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纽伦堡，德国命运之地。过去，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举办之地；1946年，这里成为审判纳粹主要战犯的地方，美、英、法、苏四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将对一个罪恶政权的军政高层进行法律追责。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记者、11位摄影和摄像师齐聚由

豆瓣读书

2025年10月30日 08:04 北京

封面图：电影《纽伦堡审判》（2000）剧照

纽伦堡，德国命运之地。过去，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举办之地；1946年，这里成为审判纳粹主要战犯的地方，美、英、法、苏四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将对一个罪恶政权的军政高层进行法律追责。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记者、11位摄影和摄像师齐聚由被没收的城堡改建而成的记者营（法贝尔堡）。他们中有大名鼎鼎的曼氏家族姐弟，以“华沙之跪”震惊世人的西德总理，东德史塔西情报局局长，20世纪首位公共知识分子，首位女性战地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当时的他们籍籍无名，这座城堡既是他们的住处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住在十人间，地震仪般捕捉着重塑战后新世界的脉动。《作家城堡》讲述了这些记者、作家们的故事，还原了他们遇到的极端状况，展现了人类面对暴力、创伤的方式，以及参与审判如何影响了他们日后的生活。

本书新登豆瓣9月热门图书榜。今天给大家分享本书第十三章的节选，这一章的主人公是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彼时主要战犯的审判已结束，知名作家和记者大多已离开，而名不见经传的希尔德斯海默还留在纽伦堡，继续他同声传译的工作。“那时的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未来会获得毕希纳奖，更不会想到1977年出版的《莫扎特》会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让他成为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并彻底改变了传记这一体裁的面貌。”口译工作无比繁重且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其他参与了这场深渊旁的聚会的记者们一样，纽伦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作者: [德] 乌韦·诺伊玛尔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副标题: 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
译者: 柳雨薇
出版年: 2025-9

为逃离恐惧作画（节选）

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与特别行动队审判

……主要战犯审判的结果已经宣判，相关事件也被归入史册，但法律对纳粹罪行的追责并未结束。早在1945年12月，同盟国就颁布了《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为各国追究其占领区内的战争罪行提供了统一的法律依据，也为其后的纽伦堡审判奠定了基础。和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主要战犯审判不同，这一系列的后续审判完全由美国的军事法庭负责。主要战犯审判结束后，杰克逊辞去了首席检察官一职，由主审判中行事可靠的特尔福德·泰勒接任。从1946到1949年，共有针对177名被告的12场后续审判在纽伦堡举行，被告涵盖高级医生、法官、实业家、党卫队长官、军官、公职人员和外交官，这些审判揭示了德国精英阶层在纳粹独裁权力体系中的参与之深。

这些被告中没有国际知名的“大人物”，全部是所谓“二等战犯”，这直接使得国外媒体的兴趣大幅减弱。被告的知名度也决定了报道者的阵容。在后续审判中已经见不到那些知名作家和记者的身影，他们已经离开了纽伦堡，报道工作由“第二梯队”接手，尽管其中部分人后来也成了杰出的作家。主要战犯审判宣判时人满为患的记者营也冷清了下来。1948年1月一份由战争罪行委员会的长官委托编撰的电话簿显示，在当时纽伦堡所有的审判相关人员中，只有70人左右住在法贝尔堡。这些客人中，有一个从1947年1月起就住在那里的年轻人。当时的他在文学界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然而不久之后，他将在德国的战后文学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道德良知和独立精神的代表——他就是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1916—1991）。那时的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未来会获得毕希纳奖，更不会想到1977年出版的《莫扎特》会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让他成为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并彻底改变了传记这一体裁的面貌。纽伦堡时期的他还丝毫没有成为作家的志向，没有写下过任何一篇正经的文学作品，更遑论发表。此前，他用英语发表过一些新闻报道、诗歌和文学评论，就在1946年，他还在自嘲这些短小的“破烂”是多么“差劲”。一直到1950年，他才开始用德语进行文学创作。在后续审判期间，他的热情还完全倾注在视觉艺术上。纽伦堡的经历彻底扭转了这位文学家的人生。而他会参与到审判之中，完全是出于兴趣和偶然。

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他在1977年发表的《莫扎特论》是世界音乐界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几部最重要的奠扎特研究著作之一

希尔德斯海默出生于汉堡，他的祖父是一位犹太教拉比的孩子。1933年，17岁的希尔德斯海默随家人迁往当时仍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在那里接受了木工学徒的训练，但他的兴趣很快转向了视觉艺术。他在伦敦学习了绘画和舞台设计，还曾旅居法国和瑞士，之后返回巴勒斯坦，在二战期间担任英国政府驻耶路撒冷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官。战后，他回到伦敦，做过画家、插画家和舞台设计师，过着放浪而又拮据的生活。

