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的席地跪坐，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垂足倚椅的闲适姿态，中国古代坐姿的演变，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民族文化交融、社会礼仪重构的缩影。唐代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既延续了先秦以来“跪坐为礼”的传统，又因胡风东渐、坐具革新，让垂足而坐逐

席地与垂足之间：唐代坐姿演变中的文化交融与礼仪重构

於恢

从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的席地跪坐，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垂足倚椅的闲适姿态，中国古代坐姿的演变，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民族文化交融、社会礼仪重构的缩影。唐代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既延续了先秦以来“跪坐为礼”的传统，又因胡风东渐、坐具革新，让垂足而坐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形成“庄重场合尚跪坐，休闲场景重垂足”的独特格局。这种“双轨并行”的坐姿文化，既留存着汉文化的礼仪基因，也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成为唐代开放包容气象的生动注脚。

一、溯源：从“席地跪坐”到“胡风入席”，唐代之前的坐姿变革

要理解唐代坐姿的特殊性，需先回溯其历史脉络。在先秦至两汉的漫长岁月里，“席地而坐”是中原地区唯一的正统坐姿，而“跪坐”（又称“正坐”）则是这种坐姿体系中的核心礼仪形态。所谓“跪坐”，即双膝跪地，臀部置于脚跟之上，腰背挺直，双手自然放于膝前——这种坐姿不仅符合“礼”的规范，更与当时的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古人起居皆在铺于地面的“席”上，饮食用低矮的“案”，书写用“几”，低矮的生活器具与跪坐姿态形成完美适配。《论语·先进》中“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对话场景，正是孔子与弟子们围坐于席上，以跪坐姿态论道的生动写照。

此时的跪坐，早已超越“坐姿”本身，成为区分身份、彰显礼仪的符号。《礼记·曲礼上》明确规定：“坐毋箕，立毋跛，卧毋伏，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其中“坐毋箕”即禁止“箕踞”（双腿张开如箕状的坐姿），因这种姿态放松随意，被视为对他人的不尊重，仅可在独处时使用。在朝堂之上，臣子面见君主需“正坐”；宴饮场合，晚辈对长辈需“长跪”（臀部离开脚跟，身体挺直）以示恭敬；即便是日常起居，家人相处也需遵循“坐有坐相”的礼仪——跪坐在此刻，是中原礼乐文明的具象化表达。

这种单一的坐姿格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彻底打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其携带的“胡式坐具”与“垂足坐姿”开始冲击中原传统。少数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居帐篷，日常坐姿多为“垂足而坐”（双脚自然垂落于地面），使用的坐具也以方便携带、高度适中的“胡床”（即后世的马扎）、“绳床”（早期椅子）为主。《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见早在东汉末年，胡式坐具已传入中原上层社会，但真正大规模普及，始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尤其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北魏、东魏、西魏）中，垂足而坐逐渐成为主流。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无需恪守中原“礼”的束缚，更倾向于选择舒适便捷的坐姿；另一方面，胡床、绳床等坐具便于在战乱中携带，适应了当时政权更迭频繁、人口迁徙频繁的社会现状。相比之下，南方汉人政权（如东晋、宋、齐、梁、陈）因远离胡族统治，仍坚守“席地跪坐”的传统——这种“北垂足，南跪坐”的地域差异，为唐代坐姿文化的“交融”埋下了伏笔。

二、盛唐气象：跪坐为“礼”，垂足为“俗”的双轨格局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南北，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国家大一统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繁荣，更是南北文化、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在坐姿文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唐代既未彻底抛弃中原传统的跪坐礼仪，也未拒绝胡式垂足坐姿的便捷舒适，而是形成了“分场景使用”的灵活体系。

（一）庄重场合：跪坐仍是“礼仪标配”

在唐代，“礼”依然是社会秩序的核心，而跪坐作为传统礼仪的载体，在朝堂、祭祀、外交、家庭等庄重场合中，仍是不可替代的“标准坐姿”。这种礼仪规范，既体现在官方典籍中，也留存于诗文、壁画等史料里。

