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长卷，有一位人物如同暗夜中的灯塔，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王朝中兴的局面，他便是张居正。彼时，他身兼两重关键身份，既是万历皇帝的授业帝师，以经史智慧塑造君主心智；更是执掌朝政的内阁首辅，手握帝国最高行政权力，成为朝堂之上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

回溯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长卷，有一位人物如同暗夜中的灯塔，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王朝中兴的局面，他便是张居正。彼时，他身兼两重关键身份，既是万历皇帝的授业帝师，以经史智慧塑造君主心智；更是执掌朝政的内阁首辅，手握帝国最高行政权力，成为朝堂之上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

提及张居正，后世最先想到的，便是他力排众议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以“考成法” 整顿松弛的吏治，让官场效率焕然一新；靠清丈土地厘清隐匿的田产，为国家财政注入活水。正是这一场场触及根本的变革，让一度走向衰落的明朝重焕生机，造就了史称 “万历中兴” 的盛世景象。

然而，这场改革的成功绝非偶然。张居正深知，新政推行的核心在于“人”，要让各级官员真心拥护，让有识之士全力辅佐，让反对声音得到化解，就必须掌握驾驭人心的智慧。

于是，在处理政务、应对朝堂的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人性的洞察、对管理的思考不断沉淀，最终凝聚成一部贯穿毕生经验的《驭人经》。这部著作的诞生，不仅是张居正个人智慧的结晶，更成为他推动改革、稳定朝局的 “无形利器”。

这部由张居正心血凝结而成的《驭人经》，堪称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千古奇文”。全书分为八卷：驭吏、驭才、驭士、驭忠、驭奸、驭智、驭愚、驭心，每一卷都如同淬炼过的精金，字字珠玑、句句深刻，将人性的复杂本质与管理的核心逻辑剖析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世人对“驭人之术” 的刻板印象，《驭人经》绝非教人玩弄权术、耍弄阴谋诡计的 “厚黑典籍”。它扎根于张居正数十年的官场实践与人性观察，实实在在地拆解了 “如何管理人、如何凝聚人、如何驱动人” 的深层规律：小到如何应对不同性格的下属，大到如何平衡团队中的各方力量，书中都给出了通透且实用的答案。

即便跨越数百年时光，这部著作中的智慧依然闪耀着现实光芒。无论是企业管理者统筹团队、协调资源，还是职场人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协作效率，都能从《驭人经》的八卷智慧中找到启发，堪称一部穿越时空的“管理宝典”。

翻开《驭人经》，开篇的“驭吏卷” 便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抵管理的核心病灶。作为曾执掌明朝朝堂、整顿过涣散吏治的 “改革操盘手”，张居正对官吏管理的痛点有着切肤之察，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写下：“吏不治，上无德也。吏不驭，上无术也。”

这句话绝非空洞的理论说教，更像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狠狠敲在每一位管理者心上，下属若治理不好，要么是领导者自身品德有亏、无法以德服人，要么是管理方法匮乏、不懂驾驭之道。短短十二字，便将“管理成败，责任在己”的核心逻辑讲得透彻，打破了许多人将问题归咎于“下属难管” 的误区。

那么，面对形形色色的官吏，该如何精准驾驭？张居正给出了一套清晰可落地的“四字法则”：“吏骄则斥之。吏狂则抑之。吏怠则警之。吏罪则罚之。”下属恃权骄横，就该当众斥责、打掉其傲气；有人狂妄自大、目无规矩，需及时压制、划定边界；碰到消极懈怠、敷衍了事的，要严厉警示、督促改进；若是触犯规章、犯下过错，惩罚绝不能手软含糊。

这四句话看似直白，实则藏着恩威并施的深层智慧，既让下属明确不可逾越的底线，又通过刚柔并济的态度，让他们感受到领导者的原则与分寸，不敢肆意妄为，也不会因过度严苛而心生抵触。

更显张居正务实智慧的，是他提出的“明规当守。暗规勿废焉”。在他看来，管理不能只讲“理想主义”：明面上的规章制度是根基，必须人人遵守、毫不动摇，这是维持秩序的根本；但同时，也不能无视那些长期存在于职场中的 “潜规则”，并非要去迎合灰色地带，而是要读懂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应对，避免因 “一刀切” 的僵硬管理，让政策卡在无形的阻碍中。

