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建安：一生清廉，战功赫赫，为何逝世后无一人来追悼？

摘要：1979年初夏，八一大楼里召开军委顾问座谈。会场里人声嘈杂，正中央位置空着几把软椅，一名头发花白却神情矍铄的老人悄悄在最后一排落座，他就是王建安。身边工作人员提醒：“首长，前面留了座。”老人摆手，“坐后边，听得更清楚。”这一幕没几个人注意，可它恰好道出了王建安

1979年初夏，八一大楼里召开军委顾问座谈。会场里人声嘈杂，正中央位置空着几把软椅，一名头发花白却神情矍铄的老人悄悄在最后一排落座，他就是王建安。身边工作人员提醒：“首长，前面留了座。”老人摆手，“坐后边，听得更清楚。”这一幕没几个人注意，可它恰好道出了王建安一生的底色——把荣耀让给别人，把责任留给自己。

1908年，湖北红安一个普通农家添了个男婴，这个孩子16岁闯入革命洪流。从鄂豫皖根据地的山沟沟，到雪山草地，再到淮海平原，他打了整整二十多年硬仗。1934年，他已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委；1949年，他带着华东野战军十二万大军强渡长江；1951年，在朝鲜，他指挥第九兵团38军坚守金城防线，击退美军多次反扑。战功写满史册，却很少有人听他自夸一句。

胜利之后，很多老战友陆续走上主官岗位，王建安却连续担任沈阳、济南、福州三个军区副司令。他时常自嘲：“当配角也得演好戏嘛。”有人劝他争一争位置，他只是淡淡一句：“舞台有限，年轻人得上去。”叶剑英听闻此言，评价：“历经百战而无霸气，身居副职而无怨气，不易。”

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后，王建安每年有四五个月泡在连队。医嘱写得清楚：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心脏病，严禁劳累。可他还是拄根竹杖往山路里钻。福州前线某师请他下连考察，军区主官硬要陪同，他板着脸：“你们是顶头上司，在场没人敢讲话。”一句话，把一车陪同都堵回去，他独自坐吉普车直奔基层。

到连队食堂，他端着大海碗跟战士排队。秘书举起相机，他喝止：“吃顿饭也要留影？摆样子给谁看！”晚上露天放电影，团部专门摆出首长席、毛巾被、热茶水。老人皱眉：“两小时不上水能渴死？战士们都坐背包，我凭啥坐藤椅？”他拎小马扎挤进士兵堆里，操场瞬间响起掌声。

有意思的是，他调研最爱去猪圈。一次天不亮就摸进了某荣誉连，看养猪班存栏，顺口问：“每周能宰一头吗？”小饲养员不认识他，憨笑回应：“不行，规定得保持三分之一存栏。昨天还借猪应付检查呢。”几句话听得王建安摇头。随后他发现官兵忙着擦玻璃、摆被褥，只因“军委首长要来”。回京后，一份措辞尖锐的报告直达军委：形式主义不除，战场要出血。

除了调研，他对纪律的较真也让部队干部头疼。一次回老部队，眨眼工夫酒菜摆满圆桌，他黑着脸：“说好便饭，怎么铺张到这一步？菜收回，酒封存。”延安饭店规定仅军师级可上十一楼小餐厅，随行家属在一楼。轮到他，一家几口端着餐盘刚想坐下，“统统下楼！”老人指着电梯口不容商量。秘书悻悻带人离开，他夹口青菜继续吃。

王建安的清廉，从家中可见。四个儿子分散在外地，按政策可调一人回京，他硬是不批。妻子牛玉清劝：“咱俩年纪大了，总得有个孩子在跟前。”他回答：“子女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活着，谁也别回来占名额。”屋里没有软垫沙发，卧室是一张木板床，用两条长凳支撑。李先念来看望后，扯着军大衣袖子感慨：“建安同志的‘家当’还不如前线指挥所多。”

1980年7月25日清晨，72岁的王建安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他对妻子留下五句话：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告别、不通知生前友好、不请领导护送火化。牛玉清和孩子们照做了。骨灰被带回红安，撒在祖祖辈辈耕过的田地里。一个月后，老部下、老战友才在闲谈中得知噩耗，“建安同志什么时候走的？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消息证实后，众人沉默良久，有人低声自语：“这就是他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