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笔者近期查阅史料还有跟大家的讨论，对这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从太平天国安庆之战中找到了一些新的角落，开始读我也感觉大过错就在李秀成，然而非也。

最近笔者近期查阅史料还有跟大家的讨论，对这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从太平天国安庆之战中找到了一些新的角落，开始读我也感觉大过错就在李秀成，然而非也。

长期以来，史学界谈及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的失败，也是多将核心责任归咎于忠王李秀成“消极避战、漠视全局”，甚至引用曾国藩忠逆不前，的奏折作为铁证。

但翻阅《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及湘军将领的书信奏折后会发现，这种“一股脑都抛给李秀成”的叙事既简化了历史复杂性，也忽略了战役背后湘军的战略布局、太平军的统筹失灵与权力结构困境。

安庆保卫战的溃败，是湘军“铁三角”战略闭环、太平军“派系利益凌驾全局”、天京没有指挥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秀成有其现实考量，陈玉成亦非全忠全勇，将失败单一归因于某一人，实则偏离了历史真相。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夏，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攻克苏州、常州等苏南富庶之地，一时间粮饷充盈，士气大振，看似迎来军事生涯的“最后巅峰”。

但此时西线的安庆，已被湘军锁定为“灭天国之关键”曾国藩在《复陈统筹全局折》中直言：“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

这句话不仅是曾国藩的战略判断，更成为湘军上下的行动纲领；而太平军决策层却在胜利的迷雾中陷入分歧，派系间的地盘争夺与战略博弈，为后续溃败埋下伏笔。

湘军的安庆战略，经曾国藩与胡林翼反复磋商，最终形成“江北攻坚、湖北策应、皖南牵制”的三大集团，每一部都紧扣“围死安庆、消耗太平军主力”的核心目标，且通过高频书信保持协同，形成严密的战略闭环。

由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统领，兵力约1.3万人，均为湘军精锐。曾国荃抵达安庆城外后，并未急于攻城，而是创造性地开挖“内外双重壕沟”：内壕深一丈五尺、宽二丈，内侧筑土墙，专门阻截城内守军突围；外壕规格略小，外侧设鹿角、竹签，用于抵御太平军援军。

这种“以守为攻”的战术，精准击中太平军“援军多、守城弱”的特点，只要围住安庆，太平军必然会派主力来救，湘军便可在壕沟外以逸待劳。

同时，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率领的湘军水师沿长江布防，封锁安庆上下游的水上通道，彻底切断城内粮饷与外援，将安庆变成“孤岛”。

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得意地说：“濠沟既成，贼若来援，必死于我炮之下；贼若不援，安庆必困死城中”。

由胡林翼坐镇太湖老营指挥，兵力约1万人，包括成大吉、金国琛等悍将。

这支力量承担两大职责：一是守护湘军的“粮饷基地”武昌，当时湘军70%的粮米、军饷来自湖北，武昌若失，围攻安庆的湘军将不战自溃。

二是作为“机动预备队”，一旦太平军援军主力来攻，便迅速驰援曾国荃，或从侧面袭扰太平军后路。

后来陈玉成率援军攻安庆时，胡林翼果然调金国琛部从侧面夹击，让太平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由曾国藩亲率，驻守祁门，兵力约8000人，主力为张运兰的“老湘营”与鲍超的“霆军”。这支力量表面响应清廷“援浙”诏令，实则承担“牵制苏南太平军”的核心任务。祁门卡在苏南与安庆之间，东可阻太平军从浙江入皖，南可防江西太平军北上，恰好能牵制李秀成、李世贤的江南主力。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坦言：“祁门虽险，然扼江浙入皖之冲，秀成若援安庆，必过此地，我军可牵其后腿”。

这三大集团虽分散三地，却通过书信保持每日沟通，曾国藩与胡林翼几乎每日互寄书信分析态势，曾国荃每三日汇报围城情况，形成“信息共享、协同作战”的体系，远非太平军“各自为战”可比。

杨秀清死后再无统筹决策，天京指挥混乱，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内部关于“下一步战略”的分歧，本质是“派系利益”与“天国全局”的冲突，而洪秀全的权力失衡，让这种分歧无法调和。

