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老人横过马路被撞，最后司机竟发现撞没了一位历史书上的人物

摘要：1987年8月5日清晨，北京的天刚蒙蒙亮，东边天际才泛起一点鱼肚白，新街口外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活动筋骨，还有零星赶早班的打工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

1987年8月5日清晨，北京的天刚蒙蒙亮，东边天际才泛起一点鱼肚白，新街口外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活动筋骨，还有零星赶早班的打工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

85岁的老人刘亦宇像往常一样，在开始晨练慢走。这是他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就算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每天清晨的晨练从未间断，用他的话说：“老骨头得动，不然跟不上时代咯。”

5点40分左右，一阵公交车的引擎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当时路边的梧桐树挡了点光线，公交司机没能及时发现正在斑马线处慢慢过马路的刘亦宇。

尽管公交司机猛踩刹车，但最终刘亦宇老人还是被公交车的惯性直接撞出好几米远。周围的人见状赶紧围过来，当时就有人慌忙拨打120，还有人在司机身边安抚吓懵的他，谁都没多想，只当是一起再寻常不过的老年人交通事故。

没过几分钟，救护车和交警赶到现场，刘亦宇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公交司机也跟着救护车赶到医院，刘亦宇老人到医院后很快就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不久后公交司机看到了让他惊呆的一幕，因为有不少中央部委领导都前往医院看望刘亦宇老人，他隐约感觉自己可能撞上了一个大有身份的老人。

很可惜，尽管经过一上午的抢救，刘亦宇老人最终还是因伤重去世，随着刘亦宇老人去世，公交司机也搞清了他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撞没的是一位历史书上的人物。

刘亦宇老人原名刘仁静，系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他也是中共一大最后一位去世的代表，谁也没料到，这场清晨的交通意外，竟让中共一大13位代表里最后一位亲历者，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谢幕。

刘仁静的人生起点，放在今天绝对是妥妥的“学霸逆袭剧本”。1902年他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曾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从小就教他读四书五经，这让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中学时代刘仁静就受到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并与后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结为至交。

1918年，16岁的刘文静凭着过人的天资，在全省选拔中脱颖而出，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要知道当年的北大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全国也就招几百个学生，相当于现在万里挑一考上清北的天才少年，消息传回应城老家，街坊邻居都挤到他家门口道贺。

更牛的是刘仁静进北大后压根没走“死读书”的老路，一入学就扎进了进步学生的圈子里。当时李大钊先生在北大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次开会刘仁静都提前到场占座，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翻得卷了边，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追着李大钊先生问，直到弄明白为止，很快就成了共产主义研究会里小有名气的“理论达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更是冲在最前面，举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带头游行，跟着大家一起冲进曹汝霖的住宅，面对前来阻拦的军警，他攥紧拳头毫不畏惧，事后还在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控诉军阀的暴行，字里行间全是爱国热血。

1920年，刘仁静经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和罗龙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共一大要召开的消息传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选拔代表，当时小组里有李大钊、张国焘等不少资深革命者，可19岁的刘仁静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还有在学生运动中攒下的威望，硬是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共一大代表，成了13位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后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还提到：“仁静年纪最小，但论理论功底，不少老同志都比不上他。”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和刘仁静代表中共出席了这次大会。

当时大会安排中共代表要全程用英语发言演讲，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精通英语的刘仁静代表陈独秀和中共在大会上发言，会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还特意接见了他，这让一直崇拜共产主义的他激动万分。

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1岁的刘仁静凭着办刊和组织青年运动的突出表现，以高票当选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职位放到现在相当于全国青联主席，妥妥的“青年天花板”。

任职期间，刘仁静更是干劲十足，带着青年深入工厂搞调研，和工人同吃同住，还组织学生开展“反对列强侵略”的游行，喊出“青年要和工农站一起”的响亮口号。当时不少人都觉得，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要是按这个轨迹走下去，绝对会成为党史上响当当的重要人物。

可惜的是，1926年组织派刘仁静去苏联列宁学院深造后，刘仁静的人生拐了个致命的大弯。当时列宁去世，苏联内部正闹理论分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主张针锋相对，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正好戳中了急于找到“革命捷径”的刘仁静，他觉得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压根没考虑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

后来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争权中失败，被苏共中央开除党籍并驱逐出境。这个消息让一直崇拜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十分震惊和同情。

