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早记载僧行云的，是元《至元嘉禾志》。卷十一“寺院”，在述及嘉兴县景德禅院，考证云：“按本院碑记，其初寺基下是白龙潭，凡遇风涛危难或遇天晴，有白光三道。其僧行云积土填潭，造塔三座于光起之处。时人称为三塔湾。”这也是关于三塔湾的最早记载。此后方志及各种史料中关于

转自：嘉兴日报

三塔静静矗立于运河畔，塔前石条上纤绳摩擦的深痕，带着岁月的沧桑。茶禅寺早已消逝，只余重建三塔时所立石碑。

耳听运河潺潺水声，煮茶亭里茶香袅袅，虽已不见昔日帆船往来之景，但三塔依然是嘉兴人心中的三塔。

编者的话

没有僧行云，就没有三塔寺。

最早记载僧行云的，是元《至元嘉禾志》。卷十一“寺院”，在述及嘉兴县景德禅院，考证云：“按本院碑记，其初寺基下是白龙潭，凡遇风涛危难或遇天晴，有白光三道。其僧行云积土填潭，造塔三座于光起之处。时人称为三塔湾。”这也是关于三塔湾的最早记载。此后方志及各种史料中关于三塔及三塔寺的文字，都是从此而来。

行云这样一位救世济民的得道高僧，历代有关他的记载却几乎没有。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俗家姓氏，这些最基本的要素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一般认为，行云是唐朝人，但也是推断出来的。《至元嘉禾志·寺院》只说是“其僧行云”，没说“唐僧行云”。宋元时关于三塔寺的记载，无论是北宋的苏轼还是南宋的嘉兴知县李时习，无论是外国的成寻还是本地的吴镇，都没说行云是唐僧。事实上，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有名的景德寺文会上，学者徐一夔的诗开头就说“野旷天愈豁，川平路如断。不知何朝寺，突兀古河岸”，就是说在元末已经不清楚三塔寺是何时所建的。

最早认定行云是唐僧的，是元末著名学者黄溍。他在作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的《嘉兴路景德寺记》中说：“唐季，异僧云行者，日运土石，以实潭，遂建三塔以镇之。”明确说是“唐季”。但这里黄溍把“行云”的名字写成了“云行”。这样严肃的文字，不可能是笔误，这只能说明到元末，对僧行云的了解已经模糊不清了。此后，明清两代的嘉兴府志、县志，基本上就定为“唐僧”了。乾隆在其诗《三塔寺赐名茶禅寺因题句》中，自注云：“三塔寺基旧为潭，不利往来舟楫。唐僧行云，积土起塔。”金口一开，算是御定了。至于现在网络上说的“唐贞观年间”，则是没有根据的臆测，无非是唐代“贞观之治”名气太大的缘故。

建三塔是为了方便运河上的往来船只，这是以运河杭州塘的运输繁忙为前提的。嘉兴运河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始于朱自勉屯田之后，也就是中唐大历年间（766—779）。而嘉兴大规模兴修水利，则是在五代钱镠吴越国期间。从这个时代背景推测，僧行云建三塔，应该在晚唐或者五代。有研究者认为，从元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上看三塔的形制，是多边形的，而唐塔大多是四方形，五代时吴越国所建之塔，倒多有六边形、八边形的。因此推断三塔当建于五代。行云生于唐代，建三塔于五代，说是“唐季”也勉强说得通。明代万历年间有一部多处写到嘉兴的小说《国色天香》（吴敬圻著），卷七中有一则“联咏录”，说到“秀水通越门外二里”有一潭，“五代时，异僧行云者经其处，指潭叹曰……”故事跟历代记载无异，只是把行云的时代定在了“五代”，或许在当时就有此说法。

如果僧行云真是五代时人的话，那么，记载五代时十国君主事迹的史籍《十国春秋》，其卷九十九刚好记载了一位名为“行云”的异僧：

行云，福州僧也。得异术，言未来奇中，陈洪进甚尊礼之。一日诣泉州，谓洪进曰：“君当主此山河。”又曰：“世报莫不前定，苟怀疑杀人，鲜得令终。”后洪进幽张汉思别室，卒得善终。行云一言之力也。行云谓人曰：“陈氏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后，有戎马千万辈，前歌后舞入泉州城。”未几，洪进入宋献地，改镇徐州。子文显通州团练使，文颢、文顗及文顼，并受诸州刺史。宋师入城，作笳鼓为乐。悉如其言。

行云对未来事无不言中，可谓“异僧”。他从福州云游来崇尚佛法的吴越国，在嘉兴建三塔做善事，也是完全可能的。《国色天香》中三塔僧行云化身为一老人，现身于景德寺文会，也是以预言警示曹睿等人，吴敬圻显然是以《十国春秋》中的福州僧行云为原型的。当然，这福州僧行云究竟是不是建三塔的行云，还待进一步的考证。

