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尔加里农业基因公司（AgGene）的创始人Logan Skori希望借助CRISPR技术推动公司发展，但在专利归属明确之前，他不得不谨慎行事。目前，AgGene正准备启动一轮融资，其中关键环节是获取适合其需求的基因编辑系统授权。Skori表示，与其他公司的谈

法律纠纷正使这项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变得复杂。

卡尔加里农业基因公司（AgGene）的创始人Logan Skori希望借助CRISPR技术推动公司发展，但在专利归属明确之前，他不得不谨慎行事。目前，AgGene正准备启动一轮融资，其中关键环节是获取适合其需求的基因编辑系统授权。Skori表示，与其他公司的谈判涉及大量条款、限制和约束，每一项都需反复协商。

“应对复杂的法律环境是我们战略的核心。我们不仅要考虑眼前的交易，还需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纠纷或冲突。这类矛盾的解决往往耗时漫长。”Skori补充道。但他强调，AgGene不会被动等待CRISPR-Cas9专利问题的最终裁决。“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消极等待意味着掉队风险。因此，我们选择主动推进，在未决问题中做出战略决策，避免阻碍发展进程。”

CRISPR-Cas9专利格局的复杂性可能长期存在。随着全球各地专利的申请、授予、异议或撤销，争议结果将深刻影响该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进程，同时牵涉公共利益及社会责任。

CRISPR-Cas9是一项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能精准切割并修改活体细胞的DNA序列，有望彻底改变医学、农业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然而，其专利归属与授权问题却引发多方法律争端。尽管有人曾期待基因编辑能打破转基因领域的高成本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但复杂的专利生态再次提醒：创新之路从未平坦。

专利竞赛的起源与核心争议

CRISPR-Cas9的专利争夺始于201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Jennifer Doudna团队与瑞典于默奥大学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合作发表论文，首次阐明细菌CRISPR-Cas9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2013年初，UC Berkeley团队与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等机构相继证明该技术在人类及动物细胞中的应用，并迅速在全球多国提交专利申请。

此后，双方围绕“谁是第一发明人”展开激烈法律对抗。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多次裁定博德研究所胜出，但UC Berkeley团队持续上诉，诉讼至今未决。韩国公司ToolGen的入局进一步加剧了专利版图的复杂性。

全球专利格局：一地裁决，一地荆棘

在美国以外，CRISPR-Cas9的专利归属同样充满变数。欧洲专利局（EPO）虽曾向三方授予专利，但因相互异议又部分撤销。中国与日本的专利部门以“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不足”为由驳回了部分申请，但仍承认三方在某些领域的权利。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的审查进程则相对滞后。2021年7月，博德研究所获得加拿大首个CRISPR-Cas9专利，UC Berkeley团队与ToolGen分别于2022年及2023年获批。UC Berkeley的加拿大专利由其合作公司ERS Genomics持有，该公司副总裁Michael Arciero表示：“这是我们在加国布局的开端，CRISPR有望推动加拿大生物科技的未来。”

专利垄断下的挑战与博弈

专利落地直接影响技术的可及性。加拿大研究者若使用CRISPR-Cas9，可能需支付授权费或面临侵权诉讼，迫使部分机构转向其他基因编辑技术，或通过法律途径质疑专利有效性。ERS Genomics称其专利“覆盖CRISPR-Cas9多领域应用”，但博德研究所与ToolGen的专利网络同样密布，企业需在多重授权中权衡成本与风险。

这场混战不仅关乎商业利益，更折射出创新与垄断的深层矛盾。CRISPR-Cas9本被视为打破转基因技术壁垒的“平等工具”，如今却困于专利丛林。正如一位从业者所言：“法律战消耗的资源，本可用于拯救生命的科研。”当专利成为创新的枷锁，人类离基因编辑的黄金时代或许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专利迷宫中的进退维谷

对于AgGene创始人Logan Skori这样的企业主而言，选择基因编辑平台如同穿越布满地雷的战场。CRISPR专利的复杂性不仅源于法律纠纷，更因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放大。“专利的获取需满足新颖性、独创性和功能性三大标准，但基因编辑平台虽是实体，却存在于微观尺度，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矛盾让商业决策异常艰难。”Skori解释道。

他进一步拆解技术本质：“企业购买的是一套‘指令’——基因序列被导入植物体内后，才会激活编辑系统。表面上支付的是实体产品费用，实际获得的是执行指令的‘钥匙’。”这种虚实交织的特性，使得专利边界的界定充满争议，企业稍有不慎便可能踏入侵权陷阱。

技术选择：成本、效率与风险的三角博弈

面对CRISPR、TALENs、锌指核酸酶等多重技术选项，企业的选择远非“功能最强即最优”。Skori指出：“不同工具的特性差异显著，需根据研发目标精准匹配。例如，CRISPR-Cas9虽编辑效率高，但若目标作物对现有系统兼容性差，盲目选择可能导致时间与资金的双重浪费。”

成本考量同样错综复杂。小型企业往往受限于预算，需在授权费、研发投入与潜在诉讼风险间权衡；大型机构虽资金充裕，但跨国专利网络的复杂性仍可能令其举步维艰。“效率是另一隐形门槛，”Skori强调，“若为省钱选择低效平台，后期补救成本可能远超预期。”这种动态平衡要求企业既懂技术，又谙商业策略。

破局之路：合作、替代技术与制度革新

尽管专利混战短期内难见分晓，行业已涌现突围尝试。部分企业转向CRISPR-Cas9的变体（如Cas12a），或开发新型基因编辑工具以绕开专利壁垒；另一些机构则通过交叉授权、专利池合作降低风险。加拿大ERS Genomics等公司的区域专利布局，也为本土化应用提供了缓冲空间。

更深层的变革呼声来自制度层面。有学者建议建立“开源基因编辑平台”，通过共享专利推动技术普惠；监管机构则探索“强制许可”机制，在公共卫生危机等特殊情况下开放专利使用权。Skori对此态度审慎：“平衡创新激励与技术普及需极高智慧，但至少，我们不能再让法律战吞噬科研的黄金时间。”

这场CRISPR专利博弈，本质是科技红利分配权的争夺。当企业学会在雷区中精准落脚，当制度设计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基因编辑的真正潜力或将从实验室照进现实。

来源：生物技术微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