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堂哥当了交警队中队长，大伯回老家后再也没有了亲戚和家人

摘要：1991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味道——煤炉上的白菜豆腐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窗外的柳絮在风中打着旋儿，院子里飘着邻居家晾晒的衣服上淡淡的肥皂香。那时我刚上高中，正坐在那张贴了红花格胶皮的方桌旁做作业，桌角摆着个老式台灯，灯罩上还有补丁。

＂我回来了，老苗呢？怎么不见人？＂大伯一进门就问起了堂哥。我爸沉默着，端起搪瓷茶杯呷了一口，目光避开了大伯期待的眼神。

1991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味道——煤炉上的白菜豆腐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窗外的柳絮在风中打着旋儿，院子里飘着邻居家晾晒的衣服上淡淡的肥皂香。那时我刚上高中，正坐在那张贴了红花格胶皮的方桌旁做作业，桌角摆着个老式台灯，灯罩上还有补丁。

大伯从老家回来了，进门时脸上还挂着风尘仆仆的笑意，手里提着一个老旧的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的，想必是给我们带了家乡的干货和腊肉。他一进门就东张西望，嘴里叨咕着：＂怎么这么安静？小军呢？＂

大伯叫苗水泉，比我爸大五岁，在县城邮电局当了一辈子电报员。那个年代，当电报员是个吃公家饭的体面工作，大伯的手指头特别灵活，打电报的速度在全县是数一数二的。他和我堂哥苗水军父子情深，尤其是自从嫂子在堂哥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后，父子俩更是相依为命，感情比一般父子还要深厚。

我爸叫苗水田，是大伯的亲弟弟。兄弟俩长得像，都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皮肤和结实身板，只是大伯笑起来眼角的褶子比我爸多些。我爸在县农机站当修理工，手上总有机油的味道。

堂哥从小就聪明，刚巧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交警学校，这在当时的县城可是个稀罕事儿。毕业后在市里当了交警，穿上了那身笔挺的制服，这可是我们全家的骄傲，邻居见了我爸都要竖大拇指：＂老苗，你们家出息了，有个交警亲戚，以后我们开拖拉机进城也不怕被罚款喽！＂

＂老苗前天升职了，当了交警中队长，这两天忙，可能顾不上回来。＂我爸终于开口，语气平淡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喜事，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打着，那是他心事重重的习惯动作。

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脸上的皱纹在煤油灯的映照下绽开如树皮的纹路：＂好啊！好啊！我就知道我儿子能出息！咱们家祖上三代务农，到了我这儿才当上了吃公粮的，没想到小军比我还强，当官了！＂他边说边从贴身的衣服内袋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那是他专门记录儿子成长的日记本，从堂哥出生那天开始，一直记到现在。

小红本子已经有些旧了，封面磨得发白，但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大伯的字虽然不好看，却工工整整，有时还会贴上堂哥的照片，或是他小时候画的画。我曾偷偷翻过那本子，里面记录着堂哥的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笑、第一次走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得奖状，甚至还有一缕堂哥小时候的头发，用透明胶带固定在纸上。

我爸叹了口气：＂哥，你别高兴太早。小军这人...变了。＂

＂变什么了？那孩子从小就懂事，八岁就会做饭了，我出差回来，饭菜都热乎着呢。＂大伯边说边把小红本子小心翼翼地放回内袋，＂再说了，当官了能不忙吗？＂

那晚的饭桌上，气氛异常沉默。我爸妈小心翼翼地绕开堂哥的话题，大伯却一直念叨着要去市里看看儿子的新单位。我在桌下偷偷看着大伯吃饭的样子，他总是先夹一筷子给空着的碗——那是他给堂哥留的习惯，二十多年如一日。吃完饭，大伯还把碗里剩的菜都倒进堂哥那个空碗里，嘴里念叨着：＂留着，万一小军半夜回来饿了呢。＂

那个空碗在桌子上格外刺眼，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什么。

大伯在我们家住了三天，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问：＂小军有没有打电话回来？＂然后失望地听着我爸的回答：＂没有。＂堂哥的电话一个也没来。第四天，我爸陪大伯去了市里，堂哥的办公室。

