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洛阳张老板（化名）的遭遇，最近让无数小生意人破防了。开了5年的烟酒店，靠着“不缺斤短两、不卖假货”的规矩撑到现在，好不容易等来个“大单子”——110条高档香烟，5.5万元货款一分不少到账。他当天还跟老婆盘算，这笔钱刚好能交三个月房租，再给上高中的儿子报个补习班

洛阳张老板（化名）的遭遇，最近让无数小生意人破防了。开了5年的烟酒店，靠着“不缺斤短两、不卖假货”的规矩撑到现在，好不容易等来个“大单子”——110条高档香烟，5.5万元货款一分不少到账。他当天还跟老婆盘算，这笔钱刚好能交三个月房租，再给上高中的儿子报个补习班。可没等笑意散去，广西警方的上门通知，直接把他拽进了“烟钱两空”的地狱：这笔货款是涉诈资金，必须全额追回。

5.5万不是“赃款”，是老板的房租+工资+孩子学费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板贪财，不该收不明资金”，这话简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这5.5万对一家烟酒店意味着什么吗？2024年烟酒店行业报告显示，全国超60%的烟酒店净利率已跌破5%，高端烟更是陷入“卖一条亏一条”的窘境。张老板这批烟里，光是黄鹤楼1916就有30条，进货价848元/条，零售价只能卖到768元，单这一款就亏了2400元。剩下的软中华、飞天茅台配套烟，算下来总利润撑死了3000块，5.5万里的每一分，都是他压在仓库里的真金白银。

对张老板来说，这不是“意外之财”，是救命钱。他的店在老城区，月租8000元，雇了一个收银员每月3500元，加上进货垫资，每月固定支出近1.5万。2024年数据显示，传统烟酒店日均进店人数从50人腰斩至25人，像这样的110条大订单，一年未必能碰到一次。他怎么可能放过？更讽刺的是，警方追回资金是为了给诈骗受害人挽回损失，可张老板难道不是“受害人”？他的烟被人提走，钱被追回，最后落得“两手空空”，谁来给他挽回损失？

别骂他“贪多”，2024年的烟酒店早就活成了“惊弓之鸟”

有人说“做生意要谨慎，该核实资金来源”，说这话的人肯定没开过实体店。先不说张老板有没有权限核实客户资金来源——银行都没法实时判断一笔转账是不是涉诈资金，一个小老板能有这本事？单说2024年烟酒店的生存环境，就足以让任何一个老板“慌不择路”。数据显示，传统烟酒店渠道占比从2020年的68%暴跌至2024年的46%，线上电商和即时零售分走了近半市场，抖音酒类GMV年均增长200%，直播“破价销售”让线下店毫无价格优势，飞天茅台线上价比线下低5%-8%。

张老板的店就是典型的“夹缝中求生”：线上干不过直播间的低价，线下拼不过连锁品牌的供应链，只能靠老客户和偶尔的大订单续命。更要命的是成本暴涨，2024年烟酒店租金年涨10%，人力成本涨8%-10%，而标品毛利率从25%压缩到12%。他给记者看的账本上，今年前8个月只赚了2.3万，这笔5.5万的订单，几乎是他全年的“希望”。换作是你，在房租要到期、员工要发薪的节骨眼上，碰到一个付款爽快的大客户，你会追问“你的钱是不是干净的”吗？你敢把客户往外推吗？

再说客户的表现也挑不出错：提前看货、确认品牌、全款转账，整个流程比平时的散客还规范。张老板甚至查了对方的身份证，确认是本地户籍，也没发现异常。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预判”资金涉诈，无异于要求一个医生“预判”病人十年后会得癌症——这不是谨慎，是刁难。