没有僧行云，就没有三塔寺

三塔寺高僧云海智宽，是元代著名的高僧，在三塔寺史上更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代著名学者黄溍，在他的《嘉兴路景德寺记》中，记载了“云海宽公”也就是云海智宽的一件重要事迹：重修三塔寺。

元至元年间，云海宽公来到景德寺做住持。到任之后，他看到“殿宇敝坏”，有失庄严，就召集众人商议，重修寺庙。在此前的元世祖至元年间（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1264—1294］，一为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年号［1335—1340］），景德寺增置了一批良田作为寺产，每年有一笔田租收入，再加入嘉兴士民的捐助，“得钱不下二万缗”，这就可以好好地修建了。于是至正五年（1345）十月开始动工，到第二年的九月新殿落成。重修后的大殿，“崇八十有六尺，深广称之而杀千尺。中严灵山像，左右阿之应真，视旧有加。殿后增造观音像，其东西翼庑则肖诸天神”，整个大殿“金珠间错，丹碧绚丽，煌煌如也”，既肃穆又气派。景德寺香火更盛。

云海智宽的生平，《槜李诗系》卷三十有简单记载：“智宽字裕之，号云海，吴郡人。元末住秀州三塔寺（后析秀水），筑爱松轩，日哦诗其中……洪武初被召至京……其诗散佚，景德倡和一首已载前编，兹不录。”从这里可知，智宽大师在俗家时字裕之，是吴郡（今苏州一带）人，出家后法名智宽，号云海。他为三塔寺住持后，在寺中建了一座“爱松轩”。从景德寺文会中，王纶诗中有“祇园荫长流，松篁倚天秀”，闻人麟诗中有“入门松桧阴，堂北筼筜稠”，另外张翥《题秀州三塔寺爱松轩》有“何年禅师咒降龙，遣作亭前数十松”“醉李湾头窄堵波，种成松树绕亭多”，可知在三塔寺前有一片松林，这显然跟智宽大师生性“爱松”不无关系。智宽经常在爱松轩里吟诗作赋，可见他不但是得道高僧，也是一位诗人。可惜其诗已经散佚，现在看到的只有四五首，除了景德寺文会中的一首，还有元赖良《大雅集》卷七中的《送王尚书宗礼转运还京》《送王景华道士之京》两首七律，明朱圭（字伯盛，吴人，工古篆籀）《名迹录》卷六中的七律《赠朱伯盛》。此外，《槜李诗系》卷三十有智宽的七律《钱塘怀古》，但明代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六十六、清顾嗣立《元诗选》卷二十六均将其作为僧宗衍（字道原，人称石湖禅师，元代僧人，主嘉兴德藏寺）之诗。

智宽来到三塔寺的时间，《光绪嘉兴府志》称：“智宽字裕之，号云海。元末住秀州三塔寺。”《万历秀水县志》也只说是“元至正间”，倒是在《御选元诗》姓名爵里二中说得较为具体：“智宽字裕之，号云海，吴人。住吴江圣寿。至元五年以行宣政院檄，主嘉禾三塔景德寺。所著有《云海唱和》。”智宽先是在吴江圣寿寺为僧，至元五年（1339），由元朝宣政院（元朝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派遣来到三塔寺。这里还说到智宽有一部诗集《云海唱和》，应该是智宽与文坛名流相唱和的诗。

作为当世名僧，智宽与名流、诗人来往颇多，元末浙西一带的著名诗人，往往赠诗于智宽，现在流传下来的还有不少。

张翥，字仲举，号蜕庵，元晋宁人，但从少年时就居于江南。官居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辽金元三史。他“以诗文名”，为诗格调高标，作词则婉丽风流，著有《蜕庵集》。张翥跟智宽关系密切。他有《题秀州三塔寺爱松轩》两首七律，诗中有“知师见月多诗思，吟绕疏阴独倚笻”，是说云海诗才出色，“古寺每闻龙舍宅，神僧常以鸟为窠”，更是把云海比作唐代神僧行云。张翥还有一首《重寄水西新公道场渭公三塔宽公》，是写给水西寺的渭公和三塔寺的宽公智宽的。智宽圆寂后，张翥专门写了一首《闻云海宽宝林同二师寂音悼之》，以寄哀思。元末在浙江为官的诗人张昱（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可闲老人，庐陵人），在其《可闲老人集》卷二中，有一首《寄三塔寺云海》。当时另一著名诗人克新（本姓余氏，字仲铭，号雪庐，自号江左外史，鄱阳人），住在嘉兴水西寺，与智宽时相往来，他也有一首《寄三塔云海和尚》。而诗人陈基（字敬初，临海人）的诗集《夷白斋稿》卷十中，有两首写给智宽的诗：《三塔寺访宽老》《三月七日过三塔寺留别宽老》。