我也跟着去了，心里既期待又紧张。坐在公共汽车上，大伯一直往窗外看，脸上满是笑意，仿佛要把沿途的每一处风景都告诉远方的儿子。他怀里抱着一个纸包，里面是他亲手做的腊肉和糯米粽子，那是堂哥最爱吃的。

那时的交警队在市中心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灰色的外墙上贴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大红标语。我们进门时，一群穿制服的人正在院子里列队，有人在讲话，气氛紧张而严肃。

＂你们找谁？＂门卫拦住了我们。

＂找苗水军，他是我儿子。＂大伯笑呵呵地说，＂我听说他当了中队长，来看看他。＂

门卫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尤其是大伯那身打了补丁的老式中山装和沾满泥土的解放鞋，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等会儿吧，他们在开会。＂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大伯一直站着，不肯在门卫室的长椅上坐下，说怕把椅子弄脏了。终于，我们见到了堂哥。

那时候的交警队刚配了大哥大，新鲜玩意儿，堂哥腰间别着，走路带风，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官威，见了大伯只是点点头，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客套。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胸前挂着闪亮的徽章，腰板挺得笔直，那股子傲气连空气都能冲散。

＂爸，我这几天工作忙，没时间回家。＂堂哥站在办公室里，声音比我记忆中的要低沉许多，制服上的扣子闪闪发亮，看起来威风极了。

＂没事没事，爸理解。＂大伯搓着手，眼里满是骄傲，丝毫没察觉儿子语气里的疏远，＂你看你，当官了，比你爸强多了。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带了点家乡的腊肉，你最爱吃的，还有糯米粽子，昨晚包的，一宿没睡。＂

大伯边说边打开纸包，屋里顿时飘满了腊肉和粽叶的香味。堂哥却皱了皱眉，把鼻子往回缩了缩：＂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让人拿回宿舍。＂

＂你现在住宿舍啊？不是说给你分了单位的房子吗？＂大伯好奇地问。

＂哦，那是......＂堂哥支吾了一下，＂那是领导的房子，我还没资格住。＂

大伯点点头：＂没事，慢慢来。你有出息就好。对了，我想去参观参观你工作的地方，行吗？＂

堂哥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不行，这里是单位，有纪律的。您老回去吧，别在这儿耽误我时间。＂

我爸在一旁看不下去，插嘴道：＂小军，你这是什么态度？多久没回家了？你大伯大老远来看你，你连个笑脸都不给？＂

＂哎呀，老叔，我这不是太忙吗？最近查酒驾呢，一天到晚的。再说了，我这不是给你们长脸吗？＂堂哥说着，拿起桌上的大哥大接了个电话，转身就往外走，＂不好意思，领导找我有事，你们自己回去吧。＂

大伯的手僵在半空中，那个纸包还没来得及完全打开。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纸包重新包好，塞进怀里。

离开交警队的路上，大伯沉默不语。我爸想安慰几句，但看着大伯佝偻的背影，又不知从何说起。午后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斑驳地撒在柏油马路上，大伯突然停下脚步，看着路边一个小摊上卖的风筝，嘴角扬起一丝苦笑：＂当年小军最爱放风筝，我教他绑线、找风向，他总说长大了要飞得更高......＂

那个卖风筝的是个老人，蹲在地上，面前摆着各式各样的风筝——蝴蝶、金鱼、老鹰，色彩斑斓。大伯蹲下来，挑了一只蓝色的老鹰风筝，用干瘪的钱包里的零钱付了款。

＂哥，你买这个干啥？＂我爸问。

大伯没回答，只是把风筝小心地折好，放进怀里，和那包腊肉放在一起。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亲情可以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那么远，再也抓不住了。

堂哥的升职宴办得很热闹，选在县城最好的＂红星饭店＂，当时只有单位开会和结婚才会去的高档地方。来了不少领导和同事，一桌十个人，一共摆了八桌，豪华得很。我们全家都收到了邀请——准确地说，是我爸收到了邀请，还特意交代＂请勿携家属＂，但大伯坚持要去，我爸无奈，只好带上我们一起。