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的东征之争，更暴露了诸王“抢占地盘”的深层诉求，可以理解手下都有兵，吃喝都需要资源，天京方面又不会辖制，各自为战，各自为政。

与陈玉成掌控皖北大片区域不同，李秀成在皖南的势力范围实则有限，桐城是其核心地盘，早在咸丰七年枞阳会议后，李秀成便率军驻守桐城，与陈玉成协作巩固皖北边防，这里既是他起家的根基，也是拱卫安庆的北门户 。

后来就安庆一定是没有陈玉成积极，但你要想每个人的责任是不同的。

1860年5月，二破江南大营后，陈玉成与李秀成奉命督师东进，仅用五十天便攻占苏南大部州县，新建苏福省。

但东征过程中，两人已显露地盘争夺的苗头：李秀成主攻苏州、无锡等核心富庶区域，意图将苏南打造成自己的根据地；陈玉成则率军抢占常州、丹阳，并派部将黄文金攻打江阴，试图在苏南东部拓展势力范围。

据《太平天国史》考证，当时陈玉成在常州召集部将会议，明确提出“苏常乃膏腴之地，得之可固皖北后路”，其将苏南视为“补充皖北根据地”的意图十分明显。

李秀成对此极为警惕，暗中派陈坤书驻守吴江、嘉兴，形成对陈玉成部的牵制。

这种地盘争夺并非个例。天京事变后，诸王多以“保住自己的根据地”为首要目标，全局意识早已淡薄。

但李秀成对安庆的安危并非视而不见，作为桐城守将，他深知安庆与桐城“唇亡齿寒”的关系，安庆若失，桐城必然难保。

因此，在安庆被围初期，他便派出自己的女婿黄金爱及桐城守将率军驰援 。

黄金爱虽属李秀成系统，不归陈玉成直接调遣，但在洪秀全“调拨旌旗归玉胞”的诏旨下，仍率部前往安庆城北集贤关助战，后来在陈玉成撤退时还承担了断后重任，与湘军多隆阿部激战，最终折损千余人后才突围逃回桐城 。

东征期间，陈玉成曾计划率军南下嘉兴，进一步扩大在苏南的影响力，却因李秀成部的暗中阻挠未能成行，双方险些爆发冲突。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记载，当时李秀成致信洪秀全抱怨：“英王欲争嘉兴，若遂其愿，苏福省将无宁日”，而陈玉成则反诉“秀成专擅苏南，不容他人染指”。

最终，洪秀全采纳洪仁玕的“折中方案”：先让李秀成、李世贤巩固苏浙，陈玉成回防皖北，待苏浙稳定后再合力西征。

这一决策看似“兼顾全局”，实则错失了救援安庆的最佳窗口期，当太平军在苏南迁延至十月时，曾国荃的壕沟已挖到安庆城墙脚下，城内守军每日只能以草根、树皮为食。

然查询史料更关键的是，陈玉成在东征后对救皖的积极性并未显著提升，直到八月枞阳失守（安庆通往皖北的粮道被切断），他才真正意识到安庆危急，转而全力筹备救援，而这正是其“先顾地盘、后救全局”心态的直接体现。

李秀成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他并非“反对救皖”，而是“不愿以牺牲苏浙为代价救皖”。

