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坳里的咖啡店、田园中的民宿、直播间里的新农人——这些看似城市的元素，正悄然出现在中国广袤乡村，背后是一群“新村民”的融入与创新。

山坳里的咖啡店、田园中的民宿、直播间里的新农人——这些看似城市的元素，正悄然出现在中国广袤乡村，背后是一群“新村民”的融入与创新。

清晨的芦南村，停车场已停满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车辆，乐队的演奏声与游客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几年前，这个深藏山坳、位置偏僻的村庄连快递都难以送达。

如今，返乡青年贾杰正忙碌地照看着他的田园综合体和民宿。

在自贡富顺县中和村，曾经的“城里娃”熊莉完成了从金牌销售到“网红书记”的蜕变，她带领村民发展电商，将冷吃兔打造成网红产品。

而在云岭大地的壮乡苗寨，一群新农民扎根耕耘，让这片曾经被认为“难有大作为”的边陲土地焕发出蓬勃生机。

01 角色

变迁：从“外来客”到“自家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传统的“下乡”模式往往侧重于外部人才单向输入农村，而如今的“新村民”现象则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多元的身份特征。

新村民不再是短暂的“过客”或“帮手”，而是逐渐成为乡村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上海市岑卜村的案例中，来自城镇的“新村民”长期定居，对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新村民群体携带资本下乡并与乡村实现融合发展，由于这一方式具有可持续性、与村民利益一致的优点，成为一种有效的人才下乡途径。

新村民的时代画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据《农村经济》刊文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在自身生活、经济利益以及生活环境的需求驱动下形成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村民群体。

农民流动从最初“农村—城市”的单维度发展方向逐渐向“农村—农村”“城市—农村”多维度迈进。

新村民的职业也从简单的“打工仔”变为涵盖农业、休闲旅游、经营管理等多种岗位，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丰富的人才支撑。

02 融合机制：经济联结与社会认同

新村民要实现从“下乡”到“融合”的转变，关键在于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结与深厚的社会认同。

经济利益共享是融合的基础。在云南大理，李树春探索出“3582”利益分配机制，将所得利润的3%捐赠村集体、5%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剩余部分农户和龙头企业分别按照八成、二成的比例分配。

这一机制成功带动228户农户入社，户均年收益超20万元。

社会认同是融合的催化剂。在自贡富顺县中和村，熊莉刚任村干部时，从“卖产品”到“讲政策、服人心”，从“城里娃”到被村民质疑。

她通过自来水入户、高标准农田改造、组道硬化等32件民生实事，才慢慢赢得村民信任，“熊支书”的称呼成了她与村民间最温暖的纽带。

组织创新是融合的保障。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新村民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为乡村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在屏南县龙潭村的实践中，新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的限制、新老村民融合等现实困境。

破解这些困境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03 振兴力量：产业激活与文化赋能

新村民为何能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力量？答案在于他们为乡村带来的全方位变革。

产业激活方面，新村民成为乡村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在西充县，3.2万“新村民”已成为有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支队伍包括农业技术人才6400人、乡村治理人才3600人、乡村工匠7400人、乡贤创客2200人、文旅电商人才4500人等，覆盖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文化赋能方面，新村民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连接者”。在硯山县，云南省級彝族刺繡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王陆芬放弃了年收入超20万元的水果生意，回到村里牽頭髮展彝繡。

她成立合作社、公司、协会与电商服务站，累计培训绣娘6000余名，累计销售产品10余万件，销售额6000余万元。

更把“绣出来的高铁梦”绣到了北京，绣进了人民大会堂。

文旅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绿春县虾巴村，村党组织锚定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创新实践“三变模式”。

他们打造“虾芭时光”星空民宿集群，发展民宿酒店、音乐餐厅、“长街宴”体验等业态。

2024年来虾巴村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生态+”路径带动村集体经济从空白跃升至13万元。

04 挑战与困境：从“进入”到“融入”的障碍

新村民在从“下乡”到“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

身份认同困境是首要障碍。新村民群体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对自身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在青山村，新村民群体以多种模式参与空间更新。

不同模式间的主导权转移呈现出一定的时间规律，且直接受制于政府的导控措施。

制度壁垒是现实的制约。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新村民的融入。在屏南县龙潭村的研究表明，新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户籍制度的限制。

这使得新村民在公共服务获取、权益保障等方面面临挑战。

新老村民融合是社会层面的挑战。在屏南县龙潭村的分析发现，新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新老村民融合等现实困境。

在上海市岑卜村的研究也发现，新村民的进入对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人才结构矛盾是发展的瓶颈。浙江省政协的调研发现，“新农活”缺“新农人”问题突出。

现有政策更偏向一产“田秀才”，二、三产所需加工研发、品牌营销、数智运营等人才缺口较大。

05 路径探索：多元协同与制度创新

如何促进新村民从“下乡”到“融合”的转变？各地正在探索多元协同与制度创新的路径。

政策创新是基础支撑。西充县设立2000万元有机农业人才专项扶持基金，推出“三补贴一保障”政策。

对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最高给予50万元创业补贴，每年发放3000元技术培训补贴，并配套120套人才公寓，切实解决安居之忧。

培育体系是关键环节。西充县创新构建“政策扶持+技术培训+平台搭建”三位一体培育体系，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

他们建立政府、专家、院校、企业“四方联动”机制，量身定制37门实践课程，避免“纸上谈兵”。

利益联结是核心机制。江山市政协委员王浩提出构建利益联结和联农带农机制，多元化整合“沉睡”资产。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土地金融属性。以县域为单位编制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实施“一村一策”精准指导。

治理创新是制度保障。浙江省政协民生协商会建议，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

支持通过资源资产入股、组建强村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式参与乡村运营。引育专业化运营团队，扶持农创客、新农人等新兴力量发展。

在杭锦后旗头道桥镇，联丰新村的村民李凤不再仅靠十亩薄田维持生计。如今她在自家庭院搞起小型养殖，还能在合作社打工，土地流转的租金、车间工作的薪金和合作社分红加起来，一年能挣5万多。

她家庭院里的“小经济”正是乡村振兴“大图景”的缩影。

从城市来的新村民，带来的不只是资本和技术，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乡村不再是孤岛，而是与城市脉动相连的生命体；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可选择的职业；农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安身立命的新空间。

这种转变，正如浙江省政协所描绘的——“以产引才”，呼唤青年入乡，激发乡村自我进化的能量；“以才兴产”，激活发展新引擎；“产才融合”奏响乡村发展协奏曲。

来源：林里细心寻宝的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