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是中国中古时期北方极具影响力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与北宋、西夏并立近200年,灭亡后西迁建立的西辽(1124—1218年)更曾统治中亚,深刻重塑了东亚、中亚的民族格局。
契丹是中国中古时期北方极具影响力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与北宋、西夏并立近200年,灭亡后西迁建立的西辽(1124—1218年)更曾统治中亚,深刻重塑了东亚、中亚的民族格局。
结合《魏书》《辽史》《新五代史》等史料及辽上京遗址、契丹文碑刻等考古发现,其历史脉络清晰可辨,大致可划分为“起源奠基—联盟崛起—辽朝鼎盛—西辽延续—族群融合”五个核心阶段。
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近200年
契丹的族源可追溯至东胡系鲜卑族群,其早期发展始终与草原部族迁徙、中原王朝边疆互动深度绑定,核心脉络如下: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及《魏书·契丹传》,书中明确记载其“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二者同属东胡后裔。
公元344年,鲜卑慕容部攻破东胡分支宇文部后,宇文部残众分裂为两支:一支居于东侧,自称“契丹”;另一支居于西侧,为“库莫奚”。
契丹人活动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契丹语称“潢水”)与老哈河(称“土河”)流域,这片水草丰美的区域被契丹视为“祖宗肇基之地”(《辽史·地理志》)。
此时的契丹尚未形成统一部族,仅以“分地而居”的氏族部落(史称“古八部”)散居于草原之上,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生计。
其部落名称(如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等)多为鲜卑语转译,直观反映了与鲜卑族群的直接传承关系。
契丹八部
5世纪北魏统一北方后,契丹主动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岁贡名马、文皮”(《魏书》),通过朝贡换取中原的丝绸、铁器等物资,同时接受北魏册封——北魏曾专门设置“契丹中郎将”一职,管理契丹相关事务。
但受草原资源有限的制约,契丹也常与库莫奚、高句丽联合,袭扰北魏边疆(如479年契丹曾袭掠和龙郡,最终被北魏军队击退),战与和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
隋朝统一后,契丹再度“遣使贡方物”,保持与中原的沟通。
隋文帝为牵制北方突厥势力,将契丹一部内迁至今辽宁朝阳一带(古称营州),这是契丹首次大规模接触中原农耕文明。
内迁的契丹部众在此学会了冶铁、农耕等关键技术,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为后续部落联盟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技术伏笔。
契丹文碑刻
从唐朝至五代,契丹逐步摆脱松散的部落状态,走向权力集中,历经“大贺氏联盟—遥辇氏联盟”两个关键阶段,最终为耶律阿保机建国铺平了道路,核心节点如下:
联盟建立与唐朝册封628年,不堪突厥压迫的契丹“古八部”达成共识,共推大贺氏部落首领窟哥为联盟长,遣使归附唐朝。
唐太宗为稳固漠南防线,于648年在契丹聚居地设立松漠都督府,册封窟哥为“松漠都督、无极县男”,并赐姓李——这是契丹首次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羁縻府州”体系。
联盟下辖10部,每部各设“刺史”,由唐朝认可的部落首领担任,名义上受营州都督管辖。
隋朝时期契丹位置地图
与唐朝的“战与和”联盟初期,契丹对唐保持臣服,曾多次出兵助唐作战,比如668年便派遣骑兵跟随唐军攻灭高句丽,展现了草原骑兵的战斗力。
但这种臣服关系因唐朝边将的压迫逐渐破裂:营州都督赵文翙肆意侵夺契丹牛羊、侮辱部落首领,激起契丹部众的强烈不满。
696年,联盟长李尽忠(窟哥之孙)与妻兄孙万荣率领契丹起兵反唐,攻陷营州、诛杀赵文翙,拥兵数万,甚至一度围攻幽州(今北京)——这是契丹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反唐。
尽管起义最终在唐朝与突厥的联合镇压下失败(700年孙万荣战死),但彻底打破了“部落不敢抗唐”的固有认知,大贺氏联盟也因战乱走向衰落,于730年被遥辇氏取代。
阿保机雕像
联盟更迭与多方周旋730年,契丹贵族共同推举遥辇氏首领洼可汗为新联盟长。此时突厥势力复兴,契丹短暂依附突厥。
745年突厥灭亡后,联盟重新归附唐朝,唐朝依旧册封遥辇氏可汗为“松漠都督”。
这一阶段,契丹联盟的权力结构发生关键变革:确立“可汗世选制”,可汗固定从遥辇氏家族选出;联盟军事首领“夷离堇”则由耶律氏家族世袭担任(耶律氏为契丹核心贵族,始祖涅里曾助力遥辇氏夺权),形成“遥辇氏掌政、耶律氏掌军”的二元结构。
耶律氏崛起与阿保机的铺垫耶律氏凭借世袭“夷离堇”的特权,逐步将联盟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872年耶律阿保机(耶律氏第7代夷离堇)出生时,耶律氏已能主导联盟对外征伐: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教民稼穑,善畜牧”,推动契丹农耕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父亲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让契丹拥有了独立的铁器生产能力(辽上京遗址发现的大型冶铁作坊,印证了这一记载)。