这种不回避现实、兼顾原则与灵活的思考，正是张居正现实主义政治智慧的体现，也让他的驭吏之术跳出了 “纸上谈兵” 的局限，成为真正能落地的管理指南。

在“驭才卷”中，张居正跳出了传统 “用人” 的浅层思维，以极具穿透力的视角，道透了人才管理的核心逻辑。他开篇便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论断：“上驭才焉。下驭庸焉。”短短六字，便将领导者的层次清晰划分，真正高明的领导者，擅长驾驭那些有棱有角、能力出众的人才。

而平庸的领导者，只能勉强驱使一群能力普通、缺乏创造力的庸人。这一观点，至今仍戳中许多团队管理的痛点：是困于“用庸人省心” 的舒适区，还是敢于挑战 “驭人才成事” 的高难度，直接决定了管理的格局与成果。

更具前瞻性的是，张居正还点破了人才与领导者之间“双向选择” 的本质，他写道：“才不侍昏主。庸不从贤者。”有真才实学的人，绝不会屈身侍奉昏庸糊涂、不识货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才华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施展。

而平庸之辈，也难以跟上贤明领导者的步伐，要么因能力不足被淘汰，要么因眼界局限主动脱离。这层关系的揭示，打破了“领导者单向挑选人才” 的固有认知，也提醒着管理者：想要留住人才，首先要让自己成为值得人才追随的 “明主”。

在张居正看来，驾驭人才的关键，不在于“控制”，而在于 “平衡”，一种兼顾尊重与约束、包容与要求的艺术。他提出的 “驭才自明。驭庸自谦”，便是这种平衡的核心心法。

面对有能力的人才，领导者要展现出自身的英明与远见：决策时思路清晰，判断时精准独到，让人才从心底信服，愿意主动追随；而对待能力普通的下属，则要收起锋芒，保持谦逊，多给予鼓励与引导，给足他们体面与成长空间，避免因过度苛责打击其积极性。

这种平衡之术，更体现在具体的实操层面。张居正明确提出“举之勿遗。用之勿苛也。待之勿薄。罚之勿轻也” 的十六字准则：选拔人才时，要放开眼界、广泛搜罗，哪怕是身处基层的“潜龙”，也绝不轻易遗漏。

使用人才时，要摒弃 “求全责备” 的心态，包容他们的小缺点、小个性，毕竟有才华的人往往自带棱角，若过分苛求完美，反而会磨掉其创造力；日常对待人才，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厚待，无论是物质回报还是精神认可，都要让人才感受到自身价值。

但倘若人才犯了原则性错误，惩罚也绝不能手软，既要让其深刻认识到问题，也要警示其他人才 “有才不可恃”，避免团队出现 “特权阶层”。

张居正从不做“纸上谈兵” 的理论家，他的驭才思想，早已融入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在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他广纳天下贤才：重用戚继光整顿边防，打造出令倭寇闻风丧胆的 “戚家军”；提拔李成梁镇守辽东，多次击败蒙古部落与女真势力，稳固了明朝的北方疆域。

正是这些名将的鼎力相助，为张居正的改革扫清了外部障碍，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这，正是他 “驭才之术” 最生动、最有力的证明，既能识才、用才，更能驭才、留才，最终让人才与事业相互成就。

在“驭士卷”中，张居正将目光精准锁定在当时社会极具影响力的群体：读书人。在那个以科举取士、文人阶层主导思想潮流的时代，读书人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朝堂官员的主要来源，甚至能凭借言论影响民间舆论走向。

张居正深谙这一群体的分量，因此开篇便定下核心基调：“驭人必驭士也。驭士必驭情也。”他清醒地认识到，想要真正管理好天下人，必须先管好读书人；而管好读书人的关键，不在于强硬压制，而在于走进他们的内心，用情感建立连接。

这份对读书人的深刻理解，化作了他清晰的驭士准则：“敬士则和。礼士则友。蔑士则乱。辱士则敌。”这十六字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结局，以真诚的尊敬相待，便能收获和睦的关系，让读书人愿意为己所用；以周全的礼仪相处，甚至能将他们发展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发自内心的支持。

可若是轻视他们的价值、鄙夷他们的理想，只会激化矛盾，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一旦当众侮辱他们的尊严，更会让他们彻底站到对立面，成为难以化解的敌人。这背后，是张居正对“知识尊严” 的敬畏，他明白，读书人看重的不仅是物质回报，更在乎自身价值是否被认可，这份尊重，正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石。