李秀成在《自述》中坦言：“苏浙新定，民心未附，且粮饷全靠此地供给，若抽重兵西援，李鸿章淮军与常胜军必来攻”。

这种考量并非全无道理，当时太平天国的粮饷有七成来自苏浙，但他将“保苏浙”与“救安庆”完全对立，忽视了“西征武昌、围魏救赵”的可能性，为后续战略失误埋下隐患。

咸丰十年八月，洪秀全正式颁布西征诏令，核心战略是“陈玉成率北路军从皖北西进，李秀成率南路军从皖南入赣，次年三月会师武昌，逼迫湘军回援”。

这一战略清晰：武昌是湘军的粮饷基地，且兵力空虚（当时仅3000绿营防守），若太平军攻克武昌，围攻安庆的湘军必然分兵回救。

从理论上看，这是破解湘军“围点打援”的最佳方案，胡林翼在得知太平军西征后，急得呕血不止，甚至下令调李续宜部回援武昌。

但太平军两大主力的行动偏差，让“围魏救赵”沦为泡影，陈玉成不知李秀成在干啥，李秀成也不知道陈玉成在哪里。

陈玉成的北路军是西征的“主力”，初期进展完全符合预期，甚至一度逼近武昌，却因列强干涉与“等待会师”的顾虑，最终功亏一篑。

咸丰十年八月中旬，陈玉成率3万余人从桐城出发，沿皖北西进，十月联合捻军龚得树部突破六安防线。捻军与太平军此时是同盟关系，龚得树部的加入让陈玉成兵力增至4万余人。

十一月，太平军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距武昌仅百里之遥，武昌城内顿时陷入混乱：粮台总办阎敬铭因无兵可调欲上吊自尽，湖广总督官文悄悄将家眷送往荆州。

此时的陈玉成，只要挥师南下，武昌指日可下。

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突然抵达黄州，以“保护汉口通商口岸”为由进行干涉。

巴夏礼威胁道：“武昌为清朝重镇，汉口为英国通商之地，太平军若进攻武昌，必损害英国利益”。

陈玉成缺乏外交经验，对列强的“武装干涉”心存畏惧，同时又迟迟未见李秀成南路军的踪影，按照约定，李秀成应在三月会师武昌，此时已近十二月，南路军仍在江西境内。

陈玉成担心自己独自攻城后，会被回援的湘军包围，最终做出致命决策，率主力东返安庆，仅留赖文光率数千人驻守黄州。

西征攻打安庆后方的武昌，这个决策是后期洪秀全比较英明的一个战略了，可是临门一脚还是撤退了。

这一撤退彻底断送了西征的希望。胡林翼得知陈玉成东返后，立即取消调李续宜部回援武昌的命令，转而将其调往安庆外围。

“英王勇而寡谋，临机不决，既畏列强之威，又疑友军之迟，终失武昌，安庆之围遂不可解”。

李秀成对西征的态度，始终带着“保苏浙”的顾虑，但他并非“消极抗命”从入赣招兵的积极性来看，他对西征本身并非抵触，只是不愿“为救安庆牺牲苏浙”，这种矛盾心态导致行动迟缓。

咸丰十年十月，在洪秀全“如不遵诏，国法难容”的严令下，李秀成终于从苏州起兵，率5万余人西征。

但他并未直接从皖南入赣，而是绕道浙江严州与李世贤部会合，理由是“苏浙士兵多不愿远征，唯有入赣招兵，方可补充兵力”。事实证明，李秀成的“入赣招兵”成效显著：四个月内招收饥民十余万，兵力从5万扩充至20万。

但这种“招兵优先”的策略，让他延误了西进时机，直到四月才率部进入湖北，此时陈玉成早已东返，武昌清军也已做好防备。

即便如此，李秀成仍有机会改变战局。咸丰十一年四月，其前锋抵达距武昌仅80里的金牛镇，武昌守军仅有5000余人。

但李秀成此时得知两个消息：一是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激战损失惨重，二是李世贤在浙江攻克杭州，苏南将领请求回援抵御李鸿章淮军。

在“救安庆”与“保苏浙”的抉择中，李秀成最终选择了后者，以“新招之兵不愿远离家乡”为由东撤。

《李秀成致洪秀全书》中，他解释道：“苏浙乃天国财赋之地，若失之，全军无食，安庆亦难久守”。

这一解释虽有现实考量，却也暴露了他“局部利益优先”的局限。

在西征军与湘军周旋的同时，皖南祁门地区出现了足以改写战局的“天赐良机”曾国藩亲率的皖南牵制集团，兵力仅8000人，且3000人分守外围据点，祁门大营实际兵力不足5000人。

当时太平军在皖南集结了刘官芳、古隆贤、李世贤等部共十余万人，若能集中兵力猛攻祁门，生擒或击毙曾国藩，湘军必然群龙无首。但太平军的“统筹失灵”与“情报缺失”，让这一机会白白流失。