1929年，刘仁静更是犯了冲动的大错，没跟驻苏党组织和国内党中央打任何招呼，偷偷从苏联辗转波兰、德国去寻找托洛茨基，最后跑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王子岛，在这里见到了流亡的托洛茨基。

两人在一间小屋里密谈了整整一个月，托洛茨基亲自给刘仁静布置了回国后发展托派组织的任务，他揣着“任务”回国后，就彻底成了坚定的“托派分子”。

党中央知道后急得不行，专门派与刘仁静私交关系很好的时任中央委员恽代英找他谈话，恽代英苦口婆心跟他讲了三天三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讲到托派理论的危害。

可刘仁静当时已经钻了牛角尖，铁了心要走到底，他公开以中共内部反对派自居，不仅公开写文章抨击党中央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还在上海秘密组织托派小团体，到处散布分裂党的言论。

1929年底，在多次教育无果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组织无奈之下只能作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决定，这关键一步的踏错，也让他从前途无量的“革命新星”，一下子变成了偏离轨道的“迷途者”。

被开除党籍之后的刘仁静依然没有警醒，他坚持要在中国走托派思想，为此他特意给托洛茨基写信请教指导中国革命，托洛茨基建议他在中国凝集支持托派思想的革命者，然后集中力量在中国实行托派思想革命。

为此刘仁静找到陈独秀，请陈独秀帮忙整合全中国的托派组织，在陈独秀的努力下，中国各大托派组织联合在一起，与中共完全分裂。

而这时候刘仁静认为自己曾追随托洛茨基，是中国最正统的托派革命者，因此他在各大托派联合组织内以托洛茨基派驻中国代表自居，经常强行指导陈独秀等人工作，这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强烈不满，最终他被赶出了托派组织。

先被中共开除党籍，后又被托派组织抛弃，这时的刘仁静彻底没落了，他为了谋生只得找了一份翻译工作。

但在1935年时，刘仁静因得罪了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判刑两年半，1937年被释放出来后，刘仁静是身无分文，他为了谋生想到了去武昌找陈独秀，岂料陈独秀对他反感不已，将他直接拒之门外，根本不见他。

陈独秀不肯接纳刘仁静，不得已之下，刘仁静只能托关系在国民党的三青团谋了一份差事，这才有了稳定的收入。

但很快三青团负责人康泽找到刘仁静，要求刘仁静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能继续留在三青团工作，当时的刘仁静还以共产主义革命者自居，因此他拒绝加入国民党离开了三青团。

不过现实很残酷，由于当时刘仁静已经结婚生子，家庭生活开支压力很大，最终他为了养家糊口再次投靠国民党，曾在国民党军队内担任过上校教官，负责教授俄语，后来又在国民党各大党报担任主笔，最后又担任了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逃台湾，这时候的刘仁静才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托派思想不适合中国革命，因此他没有选择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反而主动脱离国民党来到北京向党组织负荆请罪。

1950年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长篇反省声明，在声明中刘仁静表示自己曾长期信奉托派思想，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立，是犯有很严重的思想政治错误，他现在决心痛改前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

就这样党中央对刘仁静不计前嫌，把他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并担任苏联援助专家翻译，后来他又调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译。

1967年特殊十年时期，刘仁静受到连累，被关入秦城监狱，1973年在毛主席的亲子过问和干预下，刘仁静才被释放出来。

此后晚年刘仁静致力于帮助党史撰写研究和口述回忆历史工作，1986年，国务院聘任刘仁静为参事，这可是对他晚年贡献的最大认可。

有人曾问刘仁静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他红着眼眶说："年轻时犯了大错，还好党没放弃我，给了我补过的机会。"

刘仁静去世后，骨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本身就是对他历史地位的一种认可。告别仪式上，党中央给出的评价很中肯：“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

这句话说得特别有水平，既没回避刘仁静当年搞托派、企图分裂党的错误，也没抹杀他的功劳，他早年冲在五四运动前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参与创建青年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晚年他认真翻译经典著作，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付出。这就是历史最公正的态度，从不搞“非黑即白”的极端评判，而是客观看待一个人的功与过。

刘仁静的离开，不光是一个老人的离世，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人生结局各不相同：毛泽东、董必武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鞠躬尽瘁；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等烈士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永远留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陈公博、周佛海后来叛变革命，沦为汉奸，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刘仁静，是这13个人里最后一个离开的。

刘仁静的去世就意味着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批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个开天辟地的初创时代，也彻底成为了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