从官方礼仪来看，《唐六典》《通典》等典籍对不同场合的坐姿有明确规定：皇帝在朝堂接受百官朝贺时，需“坐于龙椅”（此时皇帝坐姿为垂足，但百官需“正坐”于席上或矮榻上）；百官面见皇帝时，需“趋步至殿中，正坐奏事”，若有奏请，需“长跪”以示恭敬；祭祀天地、祖先时，官员与礼官需“跪坐”于祭台前，遵循“祭礼”的严格流程。即便是外交场合，唐代对周边政权（如日本、新罗、吐蕃）的使者，也要求其遵循中原礼仪——日本遣唐使在长安面见唐高宗时，便需以跪坐姿态行礼，这种礼仪规范后来被日本完整吸收，成为其传统“正坐”文化的源头。

从诗文记载来看，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跪坐的礼仪场景。李白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写道：“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这里的“跪进”，是荀媪作为主人，以恭敬的姿态向李白奉上食物——在唐代，晚辈对长辈、主人对贵客，以跪坐姿态递接物品，是基本的礼仪素养。杜甫在《羌村三首·其三》中则有“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的描述：“长跪”即臀部离开脚跟，身体挺直，这种姿态比普通跪坐更显郑重，体现出主人对乱世局势的忧虑，以及对客人的尊重。此外，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宴饮场景，若为正式送别宴，宾客间大概率以跪坐姿态举杯，而非随意垂足而坐。

这些诗文细节表明，在唐代人的认知中，跪坐仍是“礼”的象征——它代表着恭敬、庄重、得体，适用于一切需要展现礼仪的场合。即便是在胡风盛行的长安、洛阳，官方与民间对“跪坐为礼”的认知也从未动摇。

（二）休闲场景：垂足而坐成“生活常态”

与庄重场合的“跪坐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唐代的日常休闲场景中，垂足而坐已成为主流，胡式坐具也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这种变化的核心驱动力，是“舒适需求”对“礼仪规范”的突破——当人们无需恪守礼仪时，更倾向于选择能放松身体的坐姿与坐具。

从坐具革新来看，唐代的坐具已从魏晋时期的“胡床”“绳床”，发展出“椅子”“方凳”“圆凳”“榻”等多种形态，且高度逐渐升高，更适配垂足坐姿。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中已有“金椅”“玉凳”，供皇帝在休闲时使用；民间则流行“竹椅”“木凳”，价格低廉，便于制作。1955年，陕西西安发掘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彩绘木椅”，椅面呈长方形，有四条直腿，椅背上有简单的雕花——这件实物证明，唐代的椅子已具备现代椅子的基本形态，且已进入普通官员家庭。

从生活场景来看，垂足而坐的普及体现在“饮食”“娱乐”“起居”等方方面面。在饮食场景中，唐代已出现“高桌”（即高度与现代餐桌相近的桌子），人们围坐于高桌旁，垂足而坐，用筷子夹取食物——这种场景与现代聚餐方式几乎一致。敦煌莫高窟第473窟的唐代壁画《宴饮图》中，便描绘了一群人围坐于高桌旁，垂足而坐，举杯饮酒的场景，桌上还摆放着碗、盘、酒杯等器具，坐具则为带靠背的椅子。在娱乐场景中，唐代人喜欢“弈棋”“弹琴”“赏画”，这些活动多在室内进行，人们常垂足坐于椅子或榻上，既方便操作，又能放松身体。如王维在《竹里馆》中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里的“独坐”，大概率是垂足坐于竹椅上，而非跪坐于席上——若为跪坐，长时间保持腰背挺直，很难做到“长啸”般的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榻”也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的“榻”是低矮的卧具，需跪坐其上；而唐代的“榻”分为“坐榻”与“卧榻”，“坐榻”高度升高，人们可垂足坐于榻沿，或盘腿坐于榻上（即“盘坐”）。李白在《长干行》中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里的“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卧具，而是唐代的“坐榻”，孩子们围绕坐榻玩耍，可见坐榻已成为家庭中的日常家具，且高度适合孩童攀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垂足而坐已深入唐代人的日常生活。

此外，唐代的“垂足而坐”还呈现出“阶层无差别”的特点：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工匠，在休闲时都偏爱垂足坐姿。唐玄宗在宫中设“梨园”，教宫人演奏乐曲，宫人们多垂足坐于椅子上练习；长安街头的“酒肆”中，客人可垂足坐于凳上，饮酒聊天；甚至田间劳作的农民，休息时也会坐在田埂上，垂足于地面，而非刻意跪坐——这种“不分阶层的舒适选择”，正是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体现。

