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是煮得烂熟的白菜味儿，是玉米面窝头的甜味儿，也是经年累月散不掉的油烟子味儿。

那年头，风都是硬的。

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一刀一刀，拉得人生疼。

我是公社大食堂的炊事员，说白了，就是个烧火做饭的。

这活儿，不好不坏。

饿不着自己，但也沾不上半点油水。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淘米，洗菜，拉风箱。

风箱呼啦呼啦地响，像个得了痨病的老头在喘气。

灶膛里的火，红通通的，映得我满脸都是光，也满脸都是汗。

食堂里永远飘着一股混合味儿。

是煮得烂熟的白菜味儿，是玉米面窝头的甜味儿，也是经年累月散不掉的油烟子味儿。

还有一股子，是人味儿。

是那种带着汗、带着土、带着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盼头的味儿。

社员们排着长队，端着自家那印着红五星或者牡丹花的搪瓷碗，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长柄大铁勺。

我手里的勺，就是他们的天。

一勺下去，稠一点，他们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

稀一点，他们的脸就耷拉下来，像霜打的茄子。

我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

可人心哪，是杆秤，秤砣总有偏的时候。

我的秤砣，就偏向了那个叫满满的小姑娘。

满满不是我们公社的。

她是跟着她爹，那个“坏分子”，下放来的。

她爹姓顾，听说以前是城里大学的先生，会说洋文，戴一副白边眼镜，斯斯文文的。

可到了我们这儿，斯文就成了罪。

他被剃了阴阳头，每天的任务就是去扫公社那条长得望不到头的黄土路。

还有，清理牲口棚。

满满就跟着他。

她那时候，也就六七岁的样子。

瘦得像根豆芽菜，风一吹就要倒。

头发黄黄的，梳着两条小辫子，可辫子细得跟老鼠尾巴似的。

她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小褂子，上面还打着补丁。

补丁的针脚很密，看得出是用了心的。

她不爱说话，总是跟在她爹身后头，像个小尾巴。

她爹扫地，她就蹲在不远处，用小木棍在地上画画。

画太阳，画小鸟，画一些我们看不懂的弯弯绕绕的符号。

社员们都不跟他们说话。

见了他们，要么绕着走，要么就吐口唾沫，骂一句“臭老九”。

孩子们更是过分，跟在满满屁股后面，朝她扔小石子，叫她“小坏分子”。

满满不哭，也不躲。

她就站着，任由那些小石-子砸在身上。

她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

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你，不带一点情绪。

可我总觉得，那里面藏着东西。

藏着一头受了伤，却不肯叫唤的小兽。

第一次给她东西吃，是个意外。

那天，食堂里烤红薯。

是那种个头不大，但烤熟了能流出蜜糖来的红薯。

香味儿顺着烟囱飘出去，半个公社都能闻见。

这是给公社王主任他们开小灶的。

我从灶膛里扒拉出来一个，烤得有点过了，皮都焦黑了。

王主任嫌弃，让我扔了。

我揣在怀里，滚烫滚烫的，隔着厚厚的棉袄都觉得烧心。

下工的时候，我又看见了满满。

她爹还在扫那条永远也扫不完的路。

冬天的太阳，没什么力气，软趴趴地挂在天上。

满满就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小脸冻得通红，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她看着她爹的背影，一动不动。

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过去。

我的脚步声很轻，踩在落叶上，沙沙地响。

她听见了，回过头，那双玻璃珠子似的眼睛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警惕，像只被吓着了的野猫。

我没说话，从怀里掏出那个还带着热乎气的烤红薯，塞到她手里。

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块小石头。

碰到红薯的那一瞬间，她猛地缩了一下。

然后，她就那么愣愣地看着手里的东西，又抬头看看我。

我冲她笑了笑，没敢多待，转身就快步走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跟在我背后，像两根小针，扎得我后背有点发麻。

我怕被人看见。

这年头，同情一个“坏分子”，那可是大罪过。

可我心里，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像是冬天里喝了一口热汤，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从那天起，这事儿就成了我俩之间的一个秘密。

