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牛道之名源于“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传说，以此来解释秦灭巴蜀之战中秦蜀古道的开凿过程。但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材料来看，秦、蜀之间，尤其是成都平原内部的早期道路肯定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之前就已逐步形成。秦灭蜀之前的秦蜀古道虽从内涵上与“金牛

金牛道之名源于“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传说，以此来解释秦灭巴蜀之战中秦蜀古道的开凿过程。但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材料来看，秦、蜀之间，尤其是成都平原内部的早期道路肯定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之前就已逐步形成。秦灭蜀之前的秦蜀古道虽从内涵上与“金牛”之义尚无关联，但金牛道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了秦蜀间交通主干线的代称，因此本文暂且将汉代之前的秦蜀古道均称为早期金牛道。

蜀道研究中，成都平原以北金牛道路段的历史沿革已有较多探讨，其演变过程也已基本清晰，但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成都平原内部早期金牛道走向问题的研究。平原之外的金牛道主要在山区中穿行，其行经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河流谷地的交通通道指示性很强。讨论山区的道路变迁，需要着重考虑不同通道的地理条件对交通通行支撑性的差异，再结合各时期的考古材料进行佐证。平原内部的道路则与之不同，因各方向的自然通行条件差别不大，再加上平原地区通常也是现代化城镇建设的核心区域，交通遗存的保存率较低，因此在既往的蜀道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常被忽略。对于平原地区早期金牛道的具体走向，基本只能通过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分布情况来进行推测与复原。

彭邦本、李久昌曾各作一文讨论早期金牛道的起源与发展，他们均以川陕间的考古遗址作为依据，推测联系关中、汉中和成都平原之间的道路至迟起源并逐渐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前[1]。但这两篇文章涵盖的地理范围较大，基本包括了整个蜀道行经地，旨在从考古学角度证明秦蜀之间较早就存在丰富的文化交流；至于具体的传播路线，仅粗略提及了嘉陵江等流域对古蜀文化发展以及秦蜀文化沟通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对成都平原这一特定范围作出具体探讨。

一、时间、空间范围界定

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成都平原最早显示出与川北陕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联，或许能够早至新石器晚期的宝墩文化时期，如江章华提出：“宝墩文化与周邻地区的某些文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广元发现的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诸遗址……与宝墩文化相似，其间应有某种联系。”[2]但商周以前这种远距离的考古学文化对比结果还不够确切，难以作为判断交通路线具体走向的依据。

自三星堆文化开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时代，既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也逐渐展现出与北方地区的密切联系。三星堆遗址共计发掘的8座祭祀坑是其青铜文明的集中代表，其年代应在殷墟文化第四期至西周早期[3]。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时期，汉中城洋铜器群[4]

以及宝鸡

国墓地

[5]

等遗存不仅年代基本与之相同，还在物质文化特征和族群属性上有密切联系，是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关中平原西部、汉中平原以及成都平原三地之间存在密切交流的物质实证，尤其是位于大散关之外的

国墓地表明，故道很可能是早期穿越秦岭的路线之一。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汉中、关中等地的考古学文化对比，显示出川陕间的文化沟通在体量、内涵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深度，川陕间的早期交通也至迟在这时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稳定的方向性，故本文以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作为成都平原内部早期道路的时间上限。

成都平原由发源于川西高原地区的岷江、沱江两大流域的多个冲积扇连缀而成，四周环山，左右对峙的龙门山、邛崃山与龙泉山基本将其合围，北抵绵阳安州境内的丘陵地带，南面有邛崃山支脉长秋山。平原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椭圆形，内部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图一）。

图一 成都平原地形图

平原内水系密集，有众多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基本都属于沱江和岷江两大流域。沱江流域偏北，在平原内主要有正流绵远河及其南侧的四条支流——石亭江、湔江（鸭子河）、清白江和毗河，最终汇集于金堂县，由金堂峡穿过龙泉山脉，进入川中丘陵地区后再汇入长江。岷江偏南，是成都平原内最重要的河流，由灌口出山后地势陡降，从上游过渡到中游并形成了大面积的冲积扇和冲积平原；流经成都平原后，岷江在新津附近转向正南进入眉山境内，最终在宜宾汇入长江。岷江在成都平原内部的中游部分，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组成了都江堰灌区，从古至今都是成都平原的主要补给水源。

