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深度报道，头痛，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当作抱怨的词汇，实际上却是全球最具毁灭性的疾病之一。你以为“头痛”只是小小的不适？错！它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数千万人的生活，甚至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深度报道，头痛，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当作抱怨的词汇，实际上却是全球最具毁灭性的疾病之一。你以为“头痛”只是小小的不适？错！它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数千万人的生活，甚至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

数据显示，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深受偏头痛折磨。更令人震惊的是，除了偏头痛，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本文作者Tom Zeller Jr.）正与其他类型的头痛疾病苦苦抗争。作者本人患有丛集性头痛，这种痛苦在医学文献中被形容为“人类已知最剧烈的疼痛之一”。每一次发作，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根本不是一句“头痛”能概括的。

但就是这样一种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却长期被科学界和政府冷落。头痛研究被视为“低级课题”，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被联邦科研资金彻底边缘化。所谓“疾病声望”——即社会和学界对不同疾病的关注度——让头痛类疾病沦为被轻视的对象，远远得不到其社会影响力应有的重视和投入。

更荒唐的是，文化偏见也在作祟。偏头痛患者常被贴上“脆弱”的标签，尤其是女性。数据显示，女性患偏头痛的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但长期以来，这种病被当作“女性歇斯底里”的笑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项最新社会学研究更是揭示，偏头痛患者在社会评价中甚至比肥胖、慢性疲劳综合征或性病患者更容易遭受歧视和冷眼。

资金分配的巨大鸿沟令人愤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数据显示，偏头痛和头痛类疾病造成的残疾负担与抑郁症相当，影响人数也差不多。但2024年，抑郁症研究获得了7亿美元拨款，而偏头痛只拿到4100万美元，甚至比上一年还减少了800万美元！如此巨大的差距，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头痛领域的普遍冷漠。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School of Medicine）神经学教授Christopher Gottschalk直言不讳：“搞神经科学研究的人都被告诫，别碰头痛，没钱，丢人，甚至不算科学。”这种文化污名，直接导致头痛领域人才稀缺，研究进展缓慢。

药物研发同样陷入停滞。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曲坦类（triptans）药物，曾被视为突破，但对许多患者无效。直到2018年，针对CGRP（一种与疼痛相关的神经递质）开发的新一代抑制剂才姗姗来迟。这是首批专门用于预防偏头痛的药物。可惜，绝大多数患者依然无法彻底摆脱头痛，三分之一甚至毫无效果。更多人只能靠“借用”抗抑郁药、抗癫痫药、降压药等其他疾病的药物来勉强缓解。

而在美国政坛，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高调承诺，要把联邦科研重心转向慢性疾病，提出“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MAHA）运动。虽然他的政策细节被不少专家质疑为过于简单甚至不靠谱，但他的话却击中了无数被医学界忽视的患者的心。

如果肯尼迪真想提升美国医疗投资的回报率，偏头痛无疑是最该优先攻克的领域。每年，美国在偏头痛医疗上的直接花费高达数百亿美元。2020年一份行业分析显示，偏头痛带来的间接损失（主要是因病缺勤）高达193亿美元！更别提那些在疼痛和药物副作用中苦苦挣扎的无数工时和心理折磨。如果能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改善治疗手段，哪怕只收回一小部分损失，都是巨大的经济红利。

偏头痛的谜团极其复杂，涉及神经元、血管、激素、神经化学物质、皮层去极化波和遗传易感性等多重因素。但复杂不是不作为的借口。毕竟，这不是罕见病，而是困扰着4500万美国人的全民难题。进展缓慢，已不再是科学的谦逊，而是赤裸裸的忽视。

头痛患者的呼声正在升温。许多头痛疾病倡导组织，已经抓住肯尼迪和MAHA运动的“窗口期”，向肯尼迪和特朗普总统递交公开信，呼吁加大对儿童偏头痛的研究投入。更有迹象显示，政界也开始觉醒。上个月，美国国会首次提出专门针对偏头痛和头痛疾病的全国性倡议法案，试图推动头痛研究进入国家议程。

这项法案能否闯过国会的重重关卡尚未可知，但肯尼迪其实无需等到法案通过就能采取行动。如果他真心想通过调整科研资金分配，解决美国最普遍、最顽固的慢性疾病，偏头痛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它发病率高、致残性强、经济损失巨大，却因体制偏见而被长期忽略。解决方案其实并不需要“登月计划”式的天价投入，只需在基础神经科学和临床转化领域加大一点点资金，就可能带来生产力回升、医疗支出减少和无数患者的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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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新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