有时候，是一个窝头。

有时候，是半块玉米饼子。

有时候，是我从菜汤里特意多捞出来的几片白菜叶子。

东西不多，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

但我会把它们用干净的布包好，藏在怀里。

我从不跟她说话，她也从不跟我说谢谢。

我俩就像在演一出哑剧。

我把东西递给她，她接过去，然后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看看我。

这就够了。

我发现，她开始在我下工的路上等我了。

还是那块大石头。

她不远不近地坐着，假装在玩地上的石子。

可我知道，她在等我。

她爹顾先生，有时候会看见。

他会远远地站着，朝我这边，深深地，深深地鞠一个躬。

腰弯得很低，像是要把自己折断一样。

我赶紧摆摆手，让他别这样。

他却坚持。

我心里发酸。

一个读书人，骨头都让人给敲碎了，可那份根子里的东西，还在。

那年冬天，特别冷。

雪下得一场比一场大，鹅毛一样，要把整个世界都埋了。

公社的粮食也紧张起来。

大食堂的锅里，清得能照出人影儿。

社员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菜色。

满满也越来越瘦了。

她那件蓝布小褂子，空荡荡地罩在身上，像是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有一天，我看见她晕倒在雪地里。

她爹抱着她，一个劲儿地喊她的名字。

“满满，满满，你醒醒啊！”

那个斯文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我跑过去，摸了摸满满的额头，不烫。

这是饿的。

我二话没说，跑回食堂。

那天正好轮到我做饭后清扫。

我把门从里面插上，从自己的米袋子里，偷偷抓了一大把白米。

那是过年分的，我一直没舍得吃。

我又从咸菜缸里，捞了一块咸菜疙瘩，切得碎碎的。

灶膛里还有火，我架上小锅，煮了一小锅稠稠的白米粥。

米粥的香气，在冰冷的厨房里弥漫开，像一只温暖的手，能把人的魂儿都给勾走。

我把粥盛在一个豁了口的旧碗里，藏在大衣里，一路小跑着送了过去。

他们住的地方，是村头废弃的牛棚。

四面漏风，一股子牲口粪便的骚臭味。

我进去的时候，顾先生正抱着满满，坐在铺着干草的地上，给她喂热水。

满满的嘴唇干裂，起了白皮。

看见我手里的粥，顾先生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他“扑通”一声，就要给我跪下。

我赶紧扶住他。

“快，快给孩子喝了。”我说。

我的声音都在抖。

顾先生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满满。

满满喝得很慢，像是没什么力气。

可她那双眼睛，一直看着我。

那碗粥，她喝了一半，就不肯再喝了。

她用小手指着剩下的半碗，又指了指她爹。

意思是，让爹也喝。

顾先生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

他端起碗，一口气把剩下的粥喝了个精光。

连碗边上沾着的米粒，都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

那一刻，我扭过头，不敢再看。

我怕我的眼泪也掉下来。

从牛棚出来，外面的雪更大了。

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可我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那碗白米粥，好像也暖着我。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春去冬来。

满满的小辫子，长长了一点，也粗了一点。

她的脸上，也渐渐有了一点肉。

虽然还是比同龄的孩子瘦小，但那双眼睛，越来越亮了。

她开始跟我说话了。

第一次，她怯生生地叫我，“婶婶。”

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她是在叫我。

我“哎”了一声，眼圈一下子就热了。

后来，她会跟我说一些她爹教她的东西。

她说，天上的星星，不是随便挂在那里的。

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叫北斗星，叫猎户座。

她说，地上的小草，也不是随便长出来的。

它们也有名字，叫蒲公英，叫车前草。

她说，她爹告诉她，越是难的时候，越要像这些小草一样，把根扎得深一些，再深一些。

只要根还在，春天总会来的。

我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听不懂那些什么“座”啊，“草”的。

但我听懂了最后一句话。

只要根还在，春天总会来的。

是啊，谁心里不盼着个春天呢？

可是，满满的春天还没来，风暴却先来了。

那天，公社开批斗大会。

批斗的，就是顾先生。

罪名是，他偷偷写反动日记。

有人从他的牛棚里，搜出了一个破旧的笔记本。

上面写的，都是满满看不懂的那些弯弯绕绕的符号。

顾先生说，那是外文，是他给女儿写的童话故事。

没人信。

王主任拿着那本笔记，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吼。

“大家看看！这就是他颠覆我们伟大事业的铁证！”

顾先生被两个人反剪着胳膊，压在台上，头被按得低低的。

满满就站在台下，人群的最外面。

她小小的个子，被大人们挡得严严实实。

可我看见了她。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就那么站着，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小小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没有了平时的安静，而是燃着两簇火。

