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在这绝境之中，孔子依然弦歌不绝。当颜回悄悄采集野菜，当子贡设法突围求援，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却在思考一个更深邃的问题：为何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仁义之道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公元前489年，陈蔡之间的荒原上，孔子与弟子们被困七日，粮尽援绝。子路怒气冲冲地问夫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安然答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就在这绝境之中，孔子依然弦歌不绝。当颜回悄悄采集野菜，当子贡设法突围求援，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却在思考一个更深邃的问题：为何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仁义之道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春秋时代。这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原有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各国诸侯僭越礼制，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齐国田氏代齐，晋国三家分晋，鲁国三桓专权，这些事件都在挑战着传统的宗法秩序。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孔子诞生了。《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年幼的孔子就已经对周礼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后来回忆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表明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他毕生的追求。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见证了乱世中的种种悲剧。在卫国，他目睹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招摇过市；在齐国，他看到晏婴与孔子论政时的谨慎戒备；在楚国，他遭遇了令尹子西的猜忌。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仁义。

《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子的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当时的乱象。在这个"大道既废"的时代，孔子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明他的学说建立在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提倡仁义来重建社会秩序。

秦汉之际：儒学的第一次兴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法家政策，"焚书坑儒"，儒家学说遭到沉重打击。然而，正是秦朝的暴政，为儒家在汉初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是对儒家典籍的系统性毁灭。

但是，秦朝的严刑峻法很快导致民怨沸腾。陈胜吴广起义时，鲁国的儒生们抱着孔子的礼器前往投奔。《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刘邦建立汉朝后，儒生陆贾经常在他面前称引《诗》《书》。刘邦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邦。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儒家经典开始重新流传。文帝时，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到景帝时，辕固生因为精通《诗经》被任命为博士。这些都为汉武帝时期儒学的独尊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这个建议正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开启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最终导致三国鼎立。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儒家学说再次面临挑战，但与道家思想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玄学。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东汉士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了"清议"之风。这些士人大多信奉儒家学说，以气节相尚。然而两次党锢之祸，使这些儒家知识分子遭到沉重打击。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加剧，儒家经学逐渐玄学化。何晏、王弼等人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开创了玄学先声。《晋书·王弼传》记载："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王弼注《周易》和《论语》，强调"以无为本"，将儒家伦理与道家宇宙观结合起来。他在《论语释疑》中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与此同时，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虽然崇尚老庄，但骨子里仍是儒家精神。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在《家诫》中却教导儿子要遵守儒家伦理，这种矛盾正反映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困境。

尽管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但儒家礼法仍然是社会的基础。《晋书·礼志》记载，即使在战乱频仍的时期，朝廷仍然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北魏孝文帝改革，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采纳儒家礼制。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儒家学说依然保持影响力。《北史·儒林传》记载，北朝"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在南朝，梁武帝虽然崇佛，但同时也重视儒学，设立五经馆。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最终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在这个"大道废弛"的时代，儒家学说以理学的形式再次焕发生机。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这种惨状促使有识之士反思，儒家知识分子开始探索重建社会秩序的新途径。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强调儒家道统，排斥佛老，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北宋时期，理学正式形成。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观。程颢、程颐兄弟提出"天理"概念，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些思想都是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对儒家学说的新发展。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儒家知识分子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南宋初年，理学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发展。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建立完整的理学体系。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理学的发展与南宋偏安的局面密切相关。面对北方的军事威胁，儒家知识分子更加注重内在修养和气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这种浩然正气，正是儒家精神在乱世中的体现。

元朝统一后，理学北传。《元史·儒学传》记载，赵复被俘到北方后，在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尽管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儒家学说仍然在逆境中传播发展。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最终被清朝取代。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儒家学说再次转型，形成了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

《明史·流贼传》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明朝的灭亡对儒家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痛定思痛，开始反思理学空谈误国的弊端。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反对空谈性理。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批判君主专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说法。这些思想都是在明清易代的巨大变革中形成的。

清朝建立后，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推崇理学。《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皇帝"夙好程朱，深谈性理"。但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经世精神并未泯灭。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表面上看是远离现实，但实际上蕴含着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理学"以理杀人"，强调"欲者性之事也"，这些思想都具有启蒙意义。

每一次儒家学说的兴盛，都发生在大乱之后。春秋战国之乱催生了原始儒学，秦末乱世促成了汉初儒学的复兴，魏晋动荡造就了玄学，唐宋变革孕育了理学，明清易代推动了实学。

这个现象正好验证了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深刻洞察。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道德规范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特别强调。只有当社会秩序崩溃、道德沦丧时，仁义的价值才显得格外珍贵。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不断焕发生机，正是因为它始终关注人伦日用，致力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或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核心都是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黑暗中点亮明灯。

这也许就是儒家学说的永恒价值——它不仅是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更是乱世中的精神支柱。每当"大道"废弛之时，正是"仁义"价值彰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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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科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