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11月的一天清晨，武昌蛇山脚下笼着薄雾，武汉大学的钟声敲了三下，新任校长李达挽着旧呢大衣缓步走进行政楼。学生们望着这位花白胡子、神情刚毅的老人，议论声此起彼伏，“听说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早年还翻译过《唯物史观》”。这幅场景后来常被校史室工作人员提起，

1952年11月的一天清晨，武昌蛇山脚下笼着薄雾，武汉大学的钟声敲了三下，新任校长李达挽着旧呢大衣缓步走进行政楼。学生们望着这位花白胡子、神情刚毅的老人，议论声此起彼伏，“听说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早年还翻译过《唯物史观》”。这幅场景后来常被校史室工作人员提起，他们说那一刻仿佛一页新书翻开。

李达到武大就任，实则已近花甲，却仍习惯凌晨四点起床批改讲义，七点去珞珈山顶散步，口袋里装着《资本论》缩印本。有人打趣问他：“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拚？”老人侧过身子笑：“马克思写书时比我还累。”对学问的赤子心，他一辈子没改。

追溯到更早，1890年10月2日，李达生于湖南醴陵。少时练过拳脚，嗓门大，同学送他外号“子弹”。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听陈独秀、李大钊讲课，被新思潮深深吸引。两年后，他动手翻译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字斟句酌到深夜，煤油灯烧干也浑然不觉。

1919年“五四”爆发，他在长沙组织学生演讲团，一口气讲了九场。“列强挤压中华，睡觉不行！”激昂话语令不少工人热泪盈眶。那年冬天，他与毛泽东相识于湖南第一师范礼堂，两人同乡，同年，又同信仰，握手那瞬间，彼此心里都亮起一束灯。

1921年7月，上海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里，李达与毛泽东并肩出席中共一大。他负责会议记录，还起草《宣言》要点。会毕，众人鱼贯走出，李达拍了拍毛泽东肩膀：“路难走，但咱们总得走。”毛泽东回答：“走就是了。”两句看似平常，却暗含无尽壮志。

1923年秋，因对中央决议意见纷歧，加上与陈独秀激烈争论，李达一气之下退党。多年后回忆这段，他承认“赌气”二字，“那是真糊涂”。退党后他没有怠工，而是埋头写书，《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解说》接连问世，“脱党不脱马列”的姿态在学界广为流传。

抗战时期，他寓居重庆沙坪坝，靠卖文糊口，家中桌椅被当掉，只剩几只木箱装手稿。日本飞机轰炸，楼板颤抖，他依旧捧书朗读。“炸弹响归响，句子不能误。”同行被他的执拗吓得直摇头。

1949年4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李达与地下党联络，劝说守军首脑“不必再造杀戮”。消息传到北平，周恩来称赞“老党员的骨头没软”。12月2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新政权任命的首批高校掌舵人之一。

赴京报到那夜，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毛泽东与他秉烛长谈，开场便是一声乡音：“鹤鸣兄，好久不见。”李达放下茶杯郑重提出重新入党。现场气氛无形绷紧，片刻静默后，毛泽东说道：“人非圣贤，弃旧图新。”随后把刘少奇叫来：“你给他作介绍人。”一句话，历史翻页。

手续办理得极快，中央批准“免候补期”。李达领到崭新的党证，视若珍宝，放在贴身口袋。回长沙途中，他对随行秘书感叹：“守寡十几年，终于有了家。”这句俏皮话逗得众人直乐，却也露出他多年漂泊的心酸。

1952年冬，他调到武汉大学。刚上任便把校门两侧对联换成自己手书：“求是拓新，兼容并包。”后来每当学生问起学问为何物，他抬手指着珞珈山环抱的东湖：“湖面有风，浪纹万千，学问亦如是。”简短一句，胜过长篇教条。

1957年反右开始，一些青年教师揶揄他“保守”，他不慌：“做学问不能赶时髦。”那年夏天，他顶着烈日写完《辩证唯物主义教程》，近五十万字誊抄于方格稿纸。汗滴打湿纸张，字迹却依旧清晰。

1961年到1965年，全国经济困难刚减轻，李达又揽下《历史唯物主义》修订任务。他常说：“共产党人若不懂辩证法，打起仗来就会迷路。”武汉的老师们半笑半叹：这老先生身子骨硬得很。

1966年5月，运动骤起。“反动学术权威”标签像雨点砸向珞珈山。武大校园贴满大字报，李达的黑白头像被涂牙黑框。有人冲进他的宿舍搜查，翻出他珍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高喊“这就是罪证”。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心里打鼓，三次电请北京。前两次毛泽东没回应，第三次才回电：“校内批，不要点名，不上报。”王任重松了口气，但校内的批斗仍如火如荼。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偕随从在武汉横渡长江。一个浪头卷来，主席哈哈大笑。几公里外的武大老宿舍里，李达正因气喘坐卧难安。学生劝他去东湖求见，他摇头：“我这副模样，增烦而已。”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决议：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文件贴上布告栏，校园一阵哗然。李达端详红头公文，脸色没有太大波动，只道一句：“来了。”

次日下午，血压飙到260毫米汞柱，尿糖也失控，医生反复劝他住院。他挡开针头：“别白费，要死就死在书房。”看守人员刘某规劝：“交待问题就好了。”李达轻声：“我交待一生给谁听？”