大伯穿着他那件浆洗得发白的白衬衫去了，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那是他当年参加工作时单位发的，一直舍不得用。他还带着他亲手做的腊肉和泡菜，说是给大家尝尝。我和爸妈也去了，爸妈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我穿着校服，显得格外不搭调。

饭店里灯火通明，红色的灯笼一串串挂着，一进门就闻到浓浓的香烟味和酒味。堂哥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抹了油，闪闪发亮，正在门口迎接客人。见到我们，他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尤其是看到大伯手里提着的布袋子时，眉头几乎拧成了疙瘩。

＂老叔，你们来了。＂他只是对我爸点了点头，连个正眼都没给大伯，＂里面请，坐最后一桌。＂

那一桌是给司机和打杂的服务员坐的，离主桌最远。我爸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但大伯拉住了他：＂没事，能来就不错了，别给小军添麻烦。＂

饭桌上推杯换盏，堂哥左右逢源，却唯独对大伯爱答不理。大伯坐在角落里，笑眯眯地看着儿子忙前忙后，不时地给我们夹菜：＂多吃点，趁热。＂当服务员上了一盘红烧肉时，大伯悄悄把自己带来的腊肉拿出来，放在桌子中央：＂来，尝尝我做的腊肉，好吃着呢。＂

我们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我爸接过腊肉，切了几片放在碟子里。这时，堂哥正巧从我们桌旁经过，看到腊肉，脸色顿时变了：＂这是什么？谁拿的？＂

＂我带来的，小军最爱吃的腊肉。＂大伯笑着说。

堂哥一把抓起盘子，塞回布袋里：＂爸，这是饭店，不能带外面的食物进来，会被罚款的。＂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大伯的脸一下子红了，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急忙把布袋塞进椅子底下。

饭快结束时，堂哥举杯致辞，感谢各位领导的培养和同事的支持。当大伯举杯想敬儿子时，堂哥只是随意地碰了一下杯，眼神都没给一个就走开了。

＂来，各位领导，尝尝我爸包的饺子，手艺一流！＂堂哥亲热地招呼着一位中年男子，那是交警队的大队长，秃顶，肚子圆鼓鼓的，满脸横肉。

＂你爸？＂大队长一愣，看了看坐在角落的大伯，又看了看堂哥身边的中年男子，那人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看起来很有派头。

＂哦，这是我岳父。＂堂哥笑着解释，＂我爸早去世了。＂

饭桌上顿时安静下来。大伯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他的脸色煞白，像是突然老了十岁。一滴眼泪无声地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滑落，落在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上，洇出一小片水渍。

我爸＂咣当＂一声放下碗，椅子都被他蹭倒了，指着堂哥，手指都在发抖：＂苗水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从没见过爸这么愤怒的样子，连声音都变了调。

堂哥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避开大伯的目光，低声对大队长说：＂我爸他...有点老年痴呆，认错人了。这几年一直闹着说我是他儿子，其实我是他侄子。我真正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就因为事故去世了，是他抚养我长大的，所以他总把我当成他儿子。＂

大伯没有发作，也没有哭闹。他只是默默地站起来，拿起自己的布包和那包腊肉，对着堂哥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打扰了。我认错人了。苗同志，祝贺你升职。＂

大伯叫堂哥＂苗同志＂，像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客气。他的声音很轻，但字字句句清晰无比，在安静的饭厅里格外刺耳。

那一刻，我感觉堂哥的脸色变了，有一瞬间的愧疚闪过，但很快就被傲慢取代。他对大伯微微点头：＂谢谢。＂然后转身继续招呼其他客人，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出门时，大伯走得很慢，像是膝盖不好使了。我爸想去扶他，被他轻轻推开：＂老弟，让我自己走走。＂

外面下起了毛毛雨，街上的霓虹灯在雨中模糊成一片片光晕。大伯没有打伞，任凭雨水打湿他的衣服和头发。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包腊肉，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那本红色的小日记本，翻开来，一页页地看着，雨水很快把纸张浸湿，字迹晕染开来。

＂哥......＂我爸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大伯摇摇头，合上日记本，抬头望着雨中的夜空：＂没事。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世界，我懂的。＂

