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条件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同时，为了保持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系，督促协议的实施，联络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在靠近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城镇设立了各自的办事处。

五、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条件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同时，为了保持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系，督促协议的实施，联络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在靠近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城镇设立了各自的办事处。

在江西，有南方红军游击队驻南昌总接洽处；赣粤边抗日义勇军驻大余县池江办事处，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驻景德镇办事处，湘赣边第3游击大队吉安通讯处；在湖南，有湘鄂赣抗日第1 游击支队驻平江办事处和驻浏阳办事处等；在福建，有闽西南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在浙江，有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等等。

新四军正式组成后，这些办事机构均成为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在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开赴抗日前线后，为处理善后事宜，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先后在一些红军游击队集结地或一些大中城市，设立新四军留守处、通讯处、联络站或办事处。

在河南，有新四军第8团竹沟留守处；在湖北，有新四军第4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在湖南，有新四军桂东沙田留守处；在江西，有永新黄岗、都昌、瑶里等留守处；在福建，有宁德、崇安、龙岩白土留守处等；在浙江，有平阳北港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温州办事处、新四军驻浙江（丽水）办事处等。这些办事机构虽不属新四军编制序列，却为新四军的组建与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办事机构的工作

为新四军扩兵和输送干部

各办事处一成立，便派人进山联络各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通知遣散的老红军、老游击队员和分散的在民间养伤的游击队人员归队，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前300多人，经两个月整训，就发展到1300多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时300多人，经短期整训，发展到700多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北上途经宜春慈化时，慈化通讯处在几天之内就动员了400名青年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一些办事处设立招生站、招兵站，为新四军招募补充兵员。竹沟留守处、温州通讯处等招收湖北、河南两省的大批青年农民和北平、天津、上海流亡青年学生，送新四军或教导队培训。长沙办事处在短短两个月中，就在湖南省立第1师范、长沙南周中学等招收了近2000名学生，其中部分送往延安，大部分送往新四军。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红十字会名义输送难民去内地以垦荒自救为由，1938年秋，通过温州通讯处3次将700多名进步青年工人和干部转送皖南新四军军部。有些办事处在掩护、转运抗日干部和进步青年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南昌办事处向新四军军部和敌后地区转送从延安、武汉、长沙、桂林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进步青年近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各办事处就向新四军输送了3万余人。有条件的办事处还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培训干部。竹沟留守处开办教导队，先后办了4期，培训各类干部1500多人，其中有部队急需的机要、通信、卫生、军需、财务等专业技术干部。

1938年崇安留守处开办“武夷干校”，培训来自上海、江西、福州、南平等地的共产党干部和知识青年300多名。七里坪留守处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的200余名学员大多是原红28军的便衣队员及地方干部，毕业后都奔赴敌后从事抗日斗争。1939年桂林办事处同国民党桂系部队合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学校”，为延安和华中输送了近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

处理后方事务

新四军开赴前线后，各留守处、通讯处成为沟通新四军与游击区联系的枢纽，传播新四军的胜利消息，传递战士家信；颁发抗日军人证明和烈士证明，安置从抗日前线回来的伤残人员；向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保障新四军军人家属的正当权益；协助避难外的红军家属重返家园，组织耕田队，帮助新四军战士家属耕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支持亲人在前方杀敌立功，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1938年1月中旬，“瑞金事件”发生后，池江办事处和龙岩办事处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经交涉，国民党当局分批释放了被扣人员和物资。1938年3月上旬，“泉州事件”和“宁德事件”发生后，福州办事处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第80师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扣人员和发还被缴武器。

各办事处还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协议，积极交涉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池江办事处通过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使信丰、大余、崇义地区十几个县全部释放了“政治犯”。长沙通讯处从长沙陆军监狱中救出30多名红军干部。1937年8月至10月，在周恩来等的交涉下，从南京、上海、杭州等监狱、反省院营救出1000多人。这些获释人员由有关办事处接待，其中多数被送往八路军、新四军工作，一部分被送往延安学习。

来源：表里如一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