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豫东平原的六月，日头毒得能把土路晒出裂纹，踩上去“咯吱”响，像咬着人的脚后跟。我蹲在院门口老槐树下，手里攥着半块凉透的玉米饼，饼渣子顺着指缝往下掉，眼睛却死死盯着堂屋的门缝——里面飘出的不仅是继母刘桂兰的大嗓门，还有我攒了半年的希望，正被一点点撕成碎片。

第一章 1993年的毒夏，被腊肉和眼泪换走的名额

豫东平原的六月，日头毒得能把土路晒出裂纹，踩上去“咯吱”响，像咬着人的脚后跟。我蹲在院门口老槐树下，手里攥着半块凉透的玉米饼，饼渣子顺着指缝往下掉，眼睛却死死盯着堂屋的门缝——里面飘出的不仅是继母刘桂兰的大嗓门，还有我攒了半年的希望，正被一点点撕成碎片。

“建国，你明天一早就去厂里找张主任！”刘桂兰的声音裹着水汽，又尖又利，“我昨儿把咱家养了一年的腊肉都拎去了，张主任说了，只要你开口，名额就给强子！你别跟我磨磨蹭蹭的！”

父亲李建国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得把耳朵贴在门缝上才能听清：“可……可红梅高中毕业在家待了半年，那名额按规矩该是她的，她天天背《机械基础》到半夜……”

“规矩？规矩能当饭吃？”刘桂兰“啪”地拍了下桌子，我吓得手一抖，玉米饼掉在地上，沾了层黄澄澄的土，“强子是男孩！以后要给你养老送终的！红梅一个丫头片子，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给她名额不是浪费？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没钱给你妈看病，是谁跟我娘家借的钱？现在让你给强子谋个出路都不肯？”

我捡起玉米饼，拍了拍土，咬了一口，干得剌嗓子。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亲妈在天上哭。我亲妈走的时候我才12岁，她躺在炕上，拉着我的手说“红梅要靠自己”，那时候父亲还没认识刘桂兰，他会把唯一的鸡蛋夹给我，会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可现在，他连为我争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堂屋里的声音还在飘出来，刘桂兰开始哭，是那种带着算计的哭，抽抽搭搭的：“我知道我是后娘，在这个家说话不算数，可强子才17岁，初中毕业就晃荡，再没个正经活，他学坏了怎么办？你就当可怜我这个寡妇，啊？”

接着是父亲叹气的声音，长长的，像老黄牛累极了的喘气：“行了，我去说……”

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顺着脸颊掉进嘴里，咸得发苦。我冲进堂屋，玉米饼往地上一摔，指着刘桂兰喊：“那是我的名额！爹跟我说好的！你凭什么给王强？”

刘桂兰愣了一下，随即沉下脸，撸起袖子就要过来打我：“小丫头片子还敢跟我顶嘴？我是你妈！家里的事轮得到你管？强子是你弟弟，让着他怎么了？”

“你不是我妈！”我梗着脖子，眼泪掉个不停，“我妈早死了！你就是想抢我的东西！”

王强从里屋跑出来，穿着刘桂兰新买的的确良衬衫，耀武扬威地站在刘桂兰身后：“姐，你别闹了，那名额本来就该是我的，你一个女的，进厂里能干啥？还不是跟家里一样喂猪？”

“你闭嘴！”我冲过去要打他，却被父亲拉住了。父亲的手很粗糙，攥得我胳膊生疼，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愧疚，却只说：“红梅，别闹了，强子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我就容易吗？”我甩开父亲的手，跑出堂屋，跑出院子，往村西头的河边跑。河边的芦苇长得比人高，我钻进芦苇丛，蹲在地上哭，哭声被风吹得散成一缕缕的。芦苇叶子割得我胳膊生疼，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心里的疼比这厉害一百倍——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齿轮传动比”，晚上在煤油灯下练算盘，手指都磨出了茧，就盼着进了厂能领工资，能让父亲不再那么累，可现在，一切都没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父亲找到了我，他手里拿着件外套，蹲在我身边，把外套披在我身上，说“红梅，对不起，是爹没用”。我没说话，只是哭，他也没再劝，就陪着我蹲在芦苇丛里，直到露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后来我才知道，刘桂兰跟父亲说，要是不给王强名额，她就带着王强走，还要去厂里闹，说父亲“偏心继女，苛待继子”，让父亲丢工作。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就怕别人说闲话，只能妥协。