那个傍晚，我站在饭店门口，看着大伯的背影融入暮色中，雨水模糊了他的轮廓，也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明白，为什么得到越多，失去的也越多。我不明白，为什么成功路上，有人会丢弃最珍贵的亲情。

那年冬天，大伯搬回了老家老宅，说是城里住不惯，想回去种点菜、养几只鸡，闲适自在。但我知道，他是不想再见到堂哥，也不想让堂哥难堪。老宅在山脚下的小村庄，砖瓦房，前后院，有口水井，一棵老槐树。屋子有些年头了，门窗都翘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但大伯却说：＂就这样挺好，住了一辈子了，有感情。＂

堂哥的事业越做越大，从交警中队长很快升到了副大队长。别人家升职都是熬资历，他倒好，三年跳两级，据说是靠了岳父的关系，那个秃顶大队长就是他丈人的战友。他在市中心买了房子，一套商品房，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普通工人一辈子也买不起。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儿，开上了桑塔纳，走路带风，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而大伯回到了老家，一个人住在那间老屋里，种着几分薄田，养了几只老母鸡，日子过得清苦又寂寞。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担水、喂鸡、浇菜，然后坐在槐树下看着山头发呆。院子里的那口缸，是当年堂哥小时候用来洗澡的，现在积满了雨水；墙角的秋千，是大伯用绳子和木板给堂哥做的，现在绳子已经腐朽；屋檐下挂着的风铃，是大伯和堂哥一起去集市买的，每当风吹过，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在提醒着那些过去的时光。

每年过年，大伯都会给堂哥写一封信，用那种老式的牛皮信封，贴上邮票，邮寄到市里堂哥的单位。信里装着他积攒了一年的话和对儿子的思念。信总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红戳。起初，大伯还会难过一阵子，后来就习惯了，收到退回的信只是叹口气，然后把信放进一个木盒子里，那里面已经积攒了十几封这样的信。

我和爸每年都会去看望大伯一次，带去一些生活用品和城里的小零食。大伯总是笑呵呵地接待我们，从不提堂哥的事，仿佛那个孩子从未存在过。但我知道，大伯的卧室里，床头柜上摆着一张堂哥小时候的照片，每天晚上睡前，他都会摸一摸那张照片，然后熄灯入睡。

1995年初，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特意去看了大伯。老家的冬天很冷，院子里的水缸结了厚厚的冰，路面上也结了冰，走路要小心翼翼。大伯的屋子里，炕上烧得热乎乎的，墙上贴着几幅他自己画的山水画，桌上摆着几本破旧的线装书，散发着陈旧的纸张气味。大伯坐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什么。

＂大伯，您在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给小军做棉袄呢。＂大伯笑着回答，手上的针线活没停，＂他从小怕冷，现在当了官，更要注意身体啊。＂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大伯却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轻声说：＂我知道他不要了，但我是他爸爸，这辈子都是。＂

说着，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二十多件棉衣，每一件都是不同年份做的，标签上写着年份和祝福语。最上面的那件，标签上写着＂1996，祝小军升职加薪，身体健康＂。

＂每年冬天来之前，我都会给他做一件新棉袄。＂大伯抚摸着那些衣服，目光温柔，＂虽然他穿不着，但我心里踏实。＂

我转过身，不想让大伯看到我的眼泪。那个冬日的下午，老屋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针线穿梭的声音和炕上火苗燃烧的噼啪声，大伯佝偻的身影在墙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像一棵经历了风霜的老树，依然挺立。

＂大伯，我考上大学了，要去北京了。＂我最后鼓起勇气说。

大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缝补：＂好啊，好孩子，有出息。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给你准备点家乡的吃食带着。＂

我没忍住，问出了那个一直埋在心里的问题：＂大伯，您不恨堂哥吗？＂

大伯抬起头，眼神平静如水：＂哪有父母恨孩子的道理？他是我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只是希望，等他飞累了，还记得回家的路。＂

那年夏天，一场暴雨袭击了老家。老屋漏雨严重，大伯的床都湿透了。他在抢救那箱棉衣时不慎摔倒，伤了腰。邻居发现他时，他已经在地上躺了一整夜，浑身湿透，嘴唇发紫，手里紧紧抱着那箱湿漉漉的棉衣，不肯松手。