不设统帅导致各自为战，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虽多，却始终无法形成合力，根源在于洪秀全的“权力制衡”策略天京事变后，他对异姓王极度不信任，刻意不设皖南战场全权统帅，让不同派系将领分领兵权，相互牵制。

咸丰十年十月，刘官芳率2万余人突破羊栈岭，距祁门大营仅60里，曾国藩以为必死，写下第一封遗书。

此时祁门大营兵力空虚，若刘官芳趁势猛攻，祁门必破。

但与刘官芳素有矛盾的古隆贤，在休宁被湘军少量兵力击退后果断擅自撤退，不愿为刘官芳的胜利“做嫁衣”。

古隆贤的撤退导致刘官芳部陷入孤军深入，鲍超率“霆军”从侧面突袭，太平军损失惨重。

事后，洪秀全非但未追究古隆贤责任，反而对两人各赏白银千两，这种“无原则调和”彻底破坏了战场纪律。

此后，太平军在皖南更陷入“各自为战”：刘官芳守西部，古隆贤守南部，李世贤一心东进浙江，各部几乎没有配合。

咸丰十年十一月，李世贤率4万大军攻克徽州（今安徽歙县），此地距祁门仅40里，是曾国藩粮道的关键节点，徽州一失，祁门大营粮饷供应立即陷入困境，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徽州失，粮道断，军中仅存粮十日”。

此时李世贤只要率部北上，曾国藩必成瓮中之鳖。

但李世贤却在徽州停留三日，随后率军东进浙江。

究其原因，一是接到李秀成“东进杭州，扩大苏浙根据地”的密令，二是误以为祁门仅有湘军偏师驻守，不值得动用主力。

直到咸丰十一年正月，李世贤才得知“曾国藩仍在祁门且处境艰难”，但此时他已在浙江攻克金华，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仅派少量兵力进攻景德镇，最终被左宗棠楚军击退，彻底放弃进攻祁门的计划。

太平军始终未能掌握曾国藩的核心情报，根源在于天京事变后杨秀清的“啰查馆”解散，该机构负责情报工作，事变后被并入天王府卫队，专业侦察人员大量流失。

咸丰十年十二月，杨辅清部俘虏湘军粮台官员王某，却未审讯便将其处决；咸丰十一年二月，古隆贤部捕获曾国藩的求救信使，竟轻信其“曾帅已移驻安庆”的谎言，将其释放。

反观湘军，通过“乡勇探报”“俘虏审讯”等多种方式实时掌握太平军动向，这种“情报优势”让湘军总能做出正确决策。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李秀成解决不了的。

咸丰十一年四月，安庆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曾国荃的内壕已挖到城墙脚下，城内守军粮尽，守将叶芸来多次突围求救均被击退。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洪秀全从天京发来充满宗教色彩的诏旨，以“梦兆”干预军事决策，彻底打乱了太平军的反攻计划，成为压垮安庆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次西征期间，洪秀全确曾将自己的梦境转化为官方诏旨颁布，这一记载见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十五日发布的《天王打死六兽梦兆诏》，原件抄本现仍存于伦敦图书馆 。

诏旨中详细记述：洪秀全在五更梦中偕二妇人同行，遇四只黄虎阻拦，他出手打虎时虎变人形，惊醒后再求天父降梦，又见四黄虎与二乌狗倒在一处，其中一乌狗未死，他再度将其打死，共诛灭六兽。

洪秀全坚信此梦是“天父示警，预示诛灭清妖”的吉兆，急令将诏旨昭告内外众臣，宣称“四虎尽杀开，普天臣民奏凯回，天堂路通妖虎灭，一统乾坤天排来” 。

此时太平军西征正陷入僵局，洪秀全不督责诸将推进战略，反而沉迷于解读“梦兆”，甚至要求将士以梦境为“精神武器”奋勇杀敌。

安庆外围，林绍璋，洪仁玕领着新兵来援，一接战就败退，外围其他人也接应不足，根本没人统筹。

到了安庆保卫战的决战阶段，洪秀全又颁布诏旨称：“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圣旨，朕蒙天父指引，见安庆、武昌皆有复地之兆，诸将当速攻安庆，以应天意”。