在具体的驭士策略上，张居正展现出了极高的灵活性与分寸感，他提出：“以文驭士，其术莫掩。以武驭士，其武莫扬。”用文化熏陶、道理说服的方式引导读书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无需遮掩，无论是通过讲学传播理念，还是以文章阐明主张，都能赢得他们的认同。

可若是万不得已，需要动用武力约束，则必须低调行事，绝不能张扬武力的威慑。他深知读书人的“骨气”，越是强硬压制，越容易激发他们的反抗心理，唯有 “武” 藏于后、“文” 显于前，才能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不损伤整个群体的积极性。

而“士贵己贵。士贱己贱矣”这句总结，更是道透了领导者与知识分子之间“荣辱与共” 的深层关联。当读书人得到重视、地位得到提升时，领导者也会因 “尊重知识、任用贤才”的形象，赢得天下人的敬仰。

反之，若读书人被轻视、被打压，沦为权力的附庸，领导者也会因“嫉贤妒能、目光短浅”的评价，丧失民心与威望。这种将自身声誉与知识分子命运绑定的认知，让张居正的驭士之术跳出了“工具化” 的局限，上升到了 “共生共赢” 的更高境界。

在“驭忠卷”中，张居正将关注点转向了朝堂之上最珍贵也最需用心对待的群体：忠诚之人。他深知，忠臣虽心怀赤诚、对君主与事业绝无二心，但他们往往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正直不阿，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性情刚烈，遇事容易坚持己见、不懂变通。

这种特质既是忠臣的可贵之处，也暗藏着隐患。因此，张居正一针见血地指出：“忠者直也，不驭则窘焉。忠者烈也，不驭则困焉。”

在他看来，若不对忠臣加以恰当引导，过于正直的他们可能因不懂圆滑处世，在复杂的官场中处处碰壁、陷入窘境；而性格刚烈的特质，也可能让他们因不善迂回沟通，与同僚产生冲突，最终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这份对忠臣特质的精准洞察，让张居正的“驭忠之术” 跳出了 “只需信任” 的浅层认知，转向了 “既要信任，更要保护与善用” 的深层思考。

基于此，张居正为对待忠臣制定了一套兼具温度与策略的准则：“乱不责之。安不弃之。孤则援之。谤则宠之。”国家陷入混乱、局势动荡之时，忠臣往往会直言进谏、冲锋在前，即便偶有失误，也绝不能苛责他们，此时的苛责，不仅会寒了忠臣的心，更会让其他人心生畏惧、不敢担当；当国家安定、局势平稳之后，也绝不能将忠臣抛之脑后、弃而不用。

忠诚是历经考验的宝贵品质，安定时期更需依靠他们坚守原则、守护成果；当忠臣因刚正不阿而遭到排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领导者要主动伸出援手，为他们撑腰，唯有如此，才能让忠臣感受到支持，继续坚守初心；当忠臣受到他人诽谤、名誉受损时，要通过给予荣宠、公开肯定的方式，维护他们的声誉，这不仅是对忠臣的保护，更是向所有人传递“忠诚者必受敬重” 的信号。

更具深意的是，张居正还点破了驾驭忠臣的核心逻辑：“私不驭忠。公堪改志也。”忠臣心中装的是公义与事业，若领导者试图用私人情谊、小恩小惠拉拢他们，反而会被视为对其忠诚的亵渎，无法真正赢得他们的追随；唯有始终出于公心，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才能让忠臣心甘情愿地调整自身想法，更好地为共同目标效力。

而“赏不驭忠。旌堪励众也” 这句话，则进一步阐明了激励忠臣的关键，单纯的物质奖赏，难以触动忠臣的内心，因为他们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私利；但通过公开表彰他们的忠诚与功绩，不仅能让忠臣感受到价值认同，更能激励更多人以他们为榜样，在团队中形成 “崇尚忠诚、坚守正义” 的良好氛围，让忠诚成为一种可传递、可延续的精神力量。

不同于许多典籍对人性阴暗面的回避，《驭人经》中的“驭奸卷” 直面朝堂与职场中难以规避的群体：奸猾之人。作为深谙官场生态的改革家，张居正对此有着极为清醒且务实的认知，他在书中直言：“奸不绝，惟驭少害也。奸不止，惟驭可制也。”

在他看来，无论是朝堂之上还是团队之中，完全杜绝奸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性的贪婪与自私，总会催生出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之辈。与其徒劳地追求“无奸”，不如将重心放在 “驭奸” 上：通过有效的驾驭，减少他们对事业的危害；用合理的手段，控制他们的不良行径。这份不理想化、不回避问题的务实态度，让 “驭奸之术” 摆脱了空谈，成为真正能应对复杂人性的实用策略。