三、文化镜像：从日本“正坐”看唐代跪坐的传承与影响

判断唐代是否以跪坐为主，除了依赖中原地区的史料，还可通过“文化传承者”的镜像——日本的“正坐”文化来佐证。日本在唐代多次派遣“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原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其中便包括坐姿与礼仪。如今日本传统的“正坐”（即双膝跪地，臀部置于脚跟之上），与唐代的“跪坐”几乎完全一致，这种文化传承绝非偶然，而是唐代跪坐文化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一）日本“正坐”的源头：唐代礼仪的完整移植

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其中有13次成功抵达长安。这些遣唐使不仅带回了唐代的典章制度、诗文典籍，还将唐代的生活习惯（包括坐姿、服饰、饮食）完整移植到日本。据日本《养老令》（公元718年颁布，以唐代《永徽令》为蓝本）记载，日本宫廷礼仪中明确规定：“凡朝会、祭祀，君臣皆正坐。”这里的“正坐”，便是从唐代引入的“跪坐”，且使用场景与唐代完全一致——仅在庄重场合使用。

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的《源氏物语》中，多次描写贵族“正坐”的场景：如光源氏面见天皇时，需“正坐于殿上，奏报事务”；贵族女子接待客人时，需“正坐于帘后，以袖遮面”——这些细节与唐代诗文、壁画中的跪坐场景高度吻合，证明日本的“正坐”并非自主发明，而是对唐代跪坐礼仪的直接模仿。

（二）为何日本保留了跪坐，而唐代却走向垂足？

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何唐代之后，中原地区逐渐抛弃了跪坐，而日本却将其完整保留至今？核心原因在于“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

对中原地区而言，唐代之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朝代，社会生活方式持续变革：宋代的“高桌高椅”已完全普及，人们的坐姿彻底转变为垂足而坐，跪坐仅在祭祀、婚礼等特殊场合保留；元代因蒙古族入主，更推崇游牧民族的“垂足坐”与“圈椅”；明清时期，椅子成为唯一的主流坐具，跪坐仅作为“跪拜礼”的一部分存在（如臣子对皇帝的“三跪九叩”），而非日常坐姿。这种持续的社会变革，让跪坐逐渐退出了中原人的日常生活。

而日本在平安时代之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尤其是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社会生活方式相对稳定，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冲击。此外，日本的传统建筑（如“和室”）仍保留着“席地而居”的特点，室内铺设“榻榻米”（类似唐代的“席”），低矮的生活场景与跪坐姿态仍能适配——这种“生活场景与坐姿的匹配”，让日本的“正坐”文化得以延续至今。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正坐”恰是唐代跪坐文化的“活化石”。若唐代真以垂足而坐为主，那么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理应是垂足坐姿而非跪坐；若唐代的跪坐仅为“小众礼仪”，也不可能在日本形成全民认可的“正坐”文化。日本对跪坐的完整保留，反证了唐代“跪坐为礼”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种坐姿，更是一种需要被传承的文化符号。

四、结语：唐代坐姿演变中的“文化包容性”

唐代的坐姿文化，既非“完全跪坐”，也非“完全垂足”，而是“礼”与“俗”的平衡、“传统”与“革新”的融合。在庄重场合，跪坐承载着中原礼乐文明的基因，是“礼”的具象化表达；在休闲场景，垂足而坐满足了人们对舒适的需求，是“俗”的自然选择。这种“双轨并行”的格局，既避免了“因循守旧”的僵化，也防止了“全盘西化”（此处为“全盘胡化”）的浅薄，体现了唐代文化“兼容并蓄”的核心特质。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唐代坐姿的演变，是中国古代“生活方式变革”与“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跪坐的坚守，代表着汉文化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垂足的普及，代表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纳。这种“认同”与“接纳”的并存，让唐代不仅成为政治、经济的盛世，更成为文化的盛世——它证明，真正强大的文化，从不畏惧外来冲击，而是能在冲击中吸收养分，在融合中实现新生。

如今，我们再回望唐代的坐姿文化，看到的不仅是“跪坐”与“垂足”的差异，更是一个时代开放、包容、自信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穿越千年，仍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坚守自身的核心价值，也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化，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体系。

来源：书窗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