“有一天，出于对当时从未见过的同声传译系统的兴趣，我参加了（伦敦的）美国大使馆组织的口译考试，被录用为纽伦堡法庭的口译员。”希尔德斯海默在1953年写给海因里希·伯尔的信中回忆道。考试的内容是将一段希特勒的演讲翻译成英语，他顺利通过，得到了一份年薪850英镑的优厚合同。“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我想说服自己相信当时人人都挂在嘴边的‘集体罪责’，而不是打算回德国定居。”希尔德斯海默究竟是真的由于对集体罪责成立与否的好奇中断了自己的艺术家生涯，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做出了迁往德国的决定，尚无定论，但他提到的这种好奇的确是当时许多人共有的心态。

……

希尔德斯海默是德国战后文学的局外人，因为他既不是从战俘营、也不是从流亡生活中归来的，更不是“内心流亡”作家的一员。此外，他独特的角色和“灰衣主教”般的地位也来源于他是个犹太人。他清楚这一点，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始终有些矛盾。他在一篇文章中坦言，尽管他以犹太人自视，但他并没有扎根于犹太教传统中，而是被“无辜”地赋予了犹太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只有在被他人意识到、并招致反犹主义的攻击时才会对他产生意义。正因如此，纽伦堡审判的经历才显得格外关键：“犹太身份最残酷的含义，以及种族所属（Rassenzugehörigkeit）、异质性（Artfremdheit）等属于这套表达中的词语，我是在为纽伦堡审判担任同声传译时才终于直面的。这段历史直到那时才被系统性地、结构化地揭示出来，而在其发生的那些年里，我只能在报道和流言中窥见一角。”

希尔德斯海默一家在1933年迁往巴勒斯坦也并不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尽管他们也和所有犹太人一样，遭遇了反犹主义带来的敌意。他的父母怀有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很早就计划要前往巴勒斯坦。直到纽伦堡后续审判期间希尔德斯海默才真正面对纳粹的恶行，系列审判中的第九场——特别行动队审判，给他带来了尤其强烈的情感冲击。在这场被美国媒体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谋杀案审判”中，他为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担任口译员。今天，此人已然成为高智商和技术化屠杀者的化身。

……

希尔德斯海默是负责将奥伦多夫的话从德语译成英语的口译员之一，这项工作绝不轻松。“我们拿到的材料，以及在医生审判中听到的证词，超乎了一切可能的想象。”他在1947年10月8日写信给父母：“今天早上，我在对主犯奥伦多夫的庭审中担任翻译。这令人极其疲惫，我到现在仍感觉筋疲力尽。不过，接下来我又可以休息五天了。”纽伦堡审判中的口译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流亡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其中也包括尤利娅·克尔（Julia Kerr），她是作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的妻子。审判期间，他们的任务是不去反驳这些罪犯的粉饰、借口和谎言，而是专注于以最高的精确度和专业精神完成翻译。他们不能受个人情感的左右，但这些情感也并非总能得到压抑。阿尔曼德·雅库波维奇（Armand Jacoubovitch）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同声传译室内当场崩溃了。他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家人。最终，雅库波维奇申请转去笔译部门。另一位女口译员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她开始在纽伦堡工作时只有21岁，但四个月后，当她离开这座城市时，她感觉自己仿佛老了十岁。

面对这一切，希尔德斯海默选择了绘画。艺术对他来说成了一种补偿和治疗，一道抵御恐怖见闻的堤坝。1947年夏天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幅抽象风格的油画和一幅肖像。他用油彩、水粉、蘸水笔、火柴和任何手边可得的工具作画，还计划在1948年春天在慕尼黑举办一次展览。大约三十年后，他回忆道，他在纽伦堡为自己建起了一座画室，“用速写和绘画来将我的注意力从那些骇人的事件和人们挖掘出的每一个细节上转移开，这也的确奏效了”。

晚年的希尔德斯海默对世界的部分看法变得极其悲观，甚至有末世论的色彩。他为自传体小说《马尔博》（1981）撰写了一篇最终没有被收录进书中的后记，它的开头是这样一句话：“地球正在走向末日，这一进程的速度正以小时为单位倍增。”20世纪80年代末的生态破坏、军备竞赛和第三世界的冲突让他本就抑郁的情绪进一步恶化。长期以来，他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经常失眠。如果说他晚年的抑郁完全是在纽伦堡担任口译员的经历造成的，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应对内心震荡的方式的确与当年如出一辙：他转向了视觉艺术。