针对如何驭奸，张居正提出了一套灵活多变、可按需调整的“四字策略”：“以利使奸。以智防奸。以力除奸。以忍容奸。”面对有利用价值却心性奸猾之人，可适当用利益作为诱饵，引导他们为己所用，既借助其能力，又将其行为限定在可控范围内。

对于时刻觊觎利益、暗藏祸心的奸人，需用智慧布下防范之网，预判他们的阴谋诡计，避免陷入其设下的圈套；若奸人已然触碰底线、对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且无挽回余地时，则要果断动用强硬力量将其清除，以绝后患；而在局势复杂、暂时无法彻底处置奸人，或清除奸人可能引发更大动荡时，也可暂时忍耐，容纳他们的存在，待时机成熟再作处理。这四种策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组合，尽显张居正应对奸人的谋略与分寸。

同时，张居正还提醒管理者：“君子不计恶。小人不虑果。”品行端正的君子，往往因心怀坦荡而忽略奸人的险恶用心；而奸猾的小人，行事只图眼前利益，从不会考虑后果。因此，对待奸人必须精准把握尺度，绝不能凭意气用事。

他给出的准则是：“罪隐不发。罪昭必惩矣。”当奸人的罪行还处于隐蔽状态、缺乏确凿证据时，不可贸然揭发，此时若强行处置，不仅难以服众，还可能让奸人反咬一口，陷入被动；但一旦奸人的罪行暴露无遗、证据确凿，就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这种“隐忍待时、惩恶务尽” 的做法，既体现了驾驭奸人的权谋智慧，又坚守了法度底线，避免因处置奸人而偏离正道。

《驭人经》的“驭智卷”，堪称张居正为管理者打造的 “与聪明人打交道指南”。在他看来，聪明人有着鲜明的特质，他们眼界高、心思活，从不轻易屈从，却有着对真诚的天然认同。

因此，张居正开篇便点出核心：“智不服愚也。智不拒诚也。”这句话精准道破了与智者相处的底层逻辑：若领导者自身愚笨、缺乏远见，即便手握权力，也无法让聪明人真心服从；但只要待人真诚、心怀坦荡，哪怕暂时能力有差距，也能赢得聪明人的信任与认可。“诚”，正是驾驭智者的关键密钥。

基于这一核心，张居正进一步提出了与智者相处的三大准则，句句皆是通透的处世智慧：“智者驭智，不以智取。尊者驭智，不以势迫。强者驭智，不以力较。”当自身也是聪明人时，驾驭同类不能靠耍小聪明、玩算计，聪明人最反感被“套路”，唯有以真心换真心、以格局服格局，才能形成 “1+1>2” 的合力。

当身居高位、拥有尊贵身份时，不能用权势压迫聪明人，智者有傲骨，强权只会激起他们的抵触，唯有放下架子、平等沟通，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贡献才智；当自身实力雄厚、占据优势时，更不能靠武力或强硬手段与聪明人较量，武力无法征服人心，唯有靠德行与诚意，才能真正赢得智者的追随。这三句话，字字句句都在强调与智者相处的精髓：尊重为先、平等为基、以德服人。

张居正深知，并非所有管理者都能时刻保持“智胜于人” 的状态，因此他也给出了 “示弱” 与 “借力” 的智慧。若自身智慧不及对方，他提出“智不及则纳谏”，放下“领导者必须全知全能” 的面子执念，虚心听取聪明人的意见，哪怕对方的观点与自己相悖，也要耐心倾听、理性判断，毕竟 “兼听则明”，智者的建议往往能弥补自身的短板。

若事业陷入困境、发展不顺，他则主张“事不兴则恃智”，不必固执地“硬撑”，要学会主动依靠聪明人的智慧破解难题，将智者的才华转化为推动事业前进的动力，这并非 “无能”，而是管理者 “善用外力” 的高明之处。

同时，对待智者，张居正还强调要有包容的心态：“不忌其失。惟记其功。”聪明人往往有个性、敢创新，也难免会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此时，管理者不能因一次过错就否定其全部价值，更不能因嫉妒其才华而放大缺点；要多看到他们的功劳与贡献，给予肯定与鼓励。

唯有如此，才能让智者感受到被认可、被信任，从而毫无保留地释放才华，心甘情愿地为事业效力。最后，张居正以一句“智不负德者焉” 收尾，既是对智者品性的信任，也是对管理者的提醒：只要自身德行端正、待人真诚，聪明人绝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终将以才智回报。