没过三天，王强就拿着进厂通知书回来了。刘桂兰做了鸡蛋面，只给王强盛了一碗，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我和父亲吃的是玉米糊糊，里面连点油星都没有。王强边吃边晃着通知书，说“姐，你看，我以后就是工人了，每个月能领38块钱，比你在家喂猪强多了”。

我没理他，端着碗就往外走。刘桂兰在后面喊：“红梅，碗还没洗呢！你想偷懒？”我没回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靠自己，活得比他们都好。

走的时候，我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攒下的20块钱。父亲偷偷塞给我50块，钱被他攥得热乎乎的，他说“红梅，在外头照顾好自己，不行就回来”。我没接，把钱推回去，说“爹，我不回来，我要自己闯”。刘桂兰站在门口，抱着胳膊，嘴角撇着：“走了就别回来，家里不缺你这张嘴。”我看都没看她，背着包就走了，老槐树下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像一条看不见头的路。

第二章 县城桥洞到裁缝店，冻疮和顶针磨出的生路

县城比村里大多了，车站旁边全是人，卖包子的、拉三轮的、喊着“招工”的，声音吵得我头懵。可我转了整整一天，问了十几家店，都没人要我——餐馆嫌我没经验，商店要“会算账的”，理发店要“会烫头的”，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在车站旁边的桥洞下待着。

桥洞里又冷又潮，晚上风一吹，冻得我直打哆嗦。我把背包垫在头下，看着天上的星星，想起亲妈，眼泪又掉下来。第二天早上，我被冻醒了，嘴唇裂了个口子，一说话就疼。我揣着仅有的20块钱，又去街上问，终于在一家叫“为民餐馆”的小馆子找到了活——洗碗工，管吃管住，一个月25块钱。

老板赵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脸上堆着笑，说“小姑娘，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可我第一天干活就知道，她的话是假的。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刷碗，水龙头里的水是凉的，冬天还没到，水就已经刺骨了，没几天，我的手上就长了冻疮，又红又肿，碰一下就疼。洗完碗还要择菜、扫地、擦桌子，晚上要等到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收拾完才能睡，有时候忙到半夜，赵婶还会让我给她捶背，说“年轻人多干点活累不着”。

饭菜也差得很，早上是玉米糊糊就咸菜，中午和晚上是白菜豆腐，偶尔有块肉，也全在赵婶的碗里。我每天都饿肚子，只能偷偷藏两个馒头，晚上躲在厨房后面吃。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赵婶当着客人的面骂我“没用的东西，连个盘子都拿不稳”，还扣了我5块钱工资。我躲在厨房后面哭，手里的馒头都凉了，可我不敢哭太久，怕赵婶看见又骂我。

在餐馆干了半年，我攒了120块钱。我知道，洗碗工不是长久之计，得学门手艺。那时候，县城里的裁缝店很吃香，做一件衣服能挣好几块，我想着，要是学会了裁缝，就能自己开店，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我找了家叫“陈记裁缝店”的铺子，老板陈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总拿着个顶针，说话不紧不慢的。我跟她说想拜师学艺，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行。陈师傅看了我一眼，说“学裁缝很苦，要坐得住，还要细心，你能行吗？”我说“我能，再苦我都能忍”。

陈师傅收留了我。刚开始，我只能干杂活，剪线头、烫衣服、扫地。陈师傅做衣服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把她裁布的尺寸、缝纫的针法都记在本子上。她很少说话，可我知道，她在偷偷教我——她会故意把裁错的废布留给我，让我练习；会在我烫衣服烫歪的时候，手把手教我怎么握熨斗。

有一次，我偷偷用一块好布练习做衬衫，想给陈师傅一个惊喜，结果裁错了领口，布全废了。陈师傅发现后，把我骂了一顿，说“做裁缝最忌讳马虎，这布能卖5块钱，你知道多少人一天都挣不了5块吗？”我知道错了，跪在地上，说“陈师傅，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陈师傅叹了口气，把我扶起来，说“起来吧，以后好好学，我教你”。

