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想《金瓶梅》里头，西门大官人家里，或者他去那些酒楼歌馆，经常出现的场景！

首先得弄明白，咱说的这“曲辞清唱”是个啥玩意。

它可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单纯朗诵诗歌！

用学者苗菁的话来说，它 实质上是种音乐文学 ， 是带调的！

是能唱出来的！

想想《金瓶梅》里头，西门大官人家里，或者他去那些酒楼歌馆，经常出现的场景！

三两个歌姬，或者家里养的小优儿（就是那些学唱的小男孩），抱着琵琶、弹着弦子、打着拍板，也不用锣鼓喧天的戏台班子，就那么清清亮亮地唱起来。

有时候是一个人独唱，唱点小曲儿抒发心事。

也有时候是几个人合唱一套大曲子，给宴席助兴。

唱的内容呢？那可太丰富了。

有前朝元朝流传下来的散曲套数，文雅些，收录在像《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这样的曲集里头。

西门庆家唱的这些，很多都能在这些书里找到娘家。

更热闹的是那些时调小曲，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口水歌，好比明朝的“流行金曲榜”。

沈德符在《顾曲杂言》里就数过：什么锁南枝、傍妆台、耍孩儿、驻云飞、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打枣竿、挂枝儿这两支曲子，那真是火得一塌糊涂， 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这话说得一点不假，你看《金瓶梅》里，潘金莲能自弹自唱解闷，西门庆手下的伙计、帮闲也能哼上几句！

就连深宅大院里的妇人，像书里说的，大江以北的士大夫家，闺壶女人皆晓音律，会“清弹”、“单唱”。

那么，这些清唱都出现在啥时候、啥场合呢？

《金瓶梅》写得那叫一个细致入微！

西门庆家娶媳妇、嫁女儿、生孩子、过生日（比如孟玉楼过生日）、死了人办丧事（李瓶儿的丧礼上可没少唱）、店铺开张、升官发财请客，这些红白喜事、人生大事，都得请人来唱上几段，烘托气氛。

逢年过节更少不了，元宵节看花灯，唱专门庆元宵的曲子。

端午节、七夕、重阳节，也都有应景的曲子唱起来。

朋友来了聚会喝酒，那更是唱曲儿助兴的常规项目。

甚至像西门庆这样的，心里想念死去的李瓶儿了，不会写诗作文，怎么办？

点唱！让优童唱一套长长的集贤宾，忆吹箫玉人何处也，借别人的词，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潘金莲被冷落了，心里憋屈，就自己低低弹了个“二犯江儿水”以遣其闷。

就连宫里头来的太监，在喜庆宴席上，也点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这种悲凉调子，透露出他们特殊身份下的灰暗心境。

所以说，这曲辞清唱在明朝中晚期的生活里，就像咱们现在家里总开着的电视、手机里循环播放的音乐！

它 虽不是文学领域中的锦衣美食、高堂华屋,但却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平常衣。

它已经深深嵌入到日常的肌理里，成了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这“清唱”能这么火爆，几乎成了全民娱乐呢？

因为它是个万能情绪桶，啥心事都能往里装：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了，社会风气也开放了，像《金瓶梅》这样的“禁书”能出来，本身就说明“灭人欲”那套有点松动了，大家更愿意表达真实的感受了。

可问题来了，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家里妻妾、伙计、帮闲一大帮子人，真正像潘金莲那样能“读书写字”的有几个？

大部分人都是：心有情愫,却不能用文字来尽情畅写。

心里有高兴、有悲伤、有寂寞、有怨恨、有想往上爬的劲儿、有思乡的愁，怎么办？

现成的曲辞就成了最好的“嘴替”！

这些曲子妙就妙在，它们写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人的具体事，而是某一类人、在某种境遇下普遍会有的心情。

