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秋,南京国府路的办公室里,宣纸上“戡乱救国”四个字刚写了一半,一支狼毫笔突然顿住。机要秘书的声音带着颤意飘进来:“先生,北平来电,小姐……涉嫌通共被抓了。”
1947年秋,南京国府路的办公室里,宣纸上“戡乱救国”四个字刚写了一半,一支狼毫笔突然顿住。机要秘书的声音带着颤意飘进来:“先生,北平来电,小姐……涉嫌通共被抓了。”
屋里瞬间静得能听见墨汁滴在纸上的声音。在场的人都悄悄攥紧了手——陈布雷是谁?那是蒋介石最信任的“笔杆子”,这些年写过多少讨伐共产党的檄文,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如今亲女儿成了“共党嫌疑”,他会怎么选?
有人私下猜,再怎么效忠,终究是亲生女儿,他肯定要跪到蒋介石面前求情;也有人冷笑着摇头,说陈布雷为了“党国”连良心都能丢,说不定会主动提一句“依法处置”,好撇清关系。没人知道,此刻陈布雷捏着笔杆的指节已经泛白,指腹按出的红痕深深嵌在木头里,下一秒,案头的青瓷笔洗“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
陈布雷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女儿带来的“意外”了。1919年深秋的浙江慈溪老宅,婴儿的哭声裹着丧妻的冷意钻进耳朵。他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孩子,只觉得是她夺走了妻子杨宏农的命。那一瞬间的冲动里,他抓起孩子就往窗外扔,幸好天井上方的棚架接住了这场悲剧——这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就是陈琏。
之后六年,陈琏在乡下外婆身边长大。1925年被接回上海新家时,父亲身边已经有了新的妻子王允默,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继母待她算好,耐心教她认字,帮她纠正乡音,可她总觉得和这个家隔着点什么。陈布雷给她取名“琏”,谐音“怜”,可这份“怜”里,藏着多少复杂的情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陈布雷在文坛早有声名,后来追随蒋介石,成了国府里响当当的“一支笔”。可他脑子里的旧思想没改,总觉得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没用。儿子们都能去读高等教育,到了陈琏这里,他只安排去幼儿师范学校。
1936年夏天,陈琏攥着杭州高等学堂公费生的录取通知书,手心全是汗。她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可还是硬着头皮说了。陈布雷的脸立刻沉了下来,盯着她看了半晌,最后只叹了口气——他太清楚这个女儿的性子,和年轻时执拗的自己一模一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陈琏没听父亲的劝,一头扎进抗日宣传的热潮里。第二年南京失守,她跟着父亲去了重庆,在“国立二中”读高中。也是在重庆,她看着父亲天天为蒋介石写那些政治文章,心里渐渐起了怀疑。1939年夏天,她在重庆北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起,她和父亲就站在了两个阵营里。
父女俩同在重庆,却像活在两个世界。偶尔陈琏回家,说起学校里的事,陈布雷就念叨时局艰难,没说几句就会用“家里不谈政治”打断。后来陈琏考上昆明西南联大,陈布雷托人捎去一笔钱,信上只有“安心读书”四个字。可他不知道,女儿在联大里比在重庆时更活跃,天天忙着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化名程国仪悄悄撤离昆明,去云南个旧教书。陈布雷得知女儿“失踪”,急得动用所有关系打听,却只得到些模糊的消息。他在日记里写“吾女琏儿,不知身在何处,念之甚切”,可字里行间,藏着对女儿政治倾向的了然与不安。
1942年初,陈琏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想申请去延安,却被劝留了下来。回到家那天,陈布雷正在书房写文章,见她进来,笔顿了顿,只问了句“这些日子,去哪了?”她低头说“在乡下教书”,他没再追问,只让王允默收拾出一间朝南的屋子。后来陈琏在中央大学偷偷传播进步思想,某次吃饭时,陈布雷忽然说“外面风浪大,你一个女孩子,安稳些好”,她没接话,只是给父亲夹了一筷子菜。
1946年,陈琏去北平贝满女中教书。陈布雷常托人捎来衣物,听到女儿在课堂上借历史谈时局的消息,也只是皱着眉叹气。
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结婚,袁永熙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在西南联大时就相识相爱。陈布雷没去北平参加婚礼,却托人送了厚礼。他大概没想到,这场婚礼过去没一个月,女儿就被抓了。
消息传来时,陈布雷脑子里一片乱。他一辈子为蒋介石卖命,口诛笔伐共产党,如今女儿女婿成了“共党嫌疑”,军统那些曾被他在会议上攻击过的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他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最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里的话很直白:“女儿是我亲生的,而党国是我终身服膺的,他们该当何罪,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任凭发落,完全不用考虑我。”外人看到这封信,都觉得他是“大义灭亲”,可没人知道,这正是他救女儿的办法。
蒋介石早收到了保密局的密报,知道陈琏只是“嫌疑”,没实质证据。他跟陈布雷相处20多年,清楚这个“文学侍臣”的忠心。陈布雷的信一递上去,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没过几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到身边,笑着说:“布雷,你对党国的忠心,我知道。青年人一时糊涂,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要严加管束!”那两句“严加管束”,明着是提醒,实则是给这件事画了句号。
有了蒋介石的话,陈布雷赶紧托人找关系,把陈琏从保密局的看守所里“领”了出来。4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翁婿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看守所门口。后来陈布雷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半年后才让两人回南京。陈琏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工作,袁永熙去了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组织安排,他们留在了陈布雷身边。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陈布雷看着眼前的腐败乱象,知道已经无药可救。万念俱灰下,他吞了安眠药自尽,留下一堆遗书,其中一条特意要求子女不从政。自尽前一夜,他把袁永熙叫到公馆,叹着气说:“我这一生,错就错在不懂政治却入了这浑水,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你们别再走这条路了。”
陈布雷的死,给国民党涣散的军心又浇了盆冷水。半个月后,蒋介石提起他,语气冷漠又严峻:“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不可轻视!”
陈布雷下葬后,陈琏忍着悲痛,和袁永熙悄悄离开了南京,一路北上。她曾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抛开曾经的优越生活,她坚定地走向了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
来源:红色先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