成都平原四周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各个方向的主要对外交通路线为：自成都向西可取岷江上游的松茂古道进入川西高原和甘肃南部地区，向南可顺岷江至宜宾接入长江峡路，这是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提供的最便捷的两条对外交通线。虽然成都东距龙泉山仅20千米，翻过平均宽度约10千米、最高海拔约1000米的龙泉山脉就能进入川中丘陵地区，还可迅速取沱江南下接入长江，但目前看来川中地区似乎并非早期巴蜀文化的起源或集中发现地[6]。翻越龙泉山取沱江南下长江的路线也比从成都直接顺岷江南下更为曲折，因此早期在龙泉山脉东西两侧之间应该并没有太多往来[7]。

成都平原东北、西南两方向都是由平原渐次过渡为丘陵、低山乃至山区，地势逐步抬升，缺乏便捷的自然通道，但成都平原往东北通往国家中心，往西南通往巴蜀徼外西南夷地区，使得这两个方向的道路一直是历史上开发蜀地交通中用力最多之处，尤其是平原北部的道路因联系中央王朝而最为关键，这也是本文讨论的空间范围。

二、成都平原北侧的早期考古遗存与交通线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是历史上川陕间有路可通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这次战役也颠覆了秦蜀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局面，巴蜀地区自此被纳入秦国版图。基于此，自商代晚期开始，以秦灭巴蜀为界，将成都平原北部发现的考古遗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二期的时间下限为东汉灭亡之时。

（一）商晚期至秦灭巴蜀时期

第一期主要为商周时期的遗址，具体又可分为两段：

1.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

第一段共发现遗址147处以上（图二）[8]，其中40处在德阳市，其余都在成都市境。就分布边界而言：最西端为都江堰东南的梳妆台遗址，位于走马河南岸；最东端为金堂金海岸二期遗址，位于毗河汇入沱江前的河流南岸；最北端为绵竹鲁安和什邡邓通村遗址，时代均约在商末周初，其中鲁安遗址所在的新市镇也是成都平原内目前唯一位于石亭江以北的商周遗址分布区[9]。

图二 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四川地区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经历了从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的转变过程，古蜀国的都城也从三星堆遗址转移至了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区以西约7千米的鸭子河南岸，以此为中心，附近还发现了至少二十余处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但都面积较小，且多分布在三星堆遗址的西北方向，集中在鸭子河上游，少数在北部的石亭江沿岸。三星堆遗址以东的鸭子河与石亭江下游只发现了10处商周遗址且布局较为分散（不排除与下游受城镇建设影响更为严重有一定关联），这说明三星堆遗址群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主要溯鸭子河上游向西、北两方向发展和外扩的。

在三星堆遗址群以南的彭州、新都与青白江境内有大约40处商周遗址，大致可见东、西两个集中分布区，两区的遗址数量相差不大，东区略多：东侧以新都城区东面最为集中，西侧多在彭州城区东南和新繁街道附近。近年在彭州新发现的隆兴社区[10]、青石村[11]等遗址将三星堆、金沙两大遗址群之间的遗址分布范围进一步向西延伸。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内最重要的两处集中出土商周青铜器的遗址——竹瓦街窖藏和水观音墓葬[12]，以及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同盟村墓葬[13]，包括发现了罕见4座十二桥文化时期陶窑的复兴村遗址[14]都在西分布区，尤其是竹瓦街遗址已揭露大量西周时期的居址遗存，表明其附近应存在一个规模不小的遗址群[15]。东分布区内重要性最为突出的当属双元村墓地[16]，共发掘墓葬274座，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但因材料尚未完整公布，双元村墓地在本阶段的遗存价值尚不清晰，其中目前已知的几座高等级墓葬都是战国墓。而东侧其他遗址的内涵均相对简单[17]，这意味着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分布区在本阶段的文化集中性和代表性更强。