是愤怒的火，是仇恨的火。

我看得心惊肉跳。

这么小的孩子，眼睛里怎么能有这样的东西？

批斗会结束后，顾先生被关了起来。

满满，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社员们躲她躲得更远了。

连小孩子们，也不再朝她扔石子了。

他们学会了更伤人的方式——无视。

他们从她身边跑过，笑啊，闹啊，就像她是一团空气。

满满一个人，守着那个四面漏风的牛棚。

我偷偷给她送饭。

她不吃。

她就坐在牛棚门口，看着关她爹的方向，一看就是一天。

我把饭放在她旁边，劝她，“满满，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啊。”

她不理我，像一尊小小的石像。

我没办法，只能把饭放下，自己离开。

第二天我再去看，饭菜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冻硬了。

我心疼得不行。

这孩子，是想用自己的命，去跟这个世界赌气啊。

那天晚上，我又给她送去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上面还卧着一个我偷偷煮的荷包蛋。

我把碗塞到她手里。

“满满，听婶婶的话，吃下去。”

“你要是饿坏了，等你爹出来了，谁来照顾他？”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就是这句话，好像戳中了她心里的某个地方。

她看了看手里的碗，又看了看我。

眼泪，毫无预兆地，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

就是那么无声地流泪，一滴一滴，砸在面条汤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她一边哭，一边大口大口地吃面。

吃得又快又急，好像要把这些天所有的委屈和恐惧，都一起吞进肚子里。

那一晚，她吃光了整整一碗面。

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从那以后，她又开始吃饭了。

只是，话变得更少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我送，她接。

然后，她看着我。

只是那眼神里，多了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像是感激，又像是……一种沉重的承诺。

半个月后，顾先生被放了出来。

人瘦得脱了形，走路都打晃。

听说，在里面没少挨打。

出来没多久，他们就接到通知，要被遣送回原籍了。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

天灰蒙蒙的，像是要塌下来一样。

公社派了辆牛车送他们去镇上的火车站。

没什么行李，就是一个破旧的木箱子，和几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

我去送他们了。

我揣着一大包刚出锅的玉米饼子，热乎乎的，揣在怀里。

我追上牛车，把饼子塞给满满。

“路上吃。”我说。

满满没接，她看着她爹。

顾先生从牛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朝我，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次，我没有躲。

我受了他这个礼。

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满满从她爹身后走出来，走到我面前。

她抬起头，看着我。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小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是一个用红线穿着的，小小的木头哨子。

哨子已经被摩挲得很光滑了，看得出是贴身戴了很久的。

“婶婶，”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这个给你。”

“我爹刻的。他说，吹响它，好运就会来。”

我握着那个小小的哨子，感觉手心都在发烫。

“你留着，”我说，“你比我更需要好运。”

她摇摇头，很固执地把我的手合上。

“我已经有了。”她说。

“你就是我的好运。”

说完，她转身，爬上了牛车，再也没有回头。

牛车吱吱呀呀地走了。

越走越远，最后变成黄土路尽头的一个小黑点。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小木哨。

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尘土，迷了我的眼。

我好像听见，风里有哨子的声音。

呜呜的，像是在哭。

那一年，是1972年。

满满走了。

带着她爹，带着那个破旧的木箱子，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我还是那个烧火做饭的炊事员。

每天对着灶膛里的火，对着那口永远也填不满的大铁锅。

风箱还在呼啦呼-啦地响，像那个得了痨病的老头。

只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每天下工，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我都会下意识地朝那块大石头看一眼。

石头还在那里。

可石头上，再也没有那个瘦小的人影了。

我怀里，也再没有藏着掖着的窝头和饼子了。

空落落的。

心里，也空落落的。

有时候，我会拿出那个小木哨。

放在嘴边，却不敢吹响。

我怕一吹，就把那些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念想，又给吹出来了。

后来，日子慢慢变了。

变得越来越快，快得让人有点跟不上。

先是土地下了户，公社大食堂解散了。

我没了活计，就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

卖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

再后来，村里通了公路，盖起了二层小楼。

以前那些印着红五星和牡丹花的搪瓷碗，都不知道被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白得发亮的瓷碗。

碗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好。

白面馒头，大米饭，逢年过节，还能见着肉。

孩子们，一个个都养得白白胖胖，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

再也没有人像满满那样，瘦得像根豆芽菜了。

我老了。

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脸上爬满了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我的小卖部，也变成了村里的小超市。