邻居赶紧通知了我爸，我爸火速赶去，却见大伯躺在炕上，怀里紧紧抱着那箱湿漉漉的棉衣，嘴里一直念叨着：＂小军...小军...＂

＂哥，别固执了，这些都泡水了，不能要了。＂我爸劝道，想把那箱棉衣拿开。

＂不行！这是给小军的！＂大伯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发着高烧还死死抱着那箱棉衣，＂他迟早会回来看我的......＂

我爸不忍心，只好帮大伯把那些棉衣一件件晾起来，挂满了整个院子。老屋的院子不大，几根晾衣绳上挂满了各色棉袄，在风中摇摆，像是一场无声的控诉。那些被水浸泡的棉絮很快发出一股霉味，但大伯说什么也不肯扔掉。

＂老弟，你说小军现在过得好吗？＂躺在炕上的大伯问我爸，眼睛里充满期待。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额头的汗：＂挺好的，听说要调到省城去了。＂

大伯的眼睛亮了起来，艰难地撑起身子：＂真的？那得准备点什么见面礼啊......＂

我爸没有告诉大伯，堂哥已经不是当年的交警了，他靠着关系和手段，已经坐上了分局的领导位置，还被评为了＂优秀公安干部＂。堂哥当年在交警队刮了不少＂风＂，有人举报他收黑钱，但因为有岳父撑腰，不了了之，反而升了官。我爸也没告诉大伯，堂哥在升职宴会上，对着一群新同事说自己是个孤儿，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因车祸去世了，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

大伯的伤一直没好利落，腰疼得直不起来，走路要拄着根棍子，但他还是坚持给堂哥写信。信的内容也从问候变成了道歉：＂儿子，爸爸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多年不肯回家看看？爸爸向你道歉，你能不能告诉爸爸，你到底在怨恨什么？是爸爸没本事，没能给你更好的生活吗？还是爸爸管教你太严？告诉爸爸好吗？爸爸改......＂

每一封信，都像是石沉大海。

1997年春节，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堂哥，穿着一身名牌，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那时候，在县城，有辆桑塔纳就跟现在有辆豪车差不多，引得邻居孩子们围观。我爸妈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四年没见，堂哥变了很多，胖了一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上戴着金戒指，一副暴发户的样子。

＂老叔，过年好。＂堂哥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提着几个大包小包的礼物，都是名烟名酒，＂这些年忙，没顾上回来看看你们。＂

我爸冷冷地看着他：＂怎么想起来看我们了？＂

＂这不是，我马上要调到省厅了嘛，想着过来看看你们。＂堂哥笑得灿烂，把烟酒一样样摆在桌上，＂这都是好东西，平时都是送领导的，这次特意留给老叔你们尝尝。对了，我说的那个项目，老叔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投点钱，保证能赚。＂

原来堂哥此行是为了拉我爸投资一个什么＂开发区＂项目。席间，他喝得脸红耳赤，吹嘘自己认识多少领导，如何如何有前途，如何如何被赏识，却只字不提大伯。我爸一直沉默不语，脸色阴沉得可怕。

＂小军，你大伯病了。＂我妈突然说道，打断了堂哥的吹嘘。

堂哥的筷子顿了一下，神色有些尴尬：＂哦，挺好的就行。＂

＂他腰伤了，一直没好，走路都费劲。＂我妈继续说，眼神有些责备。

＂老了嘛，生病很正常。＂堂哥敷衍地应付着，给自己倒了杯酒，仰头一饮而尽。

＂他还在给你做棉袄。＂我忍不住说，声音有些发抖。

堂哥的脸色变了，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别提那些了，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我现在穿的是名牌，一件衣服上千块，谁还穿那些老土的棉袄！＂他摸了摸身上的西装，＂这可是香港带回来的，一万多呢！＂

饭桌上一片寂静。堂哥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转移话题：＂对了，老叔，那个项目真的很有前途，现在投资一万，明年保证翻十倍。你们要不要考虑考虑？＂

我爸放下碗筷，淡淡地说：＂小军，你还记得你上交警学校那天，你爸送你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堂哥愣住了，酒杯停在半空中。

