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春天,延河的冰还没完全化。临镇集市上,几个挑担子的老乡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朱毛共妻”“汪副委员长才是真抗日”之类的怪话。话题越扯越邪乎,连旁边卖油糕的掌柜都听得直皱眉。没人意识到,这些似是而非的流言正是一次暗战的序曲。
1937年春天,延河的冰还没完全化。临镇集市上,几个挑担子的老乡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朱毛共妻”“汪副委员长才是真抗日”之类的怪话。话题越扯越邪乎,连旁边卖油糕的掌柜都听得直皱眉。没人意识到,这些似是而非的流言正是一次暗战的序曲。
不久后,延安城里竟出现多份印刷精致的“时事小报”。纸张干净,油墨刺鼻,上面除了日军战报,还夹杂“蒋委员长才是民族救星”“苏联战后必侵华”等耸动字句。边区生产合作社里的人私下盘算:纸张质量这么好,绝非陕北土纸,背后肯定有人出大钱。很快,边区保卫处将情报送到处长周兴案头,周兴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特务正在搭建一条贯穿关中、陕北的地下传播链。
同年4月25日清晨,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护卫仅一个班。路线要穿过劳山密林,那里向来是土匪、散兵和“政治土匪”出没的地带。上午十时许,枪声突然炸裂,子弹夹着木屑飞溅。车胎瞬间瘪掉,山坡三面火力压制。我方只带驳壳枪,完全被动。混战中,陈友才、陈国桥等人掩护周恩来侧翼突围,最终仅四人脱险。此役震动延安,周兴当晚发出三道急电,调骑兵排、独立团围剿。不到一个月,范玉山等四十余股政治土匪被连根拔起,劳山脚下再听不到枪声。
谣言却仍在流窜。周兴判断,必须弄清幕后指挥者是谁。1938年4月,重庆大学教授团抵达延安,一名自称“沈辉”的助手要求留下工作。他衣着得体、言语谦和,但问话总往军政核心打探。副处长王范与其闲聊半日,发现“河南人却带江浙腔”是漏洞。连夜比对档案后,沈辉实为军统干将沈之岳。令人意外的是,此人已中断与军统联络,自知难以下手而萌生退意。沈之岳终究趁夜溜出边区,后来在台湾官拜中将,周兴虽惋惜未将其擒住,却也堵住了一起高危暗杀。
同年盛夏,一件怪事发生——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忽然“投诚”,转移到富县。保卫处迅速查明,这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下的钓鱼局。周兴示意特派员赵去非“以夷制夷”。赵去非假作八路军参谋,酒桌上有一句试探:“那位从富县跑来的兄弟,单主任可曾起疑?”这一句话让王忠岐心里打鼓,他返洛后禀报上司,单不移果真把那名自称“叛徒”的线人活活处决。随后王忠岐再次来富县,奉命递情报,却被迫吐出八九名潜伏名单。周兴一网打尽,再放王忠岐“逃”回洛川。单不移见自己布局尽毁,又气又怕,竟把王忠岐活埋。此举激起当地士绅强烈不满,单不移灰溜溜离任,洛川的中统据点就此瓦解。延安城里的茶馆戏楼把这出“借刀杀人”津津乐道,戏班子甚至编成秦腔折子在夜场加演。
然而真正的病根并不在外围,而在延安城内。按照国共合作规定,国民党可在边区设“联络机构”。结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干脆把延安县党部搬进城,摇身成了特务指挥所。唱本、书报、舆论攻势大多出自这里。边区政府多次交涉,罗姓县长置若罔闻,仗着蒋介石背书,油盐不进。
1938年10月的一个凌晨四点,灯火仍亮在杨家岭窑洞。毛泽东与西北青工委冯义彬谈到延安县党部久赖不走的难题,谈得兴起忘了时间。黎明时分,他起身换衣,未惊动警卫便径直去了罗县长驻处。罗县长迷迷糊糊被请起,只见毛泽东已坐在客厅,微笑示意。简单寒暄后,两人单独交谈约一小时。人们只听到一句清晰的对话——毛泽东淡淡说道:“罗先生,共赴国难才是要紧,不要再让流言坏了大事。”罗县长连声称是,额头见汗。
警卫赶到时,毛泽东已步出院门。有人小声嘀咕:“干脆抓了他算了。”毛泽东摇头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最大的小偷是日本帝国主义。”说完,他举目看天色,“多一分团结,多一分胜算。”
三日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电令,撤销延安县党部,全部人员限期返回重庆。罗县长收拾行李时向同僚感叹:“见到毛委员便觉心慌,不敢再留。”延安街头百姓拍手称快,小报唱本顿时绝迹。边区粮仓里终于少了闲杂人等的探头探脑,兵工厂运作也更为顺畅。
至此,延安的谣言风潮戛然而止,特务机关的脊梁被彻底折断。周兴在工作笔记里写下一句:“暗流虽深,但光明更盛。”这句话后面没有批注,却能让后人想见当年局势之险、斗争之烈。
来源:大运河时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