1984年，希尔德斯海默宣布，他将因可预见的环境灾害停止写作。他把很多亲身经历融入了文学作品，包括失眠和对独裁者幸存爪牙的恐惧（《廷瑟》）。但如今，他沉默了。他在《亮点》周刊的一次采访中说，他无法理解，“在当下的世界中要如何坐下来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在公众眼中，他成了满口灾难的“先知”，也遭到了作家同侪的疏远。面对这一切，希尔德斯海默回到了艺术生涯的起点。他开始专注于创作拼贴画，视觉艺术再度成为拯救他的那片净土。

绘画也是促使他1947年12月从法贝尔堡搬到纽伦堡大酒店的原因之一。前文提到的画室就坐落在纽伦堡市中心，可以从酒店步行抵达。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记者营度过了近一年的愉快时光。

虽然主要战犯审判期间的很多记者都抱怨过记者营的拥挤和糟糕的生活条件，但作为占领军的雇员，希尔德斯海默却觉得这里的生活堪称奢华。他在城堡内有一个单人间，每月配给的酒水中还包括三瓶香槟。他兴奋地写信告知父母：“上个月收到的是凯歌……还有杜松子酒。”城堡为他单独配备了酒具和毛巾。“我用画作和地图装饰了房间的墙面，这周还会收到新的窗帘。”他还补充道：“我早就去看过牙医了，就在这里，还配了一副新眼镜。顺带一提，这些都是免费的。人们把这一切安排得相当妥当。”唯一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城堡的审美。他评价道，这是“一座糟糕的老房子，毫无品位可言，是青年风格和洛可可的一锅烩。但它舒适极了，房间很大，还配有浴室。有美味佳肴、酒水、休息室，还有随时都能调用的汽车”。

在同声传译室中

希尔德斯海默在纽伦堡的最初几周都在接受培训。在正式承担口译任务前，他需要先为之做些练习。德语的同声传译尤其具有挑战性。希特勒的口译员、当时被关押在“证人之家”的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曾对此评论道：“翻译的困难……在于德语独特的句式，这使它不同于其他国际会议的常用语言。德语的动词通常位于一个相当冗长且结构复杂的句子末尾，译成法语或英语时，却需要在名词后立刻说出动词……这种差异在时间上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

同声传译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它正起源于纽伦堡审判期间。它的兴起得益于当时技术条件的进步，有线的同声传译设备为实时翻译提供了可能。译员坐在一个小房间内，通过旋转设置盘激活不同的语言选项。房间与法庭大厅之间只有一层玻璃隔开；设备上装配了信号灯，黄灯亮起是在提示发言者放慢语速，红灯亮起则是出现了技术问题之类的突发状况，示意法庭口译暂停。在此之前，译员只能采用交替传译，即在原文讲完后再进行翻译，并使用一种特殊的速记方式记录原文。然而在纽伦堡，人们没有时间等待交替传译，因为这会严重拖延审判的进度。

同声传译的译员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时间压力只是一方面。在这场历史性的战犯审判中，他们还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给出尽量准确的译文。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在希尔德斯海默的同事、上司兼好友西格弗里德·拉姆勒（Siegried Ramler）的自传中也得到了印证。他指出，同声传译员最重要的能力是不要追求完美，第二或第三准确的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被告们并不会如此宽容，毕竟对他们而言，这是攸关性命的大事。弗里茨·绍克尔是主要战犯审判中的被告之一，他浓重的弗兰肯口音让译员十分头疼。他直到死前都一直坚信，自己是因为口译中的错误才被判处死刑的。

即便是检察官也无法避免错译带来的影响。罗伯特·H.杰克逊询问戈林时遭遇的窘迫也和翻译有一定关系。他试图指控戈林参与了战争的谋划，并援引了一份文件，其中提到了“解放莱茵的准备工作”（prepar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Rhine，德语原文为Vorbereitung der Befreiung der Rheins）。戈林立刻察觉了翻译中的疏忽，并指出这段内容和德军1936年对之前被非军事化的莱茵河沿岸地区的重新占领无关。实际上，所谓的“解放”（liberation）是对德语中“Befreiung”一词的错译，后者原本是指“清除”（Freimachung）莱茵河上的障碍。

在纽伦堡，每个词都要经过反复推敲，因为正确的措辞可能关乎被告的生死。在选拔译员时，必须确保他们能够满足这一严格的要求。除了出色的语言能力外，候选人还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背景知识，熟悉法律、政治和医学的专业术语。与此同时，他们还要能承受环境的高压。口译工作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但同声传译室没有配备任何隔音措施，译员不得不在持续的高分贝噪声中完成翻译。希尔德斯海默在信中反复抱怨这种极度的劳累，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份消磨神经的工作。”1947年7月，他又向父母提起：“我已经心力交瘁了，尽管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压力依然极大。”