到了明初，智宽的声望还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专门把他召到京师，欲授以官职。智宽当然是推辞了，还是回到三塔寺。著名的僧人道衍（即姚广孝，字斯道，法名道衍，号逃虚老人，长洲人，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写了一首《京都送云海上人还山》相送，表达了对智宽的钦佩之情：

朝辞魏阙返家林，秋半江南尚绿阴。

钟阜云归山寺近，石城湖落海门深。

僧中不有兴亡事，世上宁存去住心。

此别似难期后会，且留茶坐抚孤琴。

智宽的卒年无考。史载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诏令精通儒书的僧人到礼部应试，《槜李诗系》中的“洪武初被召至京”当是指此。当时姚广孝也在征召之列，获赐僧衣，故得与智宽相见。这样的话，至少在1375年，智宽仍在世。

智宽的诗，甚至还传到了朝鲜国。朝鲜李朝义宾府都总管宋寅（字明仲，号颐庵，谥号文端），在其《颐庵先生遗稿》卷一中有首《题僧云海卷》，是读了云海智宽诗集后所作，诗称：“已见安禅能有得，却要题卷果如何。尹生来往传闻熟，相识宁须对面么。”读智宽的诗犹如对面相晤，深受教益。另一著名学者李桢（字刚而，号龟岩），是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滉的高徒，其《龟岩先生文集》卷一有《书山人智宽画轴》两首七言绝句，诗中有“知尔前身老斫轮，一胸间架总精神”，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外，崔岦（字立之，号简易，李朝文臣）有一首《题香山僧智宽卷》，此“香山僧智宽”或许就是三塔寺的智宽。宋寅、李桢、崔岦等人，活动于朝鲜李朝中宗（1506—1544）、光海君（1608—1623）时期，大致相当于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此时云海智宽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其诗名仍是长盛不衰。

智宽重修三塔寺

最早记载三塔的外国人成寻

成寻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一位高僧，他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来到中国，在其著作《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用日记详细记录入宋见闻。其中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到了三塔，他也成为最早记载三塔的外国人。

成寻（1011—1081），俗姓藤原氏。他七岁出家，入京都岩仓大云寺，日本长久二年（宋庆历元年，1041），成寻成为大云寺别当，日本天喜二年（宋至和元年，1054）被任命为延历寺阿阇梨（梵语音译词，指导弟子修行并堪为楷模的导师尊称），他诚修专一，致力于振兴日本佛教天台宗。成寻很早就怀有渡宋求法之志，但一直未得批准。日本延久四年（宋熙宁五年，1072）三月，成寻带着七名弟子，私自搭乘宋商船入宋，于杭州登陆。在巡礼天台山后，北上入汴京，谒见宋神宗。接着又巡礼五台山，被赐号善惠大师，后返回天台山国清寺修行。成寻于日本永保元年（宋元丰四年，1081），在汴京开宝寺圆寂，敕葬天台山国清寺，其舍利塔题曰“日本善惠国师之塔”。

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他自日本至杭州、天台山、汴京（今开封）、五台山，再自五台山返至汴京、杭州、明州（今宁波）的沿途见闻，保存了许多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地理、风俗的珍贵资料，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名著。宋时从杭州到汴京，一般是沿运河北上，这就自然要经过秀州（今嘉兴）。成寻进入嘉兴城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三塔。

宋熙宁五年八月六日，成寻一行在使臣的带领下离开天台山国清寺，先从陆路到杭州。八月二十四日，成寻一行从杭州坐船北上。第二天，就到了长安镇，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过长安闸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过长安闸的第一手资料：

申时（15至17时），开水门二处，出船。船出了，关木曳塞了。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次河面本下五尺许，开门之后，上河落，水面平，即出船也。

八月二十六日下着小雨，成寻一行从寅时（凌晨3至5时）就出发，午时（11至13时）到崇德县。船行约十个小时后，看到了三塔：

亥时，至三塔寺。大门外河边有三塔，高三四丈许，砖塔也。去州二里也。

在南宋之前，有关三塔的记载其实并不多，成寻这简单的几句话，是关于三塔的珍贵史料之一，也有着不少信息量。

成寻北上汴京，其日记当然并非细大不捐，往往一天只记一两件。他这里专门记了三塔，可见在北宋时，三塔已是十分有名，说不定此前成寻早已听闻，故在日记中特意记上一笔。

成寻所说的“三塔寺”，在当时的正式名字，应该是景德寺。三塔寺在吴越国时改名保安寺，至宋景德年间（1004—1007）又改名景德寺。成寻不称景德寺而言“三塔寺”，可见当时在民间，还是习惯称为“三塔寺”。

宋代的一尺，大致在31.6厘米到32.9厘米之间，如以32厘米计，“高三四丈”大致在11米到12米之间。成寻从船上目测三塔高度，未必精确，但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当时三塔高度的一个数字。

可惜的是，因已是夜间，成寻没有上岸到访三塔寺。而在一年之后，一代文豪苏东坡沿着这条水路来到了三塔寺，煮茶说禅，留下了一段佳话。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