是我儿子在打理。

他说我该享福了。

可我闲不住。

每天还是习惯坐在店门口，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和车。

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想起满满。

我想，她现在该多大了？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嫁人？

有没有生孩子？

她的孩子，会不会也有一双像她一样，黑亮黑亮的眼睛？

这些念头，就像水底的泡泡，咕嘟咕嘟地，时不时就冒出来一个。

可冒出来，又散掉了。

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呢？

那个叫顾先生的读书人，那个叫满满的小姑娘，连同那个四面漏风的牛棚，那碗救命的白米粥，那个呜呜作响的小木哨，都成了被时光尘封的往事。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那天。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舒服得让人想打瞌睡。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是顶顶稀罕的东西。

那车，黑得发亮，像城里女人擦的皮鞋。

它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的小超市门口。

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指指点点的。

车门开了。

先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他恭恭敬敬地拉开后座的车门。

然后，我看见一只高跟鞋。

红色的，鞋跟又细又高，踩在黄土地上，有点不搭调。

接着，一个女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风衣，头发盘在脑后，化着淡妆。

很漂亮，也很有气质。

是那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城里人的样子。

她站在那里，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她朝我走了过来。

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一步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这个城里来的漂亮女人找我干什么。

她在我面前站定。

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的眼睛，很亮。

亮得有点熟悉。

“婶婶。”她开口了。

声音，比记忆里清亮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

可那两个字，像一道闪电，一下子劈开了我尘封了十五年的记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手里的蒲扇，掉在了地上。

我看着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她。

是满满。

虽然模样大变，可那双眼睛，那双像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一样的眼睛，一点都没变。

我还是能从里面，看见当年那个穿着蓝布小褂子，扎着细细辫子的小姑娘。

“满满？”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我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

她笑了。

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

她点点头，“嗯，婶婶，是我。”

“我回来了。”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哗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十五年了。

整整十五年了。

我以为我早就忘了。

可当她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什么都没忘。

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味道，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那个揣在怀里滚烫的烤红薯。

那碗冒着热气的白米粥。

那个四面漏风的牛棚。

还有那个阴沉沉的，离别的日子。

满满也哭了。

她走上前，轻轻地抱住我。

她的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儿，淡淡的，像某种花香。

她的拥抱，很温暖。

“婶婶，不哭。”她在我耳边说，“我回来看你了。”

村里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开着小轿车，像仙女一样的女人，就是当年那个谁见了都躲的“小坏分子”。

我拉着满满的手，把她请进屋里。

她的手，很暖，很软。

再也不是当年那块冰凉的小石头了。

我们坐下来，说了很多话。

她说，他们回去之后，没过几年，她爹就平反了。

回到了原来的大学，继续当先生。

她说，她爹总跟她说，这辈子，他最感激两个人。

一个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国家。

一个，就是我，那个在最冷的冬天，给了他们一碗热粥的婶婶。

她说，她爹身体不好，前两年过世了。

临走前，还一直念叨着我。

他说，一定要找到我，当面跟我说一声谢谢。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那个斯斯文文的顾先生，那个见了我就深深鞠躬的读书人。

他走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叫什么。

满满说，她一直没忘。

她发奋读书，从村里的小学，考到县里的中学，再到省城的大学。

大学里，她学的，是建筑设计。

“为什么学这个？”我问。

她笑了笑，说：“因为我这辈子，住过最冷的房子，也感受过最暖的人心。”

“我想，亲手设计出最温暖的房子，给那些需要温暖的人住。”

她说，她现在在一家很大的设计院工作。

这次回来，是公司派她来我们县，考察一个度假村的项目。

她特意绕道，回村里来看看。

她说，村子变化真大，她差点就认不出来了。

她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才找到我。

“还好，您还在这里。”她说。

她的眼睛里，闪着光。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从中午，一直聊到太阳偏西。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临走的时候，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要塞给我。

我没要。

我推了回去。

“满满，婶婶当年帮你，不是图你报答。”

“看见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婶婶比收什么都高兴。”

她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她没再坚持。

她从包里，又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很精致的丝绒盒子。

她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的，是一个晶莹剔剔透的，水晶做的小哨子。

跟当年她送我的那个木头哨子，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朴素，一个华美。

“婶婶，”她说，“当年的那个，是我爹给我刻的，是我的念想。”

“这个，是我找人定做的，是我的心意。”

“我爹说，吹响它，好运就会来。”