成都平原内商周遗址发现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地区是成都市区西侧以及郫都区境内，少数在温江区北部与郫都区交界处附近，而成都市区东北方向发现的遗址极少。成都市西郊的遗址基本都归属十二桥和金沙两大遗址群。金沙遗址群西北、今绕城高速附近为遗址密度很高的高新西区遗址群，其中包括近年新发现的犀园村遗址[18]，发掘了大规模的建筑群与公共墓地，应为成都平原内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高新西区遗址群再向西北方向延伸则是郫都区和温江区北部发现的近二十处商周遗址，这一外圈的遗址密度虽然并不很高，但既有波罗村[19]这样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代表性遗址，也有大型平民墓地西华村遗址[20]等，为十二桥文化外围的主要分布区。

本阶段先后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的都邑，它们分别位于今广汉和成都市西郊，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群都是以都邑为中心，溯河流上游，主要向西北方向发展。在这两大遗址群之间也有不少商周遗址，但密度稍低，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处都偏向西侧。据此推测，此时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交通主干线大致是从三星堆遗址群经彭州、郫都区及高新西区到达金沙遗址群附近，偏东的新都与青白江一侧或许也有道路可以通行，但不如西边的重要。相关遗址发掘者也已提出：“通过近几年在成都地区的考古工作来看，已基本确定三星堆文明应是以彭州、新都为纽带进驻成都平原腹地的。”[21]

至于这一阶段的早期金牛道是自何处进入成都平原继而到达三星堆遗址群的，无论对于蜀道交通还是考古学文化研究都极其重要，但尚无明确的考古证据。在平原北端的罗江和旌阳区境内都没有发现本阶段的遗址。绵竹境内虽有一处鲁安遗址，但也只是在石亭江北岸附近，距离平原边缘仍然较远。

2.秦灭巴蜀之前的战国时期

成都平原北部共发现41处战国早中期的遗址（图三），其中仅5处在德阳市，其余均在成都市域。这些遗址多数为墓葬或墓地，居址类遗存很少，因此主要选取大型墓地和高等级大墓作为分析本阶段聚落分布情况的首要依据（表一），尤其是大型墓地通常与重要聚落伴生，只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变迁，聚落遗址的保存状况普遍较差，当前仅能通过墓地的分布对聚落布局进行初步推测。

图三 秦灭巴蜀之前的战国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表一 第一期第二段大墓规模统计表

成都市以北的大型战国墓地主要有罗江周家坝，什邡城关，青白江双元村、五里村、沿坨村等；高等级大墓有绵竹清道公社船棺墓、龙泉村M1、新都马家大墓和双元村M154等；此外都是成都市内的战国墓地和大墓。

周家坝船棺墓地北距罗江县城约3千米，其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出成都平原后通往川北方向的第一处大型战国墓地，不仅墓葬数量多、规模大，并且在墓地附近还发现了同时期的聚落遗存[22]。在周家坝墓地西南、成都平原的北端地带，分布有一座大墓和一处大型墓地——绵竹清道公社船棺墓[23]、什邡城关墓地[24]，这两处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铜兵器，尤其是清道公社船棺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蜀国军队将领。什邡城关墓地在本段共有46座墓葬，虽数量上不如双元村、五里村等，但什邡城关墓地的使用时间很长，自战国早期晚段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而且该墓地位于今什邡城区，受城镇建设破坏严重，其原始规模肯定更大，是战国秦汉时期平原北部最重要的聚落之一。然而在什邡城关墓地以南的德阳市境内，尤其是原三星堆遗址群中心区附近，只发现了一处青关山战国墓地[25]，仅有4座小型墓葬，表明该区域在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可能并未兴起大型聚落，在战国时期有过一定的萧条和沉寂。

成都市境北部有多处战国遗存，在彭州、新都和青白江境内都有重要发现。彭州基本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水平，首先是在竹瓦街窖藏遗址西北约8千米处发现了红瓦铜器窖藏[26]，出土40件战国巴蜀式铜器，以兵器为主。龙泉村发掘了一处战国墓地，虽仅有7座被盗掘的墓葬[27]，但其中M1墓口长13.4、宽6.1米，规模接近新都马家大墓[28]（表一），M3规模不大且也被盗，但仍然出土了不少铜器。