901年阿保机出任夷离堇后,连续多年率军征伐室韦、女真、奚族等周边部族,俘获大量人口、牲畜与财富,部落实力远超其他部族。
至907年,阿保机凭借赫赫军功与无可撼动的威望,在契丹贵族“柴册礼”上推翻遥辇氏可汗,被推举为“天皇帝”,契丹长达数百年的部落联盟时代正式终结,迈入王朝时代。
辽太宗雕像
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奈曼旗)正式称帝,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改国号“辽”,983年辽圣宗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再改“辽”,后世统称“辽朝”),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辽朝历经9帝,疆域最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拒马河)”,涵盖游牧、农耕两大文明区域,其发展核心围绕“制度创新、疆域扩张、文明融合”展开:
统一疆域,拓展版图称帝后,阿保机首先着手巩固集权,镇压内部反对势力——917年平定“诸弟之乱”,诛杀叛乱贵族200余人,将权力集中于皇室。
随后开启大规模对外扩张:919年灭亡乌古部,将漠北草原纳入版图;924年远征吐谷浑、党项,打通通往西域的通道;926年亲率大军攻灭渤海国(今东北东部至朝鲜半岛北部),改渤海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
至此,契丹控制了东北全境、漠南草原与渤海故地,疆域远超此前任何部落联盟。
辽鼎盛时期版图
制度初创,文化奠基为统治多民族聚居的广阔疆域,阿保机推行“以俗而治”的早期政策——对契丹本部及游牧部族保留传统部落制,对渤海、汉人聚居区则设立州县,模仿中原治理模式。
文化上,920年命大臣耶律突吕不借鉴汉字笔画创制契丹大字并颁行全国,后其弟耶律迭剌借鉴回鹘文拼音原理创制契丹小字,两种文字并行,结束了契丹“无文字,刻木为契”的历史。
同时,阿保机尊奉佛教,918年下令在上京修建佛寺,推动佛教传播;还仿照唐朝设立“三省六部”雏形,吸纳中原礼仪制度,推动契丹从游牧文明向农耕与游牧结合的复合型文明转型。
辽太宗
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争夺皇位,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为条件,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援。
辽军南下助石敬瑭灭后唐、建后晋,燕云十六州正式纳入辽朝版图。由于燕云地区是传统农耕区,与契丹本土的游牧文明差异显著,辽太宗创造性地确立“南北面官制”:
北面官:主要负责治理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官员以契丹贵族为主,掌管军事与游牧事务,沿用传统部落官名(如夷离堇、惕隐);
南面官:专司治理汉人及渤海人聚居区,官员多为汉人,仿照唐朝官制设立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机构,负责农耕生产、赋税征收及科举取士(辽景宗于976年始行科举,专门录取汉人为官)。
这一“因俗而治”的制度,彻底解决了“游牧政权统治农耕区”的世界性难题,为辽朝长期稳定奠定了核心基础。
943年辽疆域图
与北宋的对峙与和平960年北宋建立后,宋辽为争夺燕云十六州爆发多次大规模战争——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攻辽,在高梁河(今北京西)遭遇惨败。
986年北宋发动“雍熙北伐”,兵分三路攻辽,最终因指挥失误被辽军击溃,名将杨业被俘殉国。
连年战乱让双方都不堪重负,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军南征,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逼近北宋都城开封。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州形成对峙。
最终,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为界,约为“兄弟之国”,互不侵犯。此后,宋辽和平维持118年,双方互派使节、开通榷场(如雄州榷场),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源源不断输入辽朝,草原的马匹、皮毛、药材也进入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辽道宗
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是辽朝的鼎盛阶段,疆域稳定、经济繁荣(上京、中京成为北方草原重要商贸中心)、文化发达(辽墓壁画、应县木塔等传世瑰宝均诞生于此时)。
但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46年(1055—1101年)期间,朝政逐渐走向腐朽:
内部矛盾激化道宗晚年沉溺酒色,宠信奸臣耶律乙辛。耶律乙辛为独揽大权,诬陷皇后萧观音与伶人私通,导致萧观音被赐死;随后又诬陷太子耶律浚谋反,将其囚禁杀害。