夜幕降临，他忽然握紧妻子石曼华的手：“给主席写信，救我一命。”石曼华眼圈通红：“我连买菜都被盯着，怎么去？”李达转向刘某：“能否走一趟？”刘某犹豫。老人自嘲：“救命也求不到人，算我命薄。”

终于，他摊开毛边纸，用毛笔写下短短数语：“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落款时，手已抖得厉害，墨点星散。

信封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刘某不敢直接送东湖，只得交武大工作队备案。纸张在桌上晾了半日，墨迹干透。七月酷暑，蝉声震耳，可对李达而言，再难熬也是等。

7月29日，毛泽东已回京。教育工作队负责人将信改换公文袋，以机要件寄往“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邮戳上的武汉已成往事，信件在铁轨的咔嚓声中北上。

8月10日，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获悉这封求救信。他用红铅笔写下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两行字，迟来却重。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湖北省委因此准许李达入院治疗。院方为了避耳目，将他登记成“李三”。

遗憾的是，医疗条件与照料水准依旧有限。输液瓶常滴空，人手却忙不过来。李达虚弱地说：“等运动停下来，我要去北京给主席当面报告。”一句话，随风散在病房走廊。

1966年8月24日凌晨，他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力衰竭离世，终年七十六岁。身旁只有石曼华和一名实习护士。那夜的武昌城电闪雷鸣，江面浪花翻滚，人们并不知道一位“一大代表”就此辞世。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良久。外界记载寥寥，仅留一行简报：“李达病故，享年七十六岁。”珞珈山的学生自发折纸花，却被风吹落湖面，碎成白点。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长沙时提到林彪“顶峰”一说，突然转向身旁干部：“还是李达说得对。”此语经传抄，李达“问题”开始松动。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礼堂内追悼会举行，旧友老泪纵横。黑白遗像下，几本磨损的《资本论》静静摆放，仿佛主人还会翻页。

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同意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档案馆里，纸页微黄，红铅笔批注尤为夺目。史料工作者说，这些字迹提示后人：彼此的分歧可以尖锐，但初心不该湮没。

李达的一生宛如急湍中的石头，外表被流水冲刷，却坚硬如故。有人评价他“学问家气”重，也有人说他“政治嗅觉迟钝”，可若没有那份倔强，他或许早已随波漂去，哪还能留下那么多厚重书稿？

许多参加武大校园批判会的青壮后来回忆，当年喊口号时的兴奋，与老校长离世时的落寞，形成了难以言说的反差。有人在笔记里写：“以为轰轰烈烈，最后却是一片静寂。”

有意思的是，李达翻译《互助论》时写过一句边注：“人类最宝贵的是精神自救。”昔日评书者读到此句，不禁感慨：当年他求“主席救命”，话锋却仍落在“自救”。真讽刺，又真诚。

他的稿费单据、党证、副校长任命书，如今陈列在武汉大学校史馆。少有人注意到一只旧砚台，砚底用铅笔刻着半行小字：“若信仰可磨灭，此石可作尘。”握住砚台，仿佛能触到他执笔写信时的颤抖。

李达走后，珞珈山每年秋天桂花盛放。老人曾言：“桂香冲鼻，读书最好。”多年后，课桌旁再无人提起他的大嗓门，也少有人记得那封短到不足百字的求救信。可在党史年表上，1966年的那道划痕仍在。

今天再翻资料，会发现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十几本厚书，还留下一连串问号：学人如何处身政治风潮？原则与策略该怎样平衡？这些问题远比一封求命信更沉重。

余波未息：武大的另一页

李达病逝后，校园的漩涡并未马上停歇。1967年春，武大两派学生继续争夺广播站，一度持木棍对峙。此时，李达生前提携的青年教师李季长被推上前线，试图调停。有人质问他：“你们都是李达的走狗？”李季长举起双手：“老校长若在，绝不愿见同学自相残杀！”一句话暂时按下怒火。

斗争扩大影响到科研。国家重点课题《长江中游水利史》停摆，参与人员被分配去学农。“戴草帽扛锄头，哪还有心研究洪峰流速？”老教授胡志铨抹汗苦笑。李达当年批示的经费被冻结，仪器进仓库生锈。

1970年，局势稍缓，武汉大学拟恢复部分理科项目。教育部来函，要求提交详细预算。会议上，副校长石庆复提议：“把李达原来的总体规划翻出来。”有人犹豫：“那是‘反动权威’的东西，会不会惹事？”两分钟沉默后，石庆复拍板：“学术无罪。”议案得以通过，成为武大科研复苏的第一束火种。

1974年追悼大会后，师生填写意见册。有毕业生写：“桂花香还是老香，珞珈山还是那座山，可我们的老师却少了一个。”话语朴素，却折射出教与学之间难割的情感。这本意见册现藏于图书馆，页面泛黄，字迹还留汗渍。

1978年冬，李达旧居重新粉刷。门口挂上铜牌：“李达故居·校史陈列室”。开幕当天，下了场小雪。雪花落在屋檐，游客看到书桌上那方砚台，纷纷低声讨论。有教师叮嘱学生：“别触碰，墨痕怕褪。”那一刻，时间仿佛被凝住：历史尘埃静静堆积，却挡不住后人探寻的脚步。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