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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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一双沾满泥巴的脚，踏进中南海，还被主席请到家里一起过生日，这在当年，除了陈永贵，找不出第二个。

他身上的那股土腥味，跟中南海里红墙绿瓦的气派格格不入，可偏偏就是这个人，让毛主席亲自给他递烟，拉着他的手聊家常。

这事儿得从1964年12月26号说起。

那天北京天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可中南海毛主席的家里头，却是热气腾腾。

老人家71岁生日，没搞什么大排场，就是一顿简单的家宴。

宴席上，坐着一个浑身不自在的汉子，他就是陈永贵。

他那双手，粗得跟老树皮似的，指甲缝里都是抠不干净的黑泥，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山装穿在身上，怎么看都像个刚从地里刨食回来的庄稼汉。

毛主席走到他跟前，握住他那双大手，笑呵呵地喊了一声：“永贵同志好啊！”

陈永贵紧张得手心冒汗，赶紧站起来，嘴里应着：“主席好！”

主席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老老实实回答：“五十了。”

主席一听，点了点头，乐了：“五十而知天命嘛！

你搞了个大寨，很好，全国都要学。”

第二天，毛主席和陈永贵紧紧握手的照片，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飞上了北京所有报纸的最显眼位置。

一个黄土高坡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底使了什么神通，能得到这么大的体面？

要弄明白这事，咱得把时间往前倒一年，去看看那个几乎把大寨从地图上抹掉的1963年。

那时候的大寨，可不是后来全国闻名的那个样。

它就是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窝窝，“七沟八梁一面坡”，地没几块平的。

大寨人硬是凭着一股子牛劲，花了十几年功夫，在山坡上修出了一层层的梯田。

眼瞅着日子刚有点奔头，老天爷就翻脸了。

1963年，那灾难是一场接着一场来。

先是春天旱得地裂口子，好不容易盼来雨，结果下起来就没完，成了涝灾。

接着，又是连着七天七夜的特大暴雨，山洪跟野兽一样冲下来，把刚垒好的石坝、梯田冲得稀里哗啦。

还没等喘口气，两次大风、一场冰雹，把地里快熟的庄稼砸了个稀巴烂。

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八成的房子都塌了，剩下的也都成了危房。

村里人当时都懵了，有的坐在烂泥里嚎啕大哭，觉得天塌下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村支书陈永贵站了出来。

他没哭，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手里拿着个铜锣，“咣咣”地敲，把吓破了胆的乡亲们都聚到一块。

他扯着嘶哑的嗓子吼：

“人都还在，怕个啥！

房子塌了，咱再盖！

地冲了，咱再修！

只要人没事，就是天大的喜事！

咱大寨人，啥时候跟天低过头？

国家困难，咱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他提出了个硬邦邦的口号，叫“三不要，三不少”。

啥意思呢？

就是国家的救济款，不要！

国家的救济粮，不要！

国家送来的救济物资，也全都不要！

但是，社员们自己的口粮不能少，地里干活的工分不能少，最要紧的，每年上缴给国家的公粮，一斤都不能少！

这话一喊出来，把大寨人的心气儿都给点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大寨就成了一个大工地。

男人们用肩膀扛，用土篮子挑，硬是把冲到沟底的几万方好土又一担一担地给挑回到地里。

倒了的玉米，一棵棵扶起来，用土培好。

能补种的，赶紧抢着种上晚秋作物。

那个秋天，大寨人跟老天爷赛跑，跟时间抢粮食。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就在这个遭了灭顶之灾的年头，大寨的粮食亩产，竟然还搞到了700多斤，总产量56万斤。

不但全村人吃饱了饭，还给国家交了24万斤的商品粮。

更绝的是，他们没要国家一分钱，自己动手，在原来的废墟上开山凿石，盖起了一排排崭新的石头窑洞。

这事儿，一下子就捅破天了。

一个村子，在天灾面前没趴下，反而站得更直了。

这消息从山西传到北京，传到了中南海。

陈永贵的本事，不光是能领着大伙儿拼命干活，他那张嘴，也厉害得很。

因为大寨的事迹，他被请到省里开的农业劳模大会上作报告。

台下坐着的，都是些有文化的干部。

陈永贵一个大字识不了几箩筐的农民，走上台，连讲稿都没有。

他一开口，就把全场给镇住了。

他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口号，就用最土的大白话，讲大寨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他说：“天灾是坏事，但也能变成好事。

洪水把地冲了，石头露出来了，正好把石头捡出去，把地整平了，这地不就比以前更好了？

房子塌了，正好重新规划，盖新的石头窑洞，不比土窑洞结实？”

这些话，听着简单，可句句都在理儿上。

当时在场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听得是心服口服。

会一开完，他就急匆匆地跑到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激动得直拍大腿：“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个了不得的人才！

就是那个陈永贵！

你听他讲话，一个字没提毛主席，可处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一句哲学没讲，可句句都是辩证法！

这人是真正从实践里出来的哲学家！”

很快，陈永贵就被请到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面对着台下几千名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还是那身打扮，还是那口山西腔，讲的还是大寨那些鸡毛蒜皮、修地盖房的事。

可就是这些实在话，打动了所有人。

大家看惯了照着稿子念报告的，头一次见到这么个“泥腿子”，讲的话却这么有劲道。

从那以后，“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遍了全国。

陈永贵也坐上了“直升飞机”，从一个村支书，一路当上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更是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专门管全国的农业。

当了大官的陈永贵，还是那个农民的脾气。

他保留着农民的户口，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回大寨下地干活。

在国务院开会，别人讨论的是国际形势、宏观经济，他听不大懂，轮到他发言，他张口就是：“咱们得抓紧修水利，多积肥，保证粮食生产…

…”

周围的人听了，面面相觑。

他自己也觉得憋屈，一个在地里抡锄头的好手，被摁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浑身不得劲。

1980年，他主动提出不干了，辞掉了副总理的职务。

他说：“我本来就是个农民，还是让我回去当农民吧。”

退休后的陈永贵，一下子闲了下来，反倒生了病。

他实在是个劳碌命，一天不跟土地打交道就难受。

到了1983年，他干了件破天荒的事，给中央写了封信，说是想找个农场去当顾问，发挥点余热。

中央考虑他的身体，就安排他到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名义上是顾问，其实就是让他去那儿休养。

可陈永贵哪是能休养的人。

他到了农场，第一件事就是下地。

看到农场用上了新式的播种机、科学配比的化肥，他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跟在技术员屁股后面问这问那。

他把自己几十年的种地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农场的年轻人，怎么看土壤，怎么保墒情。

土地给了他一辈子的荣耀，他最后也把命还给了土地。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没有留在八宝山，而是送回了大寨，埋在了虎头山上。

从那里，正好能看见他带着乡亲们一手一寸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

参考资料：

《我的爷爷陈永贵》，陈春梅 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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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良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