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他眼里，那条将伊拉克与科威特分隔开的国境线，不过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个历史笑话，一道随时可以抹去的铅笔印。

那晚的巴格达，空气里没有丝毫的疑虑，弥漫着的是一种提前到来的胜利气息。

萨达姆·侯赛因，这位两河文明的统治者，正注视着墙上的地图。

在他眼里，那条将伊拉克与科威特分隔开的国境线，不过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个历史笑话，一道随时可以抹去的铅笔印。

他相信自己手握一副王炸：一支在八年战争中锤炼出的百万雄师，以及一个他自认为已经看透了的世界。

1990年8月2日凌晨，当命令下达时，数千辆T-72坦克的履带开始转动。

这股钢铁洪流的目标不是远方的敌人，而是隔壁那个富得流油却手无寸铁的邻居。

几个钟头，科威特城就换了主人。

萨达姆点燃了一根雪茄，他以为自己点燃的是阿拉伯世界新霸主的加冕礼炮，但他不知道，那其实是引燃自己和整个国家命运火葬堆的火柴。

要弄明白他为什么敢下这么大的注，得把时钟拨回到两伊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那场打了八年的仗，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把伊朗和伊拉克整整一代年轻人的血肉都搅了进去。

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没有倒下，萨达姆便觉得自己赢了。

他带着这身“胜利”的光环，和他那支号称“世界第四”的军队，环顾四周，觉得自己成了阿拉伯世界的顶梁柱。

他觉得，是他用伊拉克人的命，挡住了伊朗那场要席卷整个中东的伊斯兰革命。

带着这种“功臣”心态，他去参加战后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他站起来，慷慨陈词，甚至声泪俱下，讲伊拉克为了保护大家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他没直接说“还钱”，但意思很明白：我们替你们打了仗，欠你们几百亿美元的债务，是不是该一笔勾销了？

然而，会场里一片死寂。

那些曾为他鼓掌、给他送钱的王公贵族们，此刻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

国家利益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所谓的“兄弟情谊”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

真正的打击接踵而至。

伊拉克被打成了一片废墟，急需卖石油换钱搞重建。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以科威特为首的一些海湾产油国，非但没有配合，反而开始加大马力生产石油，直接把国际油价砸到了地板上。

油价每下跌1美元，伊拉克的国库每年就要减少10亿美元的收入。

这在萨达姆看来，已经不是商业竞争了，这是在要他的命。

曾经出钱让他打仗的盟友，现在正合伙勒紧他脖子上的绳索。

羞辱、愤怒和走投无路的经济困境，把他逼到了赌桌前。

他决定不求人了，自己动手去拿。

他的算计，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步都有道理。

他翻出历史的旧账，告诉全世界，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部分。

他想用这种“收复故土”的说法，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找一个听上去还不错的理由。

他忘了，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科威特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的一员。

在20世纪末的国际社会，用几百年前的地图来解决今天的领土问题，已经行不通了。

他还算计着阿拉伯世界的反应。

他觉得，只要自己动作够快，造成既成事实，那些阿拉伯兄弟们最多也就是嘴上抗议几句，最后还是会捏着鼻子认下来。

毕竟，在中东，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

但他没算到，他这一拳打出去，把旁边的沙特阿拉伯吓得魂飞魄散。

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精锐就驻扎在科威特南部，坦克炮口几乎就对着沙特的油田。

这种毫不掩饰的威胁，让沙特王室没做任何犹豫，立刻就向美国敞开了国门，请求“山姆大叔”派兵保护。

最致命的，是他算错了美国。

萨达姆的记忆还停留在越南战争。

他觉得美国人怕死，被那场丛林战搞出了心理阴影，绝对不敢为了一个小小的科威特，派地面部队来打一场硬仗。

他甚至在公开讲话里嘲笑美国士兵，说他们离了空调和冰镇可乐就活不下去。

他赌美国不敢来，就算来了也不敢真打。

可他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

柏林墙刚刚倒塌，苏联摇摇欲坠，冷战的棋局已经结束了。

美国正需要一个机会，向全世界宣告谁是唯一的赢家，并且借此把手牢牢地按在中东的石油阀门上。

萨达姆的行动，简直就是瞌睡送来了枕头，给了华盛顿一个它梦寐以求的完美借口。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最后关头，还存有一丝和平的希望。

1990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飞抵巴格达，进行最后的调解。

那次会面充满了萨达姆式的神秘主义。

专车在城里兜了好几个圈子，甩掉了所有可能存在的盯梢，才最终进了一个守卫森严的地下指挥所。

钱其琛见到的，就是这位在权力巅峰待得太久，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的中东强人。

萨达姆对来自东方的客人保持了礼貌，但话语里的固执像他身后的混凝土墙一样坚硬。

当钱其琛阐明国际社会希望他从科威特撤军的立场时，萨达姆抛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很聪明的类比：“科威特之于伊拉克，就像香港之于中国。”

这个比喻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钱其琛当即冷静地指出了其中的根本不同：“总统阁下，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香港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从来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中英之间是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而科威特，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场对话，其实是两种世界观的迎头相撞。

一方是建立在现代国际法和主权尊重基础上的外交逻辑，另一方则是沉浸在帝国旧梦里，信奉“铁与血”的强权法则。

萨达姆最后的答复是，美国必须先从海湾地区撤军，他才会考虑从科威特撤兵。

这等于直接把谈判的大门给焊死了。

1991年1月17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

那根本不是一场战争，那是一场教学演示。

萨达姆引以为傲的百万大军，那些在两伊战争的泥潭里学会了挖战壕、打人海冲锋的士兵，还没看清敌人长什么样，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持续了42天的空袭，让全世界的军事学院都上了生动的一课。

战斧巡航导弹沿着巴格达的街道拐弯，精确地钻进电信大楼的窗户；F-117隐形战机在伊拉克密不透风的防空网里来去自如，就像幽灵一样。

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在开战的头几个小时里就瘫痪了，整个军队变成了又聋又瞎的巨人。

等到多国部队的地面进攻开始时，那更像是一场武装游行。

美军的装甲部队没有从正面硬攻，而是从伊拉克人认为坦克过不去的西部大沙漠里，划出一条巨大的弧线，直接抄了共和国卫队的后路。

那些所谓的精锐部队，在失去了指挥和空中支援后，成了高速公路上被随意点名的活靶子。

仅仅100个小时，地面战斗就宣告结束。

这场赌博让萨达姆输光了所有筹码。

他不仅没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反而让伊拉克背上了长达十几年的严厉制裁，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2006年12月30日，这位曾经让整个中东为之颤抖的强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被彻底打碎的国家，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幽灵，至今仍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游荡。

Freedman, Lawrence, and Efraim Karsh. The Gulf Conflict, 1990-1991: Diplomacy and War in the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Woods, Kevin M., with Michael R. Pease, Mark E. Stout, Williamson Murray, and James G. Lacey. Saddam's Generals: Perspectives of the Iran-Iraq War.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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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儒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