彭州以东有新都马家大墓，这是成都平原唯一带墓道的战国墓，其墓主身份和等级备受学界关注，但马家大墓附近尚未发现其他战国遗存，聚落面貌尚不清楚。再向东即是青白江区的三处墓地——双元村、沿坨村[29]与五里村[30]，均位于清白江与毗河下游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共发掘墓葬370座，可能是该区域大致同时期的几处聚落，或是隶属于一个大聚落的不同墓区。不过五里村和沿坨村墓地的墓葬等级都不高，应为两处平民墓地。双元村墓地不仅墓葬数量最多，而且M154、M11、M46等为高等级墓葬。这几处墓地为探讨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聚落分布情况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新材料。

郫都区境内仅发现1座形制不明的凉水井M1[31]，尽管被破坏严重，但也出土了较多铜器，墓葬等级并不低，代表了这一区域自商周以来的持续发展。

成都市西郊是本阶段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占28/41），包括不少大墓和墓地，例如商业街船棺墓[32]、百花潭中学M10[33]、新一村M1[34]、百寿路墓群[35]等。而市区东北方向与青白江区几处战国墓地之间，尚未发现任何战国早中期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空白地带，这种空间分布上的缺环，对判断此时的交通路线有较强的指示意义。

在秦灭巴蜀以前的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北部的道路主干线可能是自罗江周家坝遗址附近进入平原内部后，沿平原北部先大致向西，随后在绵竹南部附近南折，经什邡城关墓地所在的大型聚落，然后从彭州、郫都方向通往成都西郊。青白江区一侧在此时兴起的几处墓地虽然规模较大，但高等级大墓并不多，再加上此地非常缺乏北与什邡城关、南与成都市区之间的联系，应并非主路所经，或许与第一段一样，在这一侧也存在一条本地聚落之间的支线。

（二）秦灭巴蜀至两汉时期

第二期是自秦灭巴蜀以后的战国晚期及秦汉时期，以汉朝的建立可分为前后两段：

1.秦灭巴蜀至秦朝灭亡

成都平原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朝的遗址，表现出了巴蜀文化和秦文化因素的共存与互动。明确属于本段的遗址有36处（图四），德阳市境内有5处，主要是自上一阶段延续发展而来的罗江周家坝、什邡城关墓地，其中周家坝墓地本阶段的墓葬情况尚未公布，什邡城关墓地共有本段墓葬26座。在这两个墓地之间、平原东北边缘的黄许镇龙安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木椁墓[36]，墓葬规模较大，墓室长7、宽4.2米，出土铜兵器、容器和半两钱等。1976年，在清道公社船棺墓西北约7千米、更靠近平原西北边缘的板桥镇五星村也发掘过一座战国晚期船棺墓，墓葬资料不全，《中国文物地图集》载其出土铜弩机、编钟等[37]。广汉市二龙岗墓地内有3座秦墓[38]。

图四 秦灭巴蜀至两汉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其余本段的遗址都在成都市境内。彭州、郫都区一侧仍为重要分布区。1980年在太平公社龙泉村发掘了1座船棺大墓[39]，通长8.6、棺长7.4米，墓葬规模大于清道公社船棺墓和双元村M154，基本与什邡城关墓地中最大者相等（表一）。除此之外，既有龙泉村[40]、指路村[41]等较为少见的战国晚期聚落遗存，也有以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为代表的战国晚期及秦代的墓地[42]，以及明台村[43]、清镇村[44]、晨光村[45]、红光公社[46]等零散发现一些墓葬，虽然遗址数量并不很多，但分布范围较广，并且与上一阶段此区域的遗址分布格局基本相同。同时可以发现，第二、三段在彭州南部龙泉村附近发现的几处战国遗址相距不远，表明战国时期在此地应有一重要聚落。

东侧青白江境内有一处重要的战国秦汉墓地——包家梁子[47]，共发掘战国末至秦代墓葬64座，是目前本阶段墓葬数量最多的墓地之一，但墓葬等级都不高，大多数为小型墓葬，为一处大型平民墓地。其南还有一处新发掘的民强村墓地，未正式公布发掘结果，年代应在战国晚期，特别是瓮棺葬的发现说明此处很有可能还存在其他成人墓地或居址[48]。这两处墓地与上一阶段的双元村、五里村、沿坨村墓地相距不远，是该区域聚落延续发展的重要证据。只是除双元村外，这几处墓地的等级都不高，再次证明青白江在战国时期主要为平民聚居地。

