的楼梯间内，就坐在那楼梯磴上等候婉容听完广播。其间，婉容若嫌声音高了，就自己动手拧动音量钮调低些，嫌低再调高，因为回避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动手。等她听完广播扬长而去，我才能从楼梯间走出来，关机、清理房间，我完活儿时别的随侍早就入梦了。说起来那时候数我苦，常常一边伺候婉容听广播，一边还要应付溥仪临时交派的其它任务，两头忙乎。
李国雄，1912年生，自14岁入宫侍奉末代皇帝溥仪，全程参与溥仪从天津寓公、伪满洲国执政到苏联战俘等身份转变过程。他亲历1931年溥仪潜逃出天津事件，通过改装赛车后厢躲避监视护送溥仪至旅顺；1935年随行访日期间拍摄溥仪因特制高跟鞋绷带脱落出丑的窘态。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时，李国雄携带溥仪日记及珍宝箱随其逃亡，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1950年移交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获特赦。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