“现在，我把这份好运，送给您。”

我看着那个水晶哨子，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七彩的光。

我的手，有点抖。

我接了过来。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我知道，我拒绝不了的。

这不是钱，这是情。

是跨越了十五年，沉甸甸的情。

满满走了。

还是那辆黑得发亮的轿车。

车子开得很慢，好像舍不得离开。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直到车子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水晶哨子。

冰冰凉凉的，握在手里，却觉得有一股暖流，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

我把它放在嘴边，轻轻地，吹了一下。

没有声音。

我知道，它不是用来吹响的。

它是用来，温暖人心的。

那之后，满满又来过几次。

每次来，都给我带很多城里的稀罕玩意儿。

吃的，穿的，用的。

她像我的亲闺女一样。

陪我说话，给我捶背。

她说，她设计的那个度假村，就在我们县的山里。

她说，等建好了，第一个就请我去住。

她还拿了很多图纸给我看。

那些图纸，画得跟画儿一样，花花绿绿的，我看不懂。

但我看见了，那些房子，都有大大的窗户。

满满说，她喜欢阳光。

她要让阳光，照进每一个房间。

我看着她神采飞扬的样子，打心眼儿里为她高兴。

当年那根风一吹就要倒的豆芽菜，真的长成了一棵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的大树了。

有一天，她又来了。

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带来了一个设计团队。

还带来了县里的领导。

阵仗很大。

我以为，是度假村的项目有什么大进展了。

没想到，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婶婶，我要给你盖一座新房子。”

我愣住了。

“盖什么新房子？我这房子住得好好的。”

“不好，”她说，很认真地看着我，“这房子太旧了，也太暗了。”

“我要给您盖一座，全村最亮堂，最暖和的房子。”

她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她说，图纸她早就设计好了。

就是按照她心里，最温暖的家的样子设计的。

她说，这是她送给我，也送给她自己的一个礼物。

是为了，弥补当年那个冬天的寒冷。

也是为了，感谢当年那碗粥的温暖。

很快，我的老房子被推倒了。

在原来的地基上，一栋漂亮的小楼，像变魔术一样，一天天长高。

满满几乎每个周末都回来。

她亲自监工，比对自己家还上心。

村里人都羡慕我。

说我这是积了八辈子的德，才遇到这么一个贵人。

我说，这不是贵人。

这是我的闺女。

房子盖好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

两层的小楼，白墙红瓦，在阳光下，特别耀眼。

院子里，满满亲手种上了花草。

她说，等春天来了，这里会开满五颜六色的花。

屋子里，所有的家具，家电，都是她一手置办的。

崭新的，漂亮的。

最让我喜欢的，是那个大大的落地窗。

阳光可以毫无阻碍地洒进来，把整个屋子都照得亮堂堂的。

站在窗前，暖洋洋的。

心里，也暖洋洋的。

满满拉着我，在屋子里一间一间地看。

最后，她带我到了我的卧室。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

相框里，没有照片。

而是镶嵌着一个东西。

是那个，我珍藏了十几年的，小小的木头哨子。

满满把它，用这么郑重的方式，摆在了这里。

“婶婶，”她说，“这个家，才是它真正的归宿。”

“它守护了我整个童年，现在，让它来守护您。”

我看着那个小小的木头哨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阴沉的下午。

那个瘦弱的小姑娘，把这个带着她体温的哨子，塞到我手里的样子。

她说，你就是我的好运。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

遇见她，也是我的好运。

是她，让我相信。

人心，不是石头。

你用真心去暖它，它总有一天，会用更烫的温度，来回应你。

那年冬天，我送出去的，只是一碗粥，几个窝头。

可我收回来的，却是一个春天。

一个，繁花似锦，阳光灿烂的春天。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我又回到了那个四面漏风的牛棚。

顾先生和满满，坐在干草上。

他们面前，没有那碗白米粥。

而是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

有鱼，有肉，有白米饭。

他们吃得很香，脸上都带着笑。

顾先生朝我举起酒杯，斯斯文文地说：“谢谢你。”

满满朝我跑过来，扑进我怀里，甜甜地叫了一声：“婶婶。”

我抱着她，感觉那么真实，那么温暖。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透过那面大大的落地窗，洒满了整个房间。

我侧过头，看见床头柜上的那个小木哨。

它静静地躺在相框里，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

我知道，这不是梦。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的春天，真的来了。

来源：小王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