成都市区内的遗址分布情况出现了较大变化。西郊的发展水平仍然较高，既有张家墩[49]、百寿路等大型墓地，也有光荣小区M5[50]、青羊三区[51]等高等级大墓。值得强调的是，本阶段在市区东北郊、通往青白江区的方向，也即在此前阶段的空白区内，发现了多处重要的墓葬遗存，且分布相对集中，包括羊子山M172大墓[52]以及海滨村[53]、东林四组墓地[54]等。

秦灭蜀后，成都平原北部穿越今德阳市境的道路走向基本与上一阶段相同，仍自周家坝向西南进入平原，到达什邡城关墓地附近，但是自什邡以南分别取行东、西侧通往成都的两条道路的主次地位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两条道路不仅是并存的，而且成都市东北郊战国晚期至秦代遗址的集中出现，反映出东侧道路的重要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2.两汉时期

至两汉时期，文献中已有金牛道路线大致走向的记载，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双重证据来进行推测与验证。成都平原北部共有6处汉代县治，其中郫、繁二县属蜀郡，绵竹、什方（邡）、雒、新都四县属广汉郡[55]。据文献记载判断，这一时期成都平原北部的金牛道走向为：自涪县南下绵竹后，直接经雒县抵达成都。

绵竹城凭借作为成都平原最北端军事、行政据点的战略地位，北接剑阁道、阴平道，南护成都，成为了汉代金牛道南段上最核心的交通节点之一，频繁出现在许多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中。更始二年（24年），公孙述有自立之意，立即遣其弟公孙恢在绵竹大破更始帝刘玄派来攻蜀的李宝和张忠[56]。建武十一年（35年），光武帝刘秀派岑彭、吴汉、臧宫等人讨伐公孙述；十二年（36年），公孙述大将延岑慌忙逃回成都，臧宫获其兵马珍宝后乘胜进攻，“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57]。中平五年（188年），马相等人于绵竹起事，爆发黄巾之乱，先杀绵竹县令李升，后经雒县南下成都[58]。贾龙平定马相动乱后，益州牧刘焉便移治绵竹，一方面是因为“实畏龙逼，不敢入成都”[59]，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了绵竹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过后因绵竹城遭大火焚毁，刘焉先是短暂地移治雒县，又于兴平元年（194年）徙居成都[60]。

刘备与刘璋对峙的益州之战，更是直接说明了汉代绵竹与成都之间的主干道只经过雒县。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南下灭刘璋，刘璋部将刘璝、张任等都在涪城被击败，只得退保绵竹；刘备继克绵竹，张任等退守雒城；刘备又败张任于雒城北门外的雁桥，最终进围成都[61]。景元四年（263年）曹魏伐蜀，邓艾自阴平间道旁入江油后，先在绵竹大败诸葛瞻，再进据成都[62]。次年（264年），邓艾在返回成都途中，最终也是在绵竹县西被杀害。从以上历史事件可以看出，汉魏金牛道自绵阳涪城向南进入成都平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绵竹城，其次是雒城，它们构成了成都平原抵御北方势力进攻的最后两道关卡，自雒城以南便可直下成都。而其他四处县治基本都不在作战路线上，并非主干道所经。

目前考古工作已经确认了汉绵竹城和雒城的位置（图四）[63]，分别在今德阳市黄许镇北侧的绵远河西岸以及广汉市雒城镇中心。什邡、繁、郫三县的治所位置争议不大，分别在今什邡、彭州、郫都市区中心附近，从距离交通干线的相对方位来看，则都在绵竹—雒县—成都一线以西约20千米处。仅新都县治的位置原有所争议，因为今新都县城正位于雒县与成都之间的金牛道上，似乎新都城应为经行之地。不过2021年，青白江区城厢镇发现了带“新都城”铭文的字砖[64]，确认了汉代新都城址所在，以实物证据证明了汉代金牛道不经过汉新都城，这也符合上引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当然，汉代新都城的选址很可能与战国以来城厢镇附近先后兴起的多处墓地有关。而成都平原北部仅有的两座汉阙——德阳上庸长阙与新都王稚子阙，也都刚好在这条交通路线上。

