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史范畴广阔，隋唐至五代跨度很长，隋朝和唐朝更是中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重新建立、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时期，也是府兵制进一步完备并走向败坏，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隋唐史范畴广阔，隋唐至五代跨度很长，隋朝和唐朝更是中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重新建立、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时期，也是府兵制进一步完备并走向败坏，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要了解唐朝兵制，我们先要讲讲贵族阶级如何影响唐朝的政治和文化。

唐朝的贵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以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状态示人。与日本公卿后期走向类似，他们以文化和血统界定自身，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在唐朝，皇帝不断将文学之士融入体系，科举的繁荣便是例证。

谈及唐朝贵族，就不得不提关陇集团和关东高门。关陇集团这一概念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是为方便研究而设，并非实际存在的集团。

关陇集团集团声名远扬，主要源于它对西魏、北周、隋以及唐初政治的深远影响。历经三、四代政权更迭，其影响力贯穿始终。

以北周为例，为了强化统治，北周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如赐鲜卑姓，让众多官员改从鲜卑姓氏，营造出一种鲜卑化的政治氛围；同时采用《周书》六官体制，构建独特的政治架构。

这些措施使得北周的核心人群在隋朝建立时，依然牢牢占据着皇室亲近的重要位置，成为隋朝政治体系中的关键力量。

到了唐朝，情况又有变化，李唐王朝以前几代在集团中不占优势的家族为基础，凭借联姻等血缘关系构建王朝基本盘。

以长孙无忌为例，他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其父亲长孙晟曾出使突厥，施展谋略导致突厥分裂，为中原王朝消除了一大威胁。而长孙氏本为鲜卑拓跋氏的一支，有着深厚的鲜卑血统，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却是在舅舅，河北高门高士廉家中长大。

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并非关陇人士，但他在唐皇室亲近集团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是勋戚关系。

这表明关陇集团这类研究概念，是用于区分不同群体的，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中的利益关系集合。

它是在更大范围内，将关陇地区与关东、江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对比的一种方式。遗憾的是，很多历史爱好者常常将这一概念过度具体化，生硬地应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结果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

在唐朝，皇帝通过科举等方式将文学之士纳入体系，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世家高门在中晚唐大量把持外朝（南衙），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学发展在隋唐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演变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

回溯历史，曹操在取代东汉政权的进程中，身边聚集了大量文学之士。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际，曹魏政权与司马氏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寒门与世家大族在政治思路和任官路线上的激烈较量。

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不仅有着深厚的政治家族传承，还形成了极强的学术封闭传统。他们以治经为核心，凭借经术和举孝廉等儒家道德尺度，构建起庞大而稳固的社会网络，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牢牢把控着政治和学术资源。

而曹操部下的文官，虽有一些也出身世家大族，但他们与传统世家大族有着显著区别，他们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于是，文学与经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激烈碰撞，形成了深刻矛盾。

从曹操时期开始，文学概念逐渐受到推崇，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到唐朝时，文学甚至被赋予了宗教化、神圣化、神秘化的色彩。

文学才能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教育，寒门子弟也有机会凭借出众的文学才华脱颖而出，这在逻辑上与传统世家大族的学术传承形成了鲜明对立。

在唐朝，这一矛盾更明显。唐朝初年，关东高门的世家大族往往对出仕表现出冷淡态度，贞观年间，甚至因缺官而随用随补。但随着唐朝统治逐渐稳固，社会秩序安定，大量世家大族子弟开始涌入官僚体系。

唐朝初期，官吏选任最主要的方式是门荫，贵族子弟凭借家族显赫的地位优先入仕，这种制度使得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优势得以延续。

到了武则天时期，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力推行进士科，将大量文学士人引入政治体系。她借助皇权的力量，成功打破了李唐贵族对政权的长期垄断。这一做法既满足了当时现实的政治需求，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又充分体现了对文学之士的高度推崇，在全社会营造了重视文学的良好氛围。

在唐朝，文学之士的重要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进士成为学士、翰林学士、北门学士等皇帝秘书官后，最重要的职责便是制诰，也就是撰写圣旨。

唐朝对圣旨的撰写极为讲究，追求词藻华丽、文采斐然，推崇四六骈句的写作风格。能否写出好文章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甚至形成了专门针对文书写作的升迁线路，沿着这条线路，官员有望直达宰相之位。

正是由于唐朝上层文化对诗、赋等文学形式的高度推崇，才孕育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众多伟大诗人，他们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唐朝的文化天空。

相比之下，像杨国忠、安禄山、刘晏等具有专业技能和事务处理能力的官员，在唐朝历史上的光彩远不及文学之士，这鲜明地反映出唐朝独特的文化与政治逻辑。

隋唐史中的这些丰富现象，最终指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 —— 思维方式的建构。在古代，人们的观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秉持着家国天下式的理念，认为个人与家庭、国家紧密相连，除了家就是国，进而延伸到天下。而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人和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群体划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对隋唐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文化层面，唐朝兵制的变化与文化发展相互影响。唐朝前期相对稳定的军事环境以及强大的国力，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学艺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诗歌、绘画、书法等领域人才辈出。而兵制变革带来的社会动荡，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歌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苦难，展现了战争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同时，军事上的需求也促使科技发展，如武器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唐朝的铠甲制作工艺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科技实力。

实际上唐朝兵制与贵族紧密相连，府兵制在西魏至唐前期实行。府兵的挑选标准较高，贵族子弟凭借其家庭背景和自身条件，通过门荫等制度可以轻松进入军队并获得升迁机会，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特权。

随着兵制的变化，贵族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在府兵制时期，贵族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势力，对朝廷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在募兵制时期，由于军队的性质和结构发生了变化，贵族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从军事领域转向政治和经济领域。一些贵族开始更加注重在朝廷中担任文职官员，通过政治手段来维护家族的利益；而另一些贵族则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土地，在经济领域扩张势力，成为地方上的豪强。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