这道诏旨完全无视前线实况，当时陈玉成正准备休整部队，联合洪仁玕、黄文金等部制定“集中兵力攻湘军外壕”的稳妥计划。但洪秀全的诏旨严令“速攻安庆”，且声称“克复指日可待”，陈玉成不敢违抗“天父旨意”，被迫改变计划，仓促组织反攻。

太平军将领言“天王以天意指挥战事，如孩童戏耍，我等不知如何是好”

在洪秀全的严令下，陈玉成于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率3万余人孤注一掷，进攻湘军外壕的核心据点集贤关。

但湘军已做好准备：曾国荃部署大量火炮，多隆阿率马队在侧翼埋伏，李续宜部在后方待命。太平军背负茅草冒着炮火冲锋，壕沟内尸积如山，曾国荃本人也被流弹击中左额仍坚持督战。

更致命的是，反攻暴露了赤岗岭的防御漏洞。此地由陈玉成麾下最精锐的“小左队”驻守，守将刘玱琳麾下3000人全为皖北子弟，作战勇猛。

但陈玉成将主力调往集贤关后，鲍超率“霆军”趁机猛攻，刘玱琳部全军覆没。

“小左队”的覆灭对太平军士气打击极大，陈玉成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攻。

李秀成坦言：“玱琳一死，英王军力大损，安庆不复可救”。

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已陷入“人吃人”的绝境，叶芸来多次请求突围均被陈玉成拒绝他仍寄望于“天父庇佑”，等待洪秀全承诺的“援军”。

八月二十五日，湘军引爆地道炸药，安庆城墙被炸开30余丈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叶芸来率残部巷战至死，1.6万余名守军无人身还，李秀成的入成部队也是如此。

湘军入城后展开屠城，据《安庆府志》记载：“城中尸横遍野，血流入江，三日不绝；战前十余万居民，战后仅存三万余人”。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日记中写下“惨不忍睹，目不忍视”，承认了屠城事实。

陈玉成在城外目睹城破，率残部突围至庐州，从此一蹶不振。

然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非但未反思失误，反而认为是“诸将未能应合天意”，下令将陈玉成、革职去王爵。

洪仁玕在被俘后回忆：“安庆破后，人心离散，精锐尽失，天国之势遂不可为”长江中游门户洞开，湘军从此可以顺江而下，直逼天京。

次年五月，陈玉成被叛徒苗沛霖诱捕遇害，年仅26岁。

长期以来，“李秀成消极避战导致安庆失守”的观点占据主流，但结合史料分析可知，这种“个人责任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简化了战役的复杂性。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是湘军“提前谋划”、太平军“制度溃败”、天京高层“毫无建树”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湘军角度看，其“三路合围”布局严密，“围点打援”战术精准，且情报、粮饷、协同均远胜太平军，这种“体系优势”让湘军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

从太平军角度看，天京事变后“军师负责制”被破坏，天王的“集权与猜忌”导致权力分散，诸王以“保住地盘”为首要目标，陈玉成东征时的地盘争夺、李秀成对苏浙的过度依赖，都是“派系利益凌驾全局”的体现，即便李秀成派出女婿黄金爱与桐城守将增援安庆，也难以弥补战略决策的缺失。

而天王以“六兽梦兆”这类宗教幻象干预军事决策，毫无作用，更让太平军在关键时刻错失良机。

从个人角度看，李秀成有“保苏浙”的现实考量，却在进攻武昌的机会面前退缩；陈玉成虽有救皖决心，却在黄州关键节点犹豫，且东征时同样抱有抢地盘的私心；天京方面则是“根本责任人”，其战略摇摆与宗教迷信彻底打乱了部署。

安庆保卫战的悲剧，本质是天京的“先天局限”，也可以说是天王一人：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稳定权力结构与理性决策机制。

这场战役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太平天国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必然，即便没有李秀成的“局部考量”，没有陈玉成的“临机不决”，只要其“制度溃败”的根源不解决，安庆的失守也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复杂史实中提炼规律，而非简单追究个人责任。

跳出“李秀成是否消极避战”的争论，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政权若想长久，必须有严密的战略布局、稳定的制度体系与理性的决策机制，否则即便拥有一时的军事优势，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来源：读史工程人FFSQ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