＂他说，＇儿子，你以后当差，一定要做个好人，不要忘本。＇你还记得吗？＂我爸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堂哥心上。

堂哥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脸色有些不自然：＂老叔，不早了，我先走了。项目的事你再考虑考虑，机会难得啊。＂

他匆匆离开了，连礼都没行，手里还拎着那瓶喝了一半的茅台，留下满桌子的菜肴和我们失落的眼神。院子里传来桑塔纳发动的声音，轰鸣着离去，扬起一片尘土。

那年夏天，大伯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堂哥寄来的。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大伯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印着烫金的字：＂兹定于1997年8月8日，为苗水军与李雅举行结婚典礼，地点省城xx大酒店......＂信中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是省厅一位处长的女儿，但因为工作忙，婚礼只在省城办，不回老家了，也就不请大伯去了，只是例行通知一声。

大伯看完信，默默地把它折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他的手在颤抖，但脸上却挤出一丝笑容：＂小军要结婚了，好事啊。＂

＂好什么事？连你都不请，这是把你彻底当外人了。＂我爸气愤地说。

大伯摇摇头：＂不难过。他有出息就好。娶了好媳妇，比什么都强。＂

但那天晚上，邻居听到大伯的屋里传出低低的啜泣声，一直到天亮。第二天，大伯眼睛红肿，说是被蚊子咬的。他拿出自己积攒的钱，让邻居帮忙买了一套新棉被，包好了，让我爸带去给堂哥做新婚贺礼。

＂就说是你们送的，别提我。＂大伯叮嘱道，＂年轻人结婚，需要体面。＂

1998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北方。我大学寒假回家，特意去老家看望大伯，发现他瘦了很多，脸颊凹陷，头发全白了，腰也弯得更厉害了，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屋子里冷得要命，只有炕上一小块地方是热的，大伯蜷缩在那个小小的热区，手里捧着一本旧书在看。

＂大伯，这么冷的天，您怎么不多烧点炕？＂我赶紧从背包里拿出带去的点心和水果，放在桌上。

大伯笑着摆摆手：＂浪费啊，一个人用不着烧那么多。再说了，煤贵呢。＂

我看了看炉子里，只有薄薄一层煤，剩下的全是树枝和玉米芯，烧出的热气不足以温暖整个房间。大伯的手冻得通红，嘴唇也是紫的，但他还是笑呵呵的，仿佛一点也不觉得冷。

＂大伯，您该去医院看看了。＂我劝道，看着他因为寒冷而哆嗦的身子。

大伯笑着摆摆手：＂没事，老毛病了。再说了，医院多贵啊，哪舍得去。＂

我帮大伯打扫屋子时，在床头发现了一个小盒子，木制的，上面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照片，堂哥十岁那年和大伯一起放风筝的照片。那是在县城的小广场上，蓝天白云下，大伯蹲着身子教堂哥如何放风筝，堂哥小小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照片已经泛黄，但大伯和堂哥的笑容却那么真实、那么温暖。

＂那是小军第一次放飞的风筝。＂大伯站在我身后说道，眼神温柔，＂他放着放着，线断了，风筝飞走了。他哭得好伤心，一直追啊追，追到广场边上也没追上。我告诉他，没关系，风筝断了线，是因为它要飞得更高更远。＂

大伯的眼神飘向远方，透过窗外的大雪，仿佛能看到那个遥远的下午：＂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个预兆。孩子总是要飞的，飞得越高越好，即使...断了线。＂

我忍不住问：＂大伯，您不恨堂哥吗？他这么对您......＂

大伯摸了摸我的头，粗糙的手指冰凉：＂傻孩子，哪有父母恨孩子的道理？他是我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只是希望，等他飞累了，还记得回家的路。＂

回家前，大伯塞给我一个包袱：＂这是今年给小军做的棉袄，你帮我带给他吧。不用说是我做的，就说是你买的。他在省城，那边冷，得穿厚点。＂

包袱里是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做工粗糙但结实，大伯的针脚密密匝匝，一针一线都是心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点点头接了过来，心里明白这件棉袄永远不会穿在堂哥身上。