警方追赃没错，但“善意取得”为啥成了老板的“空口号”？

必须明确一点：警方依法追赃没有错，打击电信诈骗是为了保护更多人。但问题的关键是，法律早就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为什么到了张老板这里就“失灵”了？《刑法》第64条但书明确规定“善意取得财物不予追缴”，《电信网络诈骗意见（二）》第7条也强调，第三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不予追缴。而张老板的交易完全符合“善意取得”三要件：有偿（支付了5.5万合理对价）、善意（不知且不应知资金涉诈）、公开（通过正规门店交易），没有任何一条不符合。

可现实是，警方一句“涉诈资金必须追回”，就把法律规定抛在了一边。更让人寒心的是，类似的案例不是个例。2025年9月就有农民刘某出售90吨玉米，25万元货款因涉诈被冻结，同样面临“粮钱两空”的困境。这些案例暴露的问题很明显：侦查机关在追赃时，往往只关注“资金是否涉诈”，却忽略了“第三人是否善意”，把追赃效率凌驾于个体权益之上。

有律师解释，“善意取得”的举证责任在第三人，张老板需要提供交易合同、进货凭证、客户身份信息等一系列证据，再通过复议、诉讼等程序维权。可对一个小老板来说，这意味着要停工停业去跑流程，律师费、时间成本可能比5.5万还高。最高法第115号指导案例明明规定“检察机关对‘非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可到了基层执行层面，却把沉重的举证担子压给了最弱势的小生意人。这不是“依法办事”，是“懒政式执法”。

你骂老板“不核实”？普通人哪有“火眼金睛”

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老板该走对公账户，该核实客户背景”。说这话的人，怕是活在“真空里”。先不说张老板这样的小烟酒店，有多少客户愿意走对公账户——大部分个人采购都是私账转账；单说“核实背景”，就纯属天方夜谭。个体工商户没有权限查询他人资金来源，银行也不会为了一笔5.5万的转账，给老板提供“资金溯源”服务。

更讽刺的是，连警方都要在交易完成后，通过后台数据追溯才能发现资金涉诈，怎么能要求一个小老板在交易时“未卜先知”？举个例子：你去超市买1000块的东西，用手机转账付款，超市收银员会问你“你的钱是不是干净的”吗？你去服装店买件羽绒服，店员会要求你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吗？显然不会。可为什么到了烟酒店老板这里，就要求他具备“反诈骗侦查能力”？

本质上，这是一种“双重标准”：我们享受着实体店带来的便利，却要求店主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审核责任”；我们希望警方严惩诈骗犯，却默许警方把追赃的风险转嫁给无辜的小生意人。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有1.1亿个体工商户，他们贡献了40%的就业岗位，这些人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无数家庭的生计。如果连合法经营的小老板都得不到保护，谁还敢安心做生意？

追赃不是“一追了之”，给老实人留条活路很难吗？

当然，我们不是要否定追赃工作，而是希望建立更完善的“容错机制”。比如，警方在追赃前，应该先核查第三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对符合条件的，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追回；再比如，建立“涉诈资金补偿基金”，对善意第三人的损失进行先行赔付，再向诈骗犯追偿。有些地区已经开始试点：对善意取得的涉诈资金，由财政先垫付损失，后续从追赃款中抵扣，这样既保护了受害人，也没让老实人吃亏，这不比“一追了之”强？

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善意取得”的执行标准。基层警方往往因为“怕担责”，对涉诈资金“宁错勿漏”，反正错追了有第三人自己维权。这种“懒政思维”必须改变。应该把“善意取得”的审核纳入追赃流程的前置环节，由检察机关同步监督，对故意忽略“善意取得”的行为追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张老板这样的悲剧重演。

张老板的遭遇，不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千万小生意人生存困境的缩影。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靠着“诚信经营”养家糊口，却可能因为一笔意外的订单，就被卷入“灭顶之灾”。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正义”，而是“有温度的正义”——既能打击犯罪，也能保护无辜；既能追回赃款，也能给老实人留条活路。毕竟，让诈骗犯伏法是正义，不让老实人买单，同样是正义。

来源：老犟爱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