在《驭人经》的“驭愚卷” 中，张居正打破了 “愚者无用” 的刻板认知，也摒弃了 “一刀切” 的简单处置方式，针对 “愚者” 的不同特质，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他在书中明确写道：“愚者不悟，诈之。愚者不智，谋之。愚者不慎，误之。”

这里的“诈”，并非恶意欺骗，而是面对执迷不悟、固守己见的 “愚者”，单纯讲道理难以使其醒悟，需用巧妙的计策引导他们看清现实 ，比如通过具体事例让其亲身感受后果，或是用委婉的方式点破症结，助其走出认知误区；对于缺乏智慧、难以独立思考的 “愚者”，则要主动为其谋划，从目标设定到步骤拆解，清晰地为其指明方向，避免他们因茫然无措而误入歧途。

而对于行事鲁莽、缺乏谨慎的 “愚者”，“误之” 并非刻意纵容犯错，而是在可控范围内，让他们经历一些小失误，从中吸取教训，明白 “谨慎” 的重要性。这些策略的核心，不是轻视或利用 “愚者”，而是根据其能力短板，用更适配的方式引导他们成长，让其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价值。

张居正还深刻区分了“驭愚” 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君子驭愚，施以惠也。小人驭愚，施以诺也。” 君子对待 “愚者”，始终秉持善意，会给予实实在在的恩惠，可能是技能上的教导，可能是资源上的扶持，或是困境中的帮助，目的是让 “愚者” 获得成长，实现共赢。

而小人驾驭 “愚者”，则只懂用空洞的承诺画饼，将其视为可利用的工具，一旦榨干价值，便会弃之如敝履。这一对比，不仅揭示了驭愚的道德底线，更提醒管理者：真正的驭人智慧，从来不是利用他人的短板，而是成就他人的价值。

同时，张居正也对“驭愚者” 自身提出了明确要求：“驭者勿愚也。”想要驾驭“愚者”，管理者自身必须保持清醒与智慧，若自身糊涂、判断力不足，不仅无法引导 “愚者”，反而可能被其拖累，让事情陷入更糟的境地。

在具体行事上，他强调 “大任不予。小诺勿许”，重要的、关乎全局的任务，绝不能交给能力不足的“愚者”，否则极易因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而对于 “愚者”，也不要轻易许下承诺，一旦无法兑现，不仅会失去其信任，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此外，对待 “愚者” 还要懂得把握时机：“蹇则近之。达则远之矣。”当他们陷入困境、需要帮助时，要主动亲近、伸出援手，这既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也能收获其真心；但当他们凭借运气或外力有所发达，却仍未改变“愚” 的本质时，要适当保持距离，避免因他们的鲁莽或短视，给自己或团队带来不必要的牵连。这种 “亲疏有度、进退适时”的智慧，让“驭愚” 既有人情温度，又不失理性分寸。

作为《驭人经》的压轴之卷，“驭心卷” 将张居正的驭人智慧推向了顶峰，堪称整部著作的 “灵魂篇章”。在张居正看来，真正高明的驭人术，绝非停留在 “管人” 的表层，而是深入 “驭心” 的内核。因此，他开篇便抛出直击本质的论断：“不知其心，不驭其人也。不知其变，不驭其时也。”

这两句话如同两把钥匙，打开了驭人驭时的大门，若连对方的内心所想、真实诉求都无法洞悉，即便能暂时约束其行为，也无法真正让其心悦诚服地追随；若看不清时局的变化、环境的流转，即便掌握再多驭人技巧，也难以在恰当的时机施展，甚至可能因逆势而为导致满盘皆输。

“知”，这个看似简单的字，正是贯穿驭心之术的核心：既要 “知人心”，也要 “知时势”，二者兼备，方能真正掌握驭人的主动权。

基于对“知” 的深刻理解，张居正进一步剖析了人性的本质差异，为 “知人心” 提供了具体指引：“君子拒恶。小人拒善。”品行高洁的君子，内心有明确的道德准则，会本能地拒绝邪恶、坚守正义；而心性卑劣的小人，则往往被私欲裹挟，会排斥善良、趋向利己。这种对人性的精准洞察，让领导者在识人时能避开“以貌取人”“以言取人” 的误区，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而领导者水平的高低，也恰恰体现在对“人” 的认知与使用上。张居正犀利地指出：“明主识人。庸主进私。”英明的君主或领导者，懂得透过外在表象识别真正的贤才，无论对方出身如何、是否亲近自己，只要有能力、有品德，便会大胆任用。