为保证对西南地区的政权统治，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时官方组织大规模开辟蜀道交通网络。尽管目前关于汉代成都平原内金牛道具体走向的文献最早只能追溯到玄汉更始年间，但根据城址与道路的沿用规律，东汉金牛道的走向很有可能沿用自西汉。2007年，广汉市小汉镇北侧的石亭江西岸河滩上发现了一件大型铁器，系西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所造浮桥地锚——“雒江桥敦”，体量巨大，重达1.38吨，带有纪年等铭文16字[65]，必定是西汉时在非常关键的驿路干线上才能制造、使用的交通工程铸件。而它的出土位置同样位于绵竹—雒县一线上，强有力地证实了西汉金牛道是自经此通往雒城的。

两汉时期成都平原内金牛道走向与此前相比有了较大变化：金牛道自绵竹城入平原后，不再经过什邡、彭州、郫县等靠近平原西北的城镇聚落，而是在此前交通主干道的东南方向，自绵竹穿过今德阳城区后渡石亭江，而后在雁桥渡鸭子河到达雒城北门，穿雒城后直抵成都。

三、改线原因推测

据上文分析可知，早期金牛道在这一范围内的路线走向发生了一次总体由北向南，也即由偏向平原北部边缘向平原中部稍偏南位置的转变。但这种变化应并非“突变”，而是经历了自战国晚期开始的逐渐转变，最终于汉代定型的过程，其间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存在南、北两条路线重要性的交换与并存等多种情况。至于此次改线的具体原因，由于时代较早，历史文献中无相关记载，我们只能做出一些推测。

首先，这两条路线行经地的地理环境相差不大，地形基本相同，主要差异为河流水文条件，即汉以后的金牛道在此前交通干线下游约20千米处。同时，古蜀国都邑三星堆遗址与汉及以后的雒县也不在一地，雒县县治更偏向河流下游，故推测成都平原内早期道路及中心聚落选址发生这种变化与河流水文条件有一定关系：早期遗址多偏向河流上游，可能是因为上游河流间的平原面积相对广阔，更适合发展大型遗址及遗址群，例如沱江流域的数条支流都在平原东侧金堂附近汇合，使得下游河道间距不断缩小，不仅平原面积不如上游，还易引发水文灾害；上游河流宽度较窄，更便于涉渡，且渡河频率稍低。对于筑桥造船技术十分有限的早期文明时代以及水系密集的成都平原而言，有利的过河位置是交通发展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不过早期金牛道的选线或许并非源于社会力量的特意规划，更有可能是成都平原内众多先秦聚落在适应其地貌与水文环境的基础上，经自然演化形成的交通通道。

汉代以后的道路位置偏向河流下游，尽管河道宽度略大，但流速趋于平缓，伴随着铁器等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此时应已能够运用浮桥等更为成熟稳定的方式在下游渡河，同时下游良好的农耕和居住条件也更有利于人口增长与城镇发展。在成都平原被稳定地纳入大一统政权统治之后，作为川北核心通道的金牛道，其交通通达性也被赋予了更高要求。从道路走向和路程长短来看，汉代改道后的金牛道在绵竹和成都之间明显取用了最为直截的路线，绵竹、雒城、成都基本在一条直线上，比此前绕行什邡、彭州等地的路线距离更短，可提升交通通行效率。这种直线化选线可以说是早期金牛道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选线位置的表现和结果之一。汉以后，这条路线便被固定为了成都平原内金牛道的正道，作为川北大路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再未发生过改变，体现了其道路选线与走向的合理性。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目前本研究范围内未发现任何一段早期道路本体或相关交通设施遗存。不过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现状下，利用考古材料的分布情况提出可能的设想是有一定价值和指征性的。若今后成都平原的交通考古工作有新进展，相信能为证明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与具体路段定位提供更为有利的实物证据。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