比如潘金莲唱的那首绵搭絮，写的是偷情女子的心路历程！

从偷偷摸摸的山盟海誓，到担心被抛弃的懊悔怨恨。

这情感模式，放在当时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女子身上，都能引起强烈共鸣。

蔡状元点的朝元歌、花边柳边，唱的是漂泊游子的乡愁和对功名的渴望。

安进士点的画眉序、恩德浩无边，表达的是对皇恩和美好姻缘的向往。

这些情绪，是读书人群体共通的。

西门庆点唱悼念李瓶儿的长套曲，也是借古人写离思的现成篇章，来表达自己那点难得的、混杂着愧疚的真情。

曲辞就像一套现成的、精美的“情感模板”，普通人套用过来，就能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心里那点弯弯绕绕！

满足人们寄情、应景、助兴等多方面的精神需要。

它是个“超级氛围组”，啥场面都能撑起来！

功能强大，红事白事，有专门的喜庆曲子和丧葬曲子。

过年过节，有应景的时令小调。

请客吃饭，唱点热闹的、吉祥的，或者客人喜欢的曲子，宾主尽欢。

就像现在的KTV点歌一样，点对了歌，气氛瞬间到位。

海盐腔为啥在西门庆招待高官贵宾（像蔡状元、安进士）时特别受欢迎？

说白了就是 档子较高 ， 显得有排场，是 当时社会较为高级的娱乐方式。

要想一种娱乐形式风靡，光有需求不行，还得容易获取和参与。

唱的人多， 职业队伍庞大。

听的渠道还广，上至公侯缙绅富家的宴会， 下至市井勾栏瓦舍，甚至自家炕头，都能听到。

明朝印刷术也发达，《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盛世新声》这些曲集大量刊刻流行， 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集，让曲辞文本得以广泛传播，想唱的人有谱可依，想听的人也知道唱的是啥。

再者形式也接地气， 特别是时调小曲，像打枣竿、挂枝儿这些，腔调简单近似，歌词通俗直白，甚至 “写淫蝶情态” ，反映市井生活，老百姓听得懂，也容易跟着哼唱，自然传播得快。

别以为清唱就是单调的哼哼！

明朝正是南戏传奇大发展，“四大声腔”（海盐、弋阳、余姚、昆山）争奇斗艳的时候。

《金瓶梅》主要反映了嘉靖、隆庆年间的情况，那时海盐腔风头最劲，尤其在官场和商人圈子里，被认为是高档货。

但昆山腔也开始在文人圈子里崭露头角，被认为 “清柔而婉折” ，格调更高雅。

小说里苏州戏子给蔡状元他们唱昆山腔， 就透露了这种新兴的、更受精英青睐的趣味。

不同声腔各有特色（海盐腔相对雅致，弋阳腔更俚俗热闹）， 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场合的审美需求，也让清唱本身充满了新鲜感和选择多样性。

这么看下来，曲辞清唱在明朝中后期的兴盛，绝不是偶然。

它是元代散曲艺术的延续，更是在那个特定时代土壤里开出的繁花。

它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精准地戳中了时代的痛点与痒点！

然而，任何事物盛极而衰似乎都是规律。

清唱过于追求闲雅整齐，清俊温润， 注重音律好听（清曲），久而久之，可能让像北杂剧这样的艺术越来越脱离大众舞台，脱离普通观众， 成为供少数人消遣的清曲。

这算是对过度雅化、脱离生活本源的一种警示吧。

同时，时调小曲中过度直白的“淫媟情态”描写，也可能在官方眼里成为世风日下的靶子。

但无论如何，回望明朝，《金瓶梅》这部明代社会的一部鲜活文献，以其无比生动的笔触，为我们 “还原” 了那个曲辞清唱响彻街头巷尾、厅堂内室的真实画卷。

它告诉我们，文艺的兴盛，往往不在于多么高深莫测！

重要的是它满足的是人性中最普遍的需求——表达自我、融入群体、感受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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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路珍重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