而平庸的领导者，往往被私人情感、利益关系所困，只知道提拔身边的亲信、迎合自己的人，最终导致团队人才凋零、效率低下。这一对比，不仅是对识人用人的警示，更是对领导者格局与眼光的考验。

要真正达到“驭心” 的境界，张居正认为，领导者必须拥有超越常人的博大胸怀，他将其凝练为三句极具分量的准则：“不惜名。勿吝财。莫嫌仇。”

不执着于个人名声的完美，有时为了推动利国利民的大事，难免会因触动部分人利益而背负骂名，此时需放下“虚名” 的执念，以大局为重；不吝啬手中的财富与资源，对有贡献的下属，要及时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懂得 “财散人聚” 的道理，唯有让追随者获得实利，才能凝聚起长久的向心力；不记恨曾经的仇人 ，即便对方曾与自己有过过节，只要其有可用之才、能为事业助力，就要摒弃个人恩怨，以包容之心接纳，展现 “宰相肚里能撑船” 的格局。

当领导者能做到这三点，便能打破人心的隔阂、利益的壁垒、恩怨的束缚，最终实现“人皆堪驭焉” 的理想境界，无论是君子还是能人，无论是昔日的对手还是曾经的分歧者，都能被其胸怀与格局打动，心甘情愿地为共同的目标效力，这正是驭心之术最强大的力量。

正是凭借《驭人经》中这套通透人性、兼顾策略与温度的驭人之术，张居正才能在推行改革的艰难进程中，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打破困局。他力推的“一条鞭法” 简化税制、缓解民负，“考成法” 强化考核、整顿慵懒官场，这两项核心改革能突破重重阻力落地，离不开他以驭人智慧聚拢的大批有识之士 —— 既有认同改革理念的文官群体，也有执行力强的基层官吏，正是这些人的同心协力，让新政得以在全国稳步推进。

在具体治理中，《驭人经》的智慧更是贯穿始终：整顿吏治时，他以“驭吏卷” 的恩威之术划定底线，严惩贪腐懈怠者，警示摇摆观望者，让涣散已久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清丈土地时，他用 “驭才卷” 的包容之法，信任并重用善于丈量、精于核算的人才，即便他们偶有小过也不苛责，最终精准摸清全国田产，为国家财政注入了急需的活水，让明朝长期窘迫的财政状况得以大幅改观。

更值得称道的是，张居正将驭人智慧延伸到国家安危与民生福祉的关键领域：边防上，他以“驭才卷” 的识人之明，重用戚继光、李成梁两位名将，既给予他们充分的兵权与信任，让其能放开手脚整训军队、抵御外敌，又以 “驭智卷” 的平等姿态倾听其军事主张，最终打造出稳固的边防线，让倭寇与蒙古部落不敢轻易来犯。

治河上，他慧眼识出潘季驯的治水才能，不顾部分官员的质疑，全力支持其 “束水攻沙” 的治河方案，用 “驭忠卷” 的保护之策为其排除干扰，最终成功治理黄河水患，护住了沿岸千万百姓的生计。

正是这一系列以驭人智慧为支撑的治理举措，让明朝在万历初年迎来了“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 的繁荣局面，国库充盈，百姓负担减轻，边防稳固，官场效率提升，“万历中兴” 的盛世景象，实则是《驭人经》智慧在治国实践中结出的硕果。

这部凝结张居正毕生心血的《驭人经》，绝非局限于古代官场的“权术手册”，而是一部洞察人性本质、揭示管理规律的智慧宝典。它不仅是张居正个人政治经验的总结，更沉淀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极具价值的财富，书中对 “如何识人”“如何聚人”“如何用人” 的思考，既没有脱离人性谈理想，也没有为了策略失了底线，而是在原则与灵活之间找到了精准平衡。

即便跨越数百年，这份智慧依然闪耀着现实光芒：无论是古代官场中驾驭团队、推动变革，还是现代职场中管理下属、协调资源，亦或是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凝聚共识，《驭人经》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种方法，都能为我们提供启示。

它教会我们尊重人性差异，懂得用不同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提醒我们兼顾原则与温度，在管理中既要有底线，也要有包容；更指引我们以“驭心” 为最终目标，用真诚与格局赢得他人的真心追随。掌握这份智慧，便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管理挑战中找到方向，为事业的成功筑牢根基。

来源：晓风造像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