审判的口译员分为三组，每组十二人，按几乎完全固定的轮班制度交替工作。由于工作强度高，实际的净工作时长相对较短。希尔德斯海默需要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一个半小时，轮班后的第二天则相当于休息日，只需校对庭审记录。但就连校对也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挑战，因为译员工作时全神贯注在翻译上，几乎无法理解内容本身的含义。只有在事后阅读庭审记录、将审判时的笔记同录音进行比对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些话的分量，那时，这些被暂时压抑的感受便会向他们袭来。译员有时甚至会在语调上和被告趋同。“特别行动队审判时的气氛尤其严肃。翻译工作非常费力，但也很有趣，因为翻译们会下意识地模仿被告人的语气。”希尔德斯海默提到，“我已经熟练掌握了如何模仿从嘲讽到愤怒，最后泪流满面的过程，人们会不自觉进入表演的状态。”

希尔德斯海默的工作不仅限于法庭以内，有时他也需要为法庭之外的审讯工作做口译。1948年，他曾为此前往哥本哈根出差。此外，因为实际的工作时间较短，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不但可以在德国境内旅行，甚至还能短暂前往奥地利和意大利。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下，他还参加了一个针对儿童的教育项目，教孩子们画画。他是音乐会、歌剧演出和艺术展览的常客，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视觉艺术作品集。

直到1949年任期结束，希尔德斯海默一直是法庭的口译员，但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本编纂上——他承担了一部文献总集其中两卷的主编工作。在一项旨在提高审判透明度、促进公众理解的政策下，美国人决定将后续审判的过程以文献形式加以记录，而且不能仅仅不加筛选地抄录晦涩难懂的庭审过程。这部由美国政府发布的十五卷本文献集有一个烦琐冗长的名字：《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下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作为官方档案，它收录了每一项指控、判决和行政文件。

作为编辑团队的一员，希尔德斯海默负责第三卷（司法官员审判）和第四卷（特别行动队审判）的文本选编、整理和校对工作，还为其制作了索引。他后来提到，这段以翻译和编辑身份高强度钻研语言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他实际上是在回到德国后，才在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真正了解了德语这门语言，也认识到了它的丰富和优长的。

1948年4月10日，针对奥托·奥伦多夫的判决宣布后，希尔德斯海默还间接与奥伦多夫有过一次接触。据当时的另一位译员彼得·于贝拉尔（Peter Uiberall）回忆，译员们收到了一份注明寄给他们的信件，是奥伦多夫寄来的。他在信中向他们致谢，并表示，多亏了他们的工作，他的发言才能在法庭前得到公正的对待。

1949年10月，结束了编辑工作的希尔德斯海默搬到了施塔恩贝格湖畔的安姆巴赫。1957年，他放弃了继续留在德国的念头，移居瑞士，在那里过上了隐居生活，直到1991年去世。他这次迁居或许与纽伦堡噩梦般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至少他在纽伦堡的译员同事亨利·A.莱亚（Henry A. Lea）是这样认为的。莱亚后来成了美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者，经过对希尔德斯海默作品的深入研究，他推测，是战后德国的复辟倾向唤醒了希尔德斯海默对反犹主义的恐慌，并促使他做出了迁居的决定。在特别行动队审判期间，莱亚曾和希尔德斯海默并肩工作多日，近距离观察了他的反应。“当他在1964年被问起为什么不在德国定居时，他回答道：‘我是犹太人，而三分之二的德国人都是反犹主义者。他们过去如此，未来也将一直如此。’”这位昔日的同事援引的这些话出自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编纂的文集《我不住在联邦德国》。在一次采访中，希尔德斯海默承认这项指控出自他口，并补充道：“反犹主义是德国人与生俱来的，它永远无法根除。”

巧合的是，正是一位纽伦堡审判被告的儿子，让希尔德斯海默在去世前一年对政治重燃希望，他就是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据现有的史料推测，希尔德斯海默和他可能早在纽伦堡就有过交集，当时后者曾在所谓的“威廉大街审判”中为父亲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出庭辩护。1990年，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后，他邀请希尔德斯海默在柏林的贝勒维宫做一次朗读会。这次活动在德国历史上一个极富象征性的时刻举行，出席者几乎都是文化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希尔德斯海默朗读了《马尔博》中的部分段落。将一位曾因反犹主义离开德国的犹太作家请来这场庆祝两德统一的活动，这对希尔德斯海默无疑是一种补偿。与此同时，它也向整个德国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夫妇十分重视这次邀请，双方为确定日期花费了很长时间。这种尊重是相互的。希尔德斯海默将魏茨泽克称为“特奥多尔·豪斯以来最好的总统”，以赞扬他最令人称道的公共举措：在1985年5月8日纪念战争结束40周年的历史性演讲中，这位政治家明确将这一天定为解放的象征——毫无疑问，他指的同时也是德国人自己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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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