这场宫廷惨案引发契丹贵族内部自相残杀,统治集团凝聚力彻底瓦解,百姓对朝廷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经济衰退加剧澶渊之盟后,辽朝财政日益依赖北宋岁币,逐渐减少了对游牧部族的剥削,财政结构愈发单一。
同时,契丹贵族奢靡之风日盛,巨大的开支让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自然灾害频繁——1094年漠北大雪持续数月,牛羊冻死十之八九,牧民无以为生,起义频发,进一步动摇了统治根基。
女真崛起与王朝覆灭辽朝长期压迫属部女真族,女真需每年向辽缴纳“海东青”“珍珠”等贡品,辽朝官员还常勒索财物、侮辱女真妇女,激起强烈反抗。
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女真骑兵勇猛善战、军纪严明,而辽军因长期腐化战斗力低下,屡战屡败。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6年金军攻陷辽东京(今辽宁辽阳);1122年攻陷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上京;天祚帝耶律延禧仓皇逃亡漠南。
1125年,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被金军俘虏,辽朝正式灭亡。
辽帝王传承图
辽朝覆灭前夕,耶律阿保机八世孙耶律大石(曾任辽朝翰林学士、节度使)因不满天祚帝的昏庸无能,率200余骑毅然西迁,历经数年艰辛跋涉,最终在中亚重建契丹政权,史称“西辽”(中亚地区称之为“哈喇契丹”,意为“黑契丹”)。
1124年,耶律大石从辽南京(今北京)出发,先北上蒙古草原试图联合部落抗金未果,转而向西穿越沙漠戈壁,于1130年抵达中亚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当时中亚处于喀喇汗王朝统治下,部族割据、局势混乱,耶律大石凭借辽朝的威名与自身的军事才能,说服当地喀喇汗王朝贵族归附,逐步积累力量。
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号“天佑皇帝”,国号仍沿用“辽”,即西辽。
此后,西辽开启统一中亚的征程:1134年灭亡东喀喇汗王朝,将今新疆喀什、和田一带纳入版图;1141年,在卡特万战役中大败中亚霸主塞尔柱帝国联军(联军号称10万,西辽军队仅3万),俘虏塞尔柱王子,塞尔柱帝国势力彻底退出中亚。
经此一役,西辽成为中亚唯一霸主,疆域涵盖今新疆全境、中亚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著名城邦。
辽博物馆文物
西辽延续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核心思路,更注重“因俗而治”的灵活统治:对游牧部族设立“监治官”进行管理;对撒马尔罕等农耕城邦,保留原有城主,仅要求其纳贡称臣,不干预内部事务。
官方语言沿用契丹语与汉语,公文以契丹文、汉文书写;宗教政策极为宽容,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均可自由传播。
这种兼容并蓄的统治方式,让中亚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稳定,契丹文化(如辽式建筑、历法制度)深刻影响了当地,直至今日,中亚部分民族中仍流传着与“契丹”相关的传说。
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攻打西辽,西辽末帝耶律直鲁古无力抵抗、被迫投降,西辽灭亡,契丹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历史彻底终结。
辽上京遗址
西辽灭亡后,契丹族失去了赖以依托的政权,逐步融入周边民族,开启了漫长的融合之路。
留在中原、东北的契丹人,大多逐步融入汉族、女真族——金朝官员中不乏契丹籍人士,元朝更是将契丹人归入“汉人”范畴,与汉族深度杂居通婚;
西迁中亚的契丹部众,则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当地民族深度融合,如今中亚部分“契丹部”便是其直接后裔;
还有少数契丹人跟随蒙古军队四处迁徙,最终散居于今内蒙古、云南等地,其中云南的“本人”族群,经DNA检测已确认保留有契丹族的基因特征。
契丹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历史影响深远而持久:
政治层面,其独创的“南北面官制”,为后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元朝“行省制”提供了宝贵的多民族治理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疆域层面,辽朝奠定了中国北方疆域的基本格局,西辽则有效维护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国际层面,得益于辽朝与西辽的强大影响力,中世纪的欧洲、中亚地区普遍将中国称为“契丹”(英文“Cathay”即源于此),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19世纪,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文化符号。来源:朝代里的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