那年过年，堂哥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我们都以为他会有所触动，哪怕打个电话问候一声，但什么都没有。大伯一个人在老屋里，对着几碟简单的菜肴，端起了酒杯：＂小军，爸敬你一杯，祝你前程似锦。这是咱老苗家的传统，儿子不在，也得敬酒。＂

他一口气喝干了杯中酒，眼中闪烁着泪光。

1999年春天，大伯突然住进了县医院。他去年冬天那场重感冒一直没好，又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说他是肝硬化晚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急忙联系堂哥，但电话打不通，留言也没有回音。大伯卧在病床上，眼神却很平静：＂别找他了，他忙。＂

我和爸妈轮流守在医院里，看着大伯一天天消瘦下去。他经常做梦，梦里呼唤着堂哥的名字，醒来后却又恢复了平静。有时候，他会突然坐起来，说：＂小军要回来了，我得给他做点好吃的。＂然后被护士按回床上。

县医院的条件很差，病房里挤着六张床，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大伯躺在最里面的那张床上，面色蜡黄，眼窝深陷。偶尔有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小军工作得怎么样？他媳妇对他好吗？有孩子了吗？＂

我不忍心说实话，只能编些好听的：＂堂哥工作很好，媳妇很贤惠，前年生了个儿子，胖乎乎的，很可爱。＂

大伯听了，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有后了，好啊！我们老苗家总算有后了。＂

＂老弟，我有个请求。＂一天晚上，大伯拉着我爸的手说，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等我走了，别告诉小军。他事业正好，别让这事影响他。＂

我爸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

大伯又说：＂我那屋里有个箱子，里面是这些年给小军做的棉袄。你帮我烧了吧，别留着了，看着碍事。＂

我爸摇摇头：＂哥，我不烧。我留着，万一小军哪天想起来了呢？＂

大伯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也好，也好......＂

病房外面的梧桐树上，知了正在鸣叫，夏天就要来了。大伯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轻声说：＂小军小时候最喜欢捉知了，一捉一大把，说要炸着吃。我不让，说知了也是生命。他就放了，还哭鼻子，说舍不得。那孩子啊，其实心地很善良的，就是倔了点......＂

春末的一个清晨，大伯安静地走了，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医生护士跑来跑去，但大伯已经没了呼吸。我爸跪在床前，抓着大伯的手痛哭。我们按照老家的规矩，给大伯办了丧事，简单而隆重。邻居们都来了，说大伯一辈子善良本分，是个好人。

堂哥始终没有出现。

葬礼过后，我爸把大伯留下的那箱棉袄搬到了我们家，郑重地放在了阁楼上。他还把大伯和堂哥小时候的照片放进了相册，偶尔拿出来看看，然后默默地叹口气：＂你大伯这辈子没啥遗憾，就这一个。＂

2000年夏天，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在我家门口——堂哥。他憔悴了很多，虽然还穿着西装革履，但衣服皱巴巴的，胡子拉碴，眼睛布满血丝，看起来苍老了不少。

＂老叔，我爸...真的走了？＂他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抖。

我爸点点头：＂去年走的，走得很安详。＂

堂哥突然跪在了地上，放声大哭：＂爸！我的爸啊！＂

原来，堂哥在省厅工作期间，结交了不少朋友，也惹了不少麻烦。九十年代末的反腐风暴席卷各地，他的一些＂操作＂被人举报，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也被调离了要职。加上他投资失败，欠下巨债，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他。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老同事无意中提起：＂你不是说你父母早就去世了吗？怎么有人说你爸前年还去看过你？＂

堂哥这才如梦初醒，想起了被他遗忘多年的父亲。他辞去了工作，卖掉了省城的房子还债，急匆匆地赶回老家，却只看到了一座新坟。

＂老叔，我是不是太晚了？＂堂哥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爸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眼眶通红，最后说：＂上去看看吧，你爸给你留了东西。＂

我和堂哥一起上了阁楼。阁楼很窄，光线昏暗，满是灰尘，角落里堆着各种杂物。当我打开那个尘封的箱子，二十多件不同年份的棉袄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里面，每一件上面都有一个小纸条，写着年份和祝福。堂哥看到这些，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件，那是去年大伯做的最后一件，纸条上写着：＂2000年，祝小军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