从那以后，陈师傅开始正经教我。她教我认布料，棉的软、的确良的挺、灯芯绒的厚，摸一遍就知道；教我算尺寸，肩宽、胸围、腰围，差一厘米都不行；教我用缝纫机，踩踏板的力度、走线的直弯，练了无数遍，我的手上磨起了水泡，破了又磨成茧，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有一次，陈师傅让我做一件连衣裙，给一个要结婚的姑娘穿。我花了三天时间，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精心做了一件，还绣了花边。姑娘穿上后特别满意，给了我10块钱小费。我拿着钱，手都在抖，赶紧给陈师傅买了包她爱吃的桃酥。陈师傅笑着说“红梅，你出师了”。

1995年春天，我的“红梅裁缝店”在县城的老街上开张了。店面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是我租的，一个月20块钱。我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一张裁布桌，墙上挂着我做的样品衣服——一件粉色的连衣裙、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黑色的裤子。开张那天，陈师傅来给我剪彩，还带了几个老顾客，说“这是我徒弟，手艺好，大家多照顾”。

刚开始，生意不好，每天只有几个顾客，有时候一天都没生意。我没灰心，想着办法改进。我会根据顾客的身材调整尺寸，比如腰粗的顾客，我会把腰围放宽一点；会用更舒服的布料，比如给老人做衣服用软棉，给年轻人做衣服用的确良；还会学着做新式样的衣服，比如当时流行的蝙蝠衫、喇叭裤。慢慢的，顾客多了起来，大家都说我做的衣服合身、好看，回头客越来越多。

有一次，县城里的张干部家属来做衣服，说要参加儿子的婚礼，让我做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我花了三天时间，选了最好的红布，绣了牡丹花边，还在领口缝了颗珍珠。她穿上后特别满意，给了我双倍的钱，还介绍了很多朋友来。从那以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每个月能挣两百多块，比王强在厂里的工资还高。

我把陈师傅的500块钱还了，还请她吃了饭。陈师傅说“红梅，我没看错你”，我笑着说“都是您教得好”。那时候，我已经能偶尔给父亲寄点钱了，每次寄钱的时候，我都让邮局的人不要写我的地址，怕刘桂兰知道。父亲打电话给我，说“红梅，你在外头别太累了”，我说“爹，我不累，我过得很好”，可我挂了电话，眼泪就掉了下来——我想父亲，可我不敢回家，怕看到刘桂兰的脸。

第三章 工厂倒闭与生意扩张，命运的岔路口从不留情

1998年，国企改革的浪潮来了，父亲所在的农机厂也没能幸免。厂里的机器停了，工人都没活干，工资发不出来，最后宣布倒闭，职工要么下岗，要么自谋出路。父亲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手里攥着那本发黄的工作证，蹲在厂门口哭了半天，像个丢了魂的孩子。

王强也下岗了。他在厂里干了五年，除了会拧螺丝，什么都不会，下岗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待着，跟刘桂兰一起抱怨“命不好”。刘桂兰给我打电话，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语气带着点讨好：“红梅，你现在生意好，能不能帮衬一下强子？给他找个工作，或者让他去你店里帮忙？”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店里不需要人，再说，他能不能干还不一定。”刘桂兰在电话里骂我“没良心”，说“当年要不是给强子名额，你能有今天？”我没跟她吵，直接挂了电话。我知道，跟她吵没用，只会让自己生气。

那时候，我的裁缝店已经扩大了。我租了个三十多平米的店面，雇了两个徒弟，还增加了服装批发的业务。因为我做的衣服款式新颖、价格实惠，很多乡镇上的服装店都来我这里批发，每个月能挣几千块。我还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很温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有一次，我回村里看父亲，遇到了王强。他穿着件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鞋上沾着泥，跟以前那个耀武扬威的“工人”判若两人。他看见我，眼神躲闪，想走，我叫住他：“王强，你现在怎么样？”

他低着头，说“还那样，没工作，在家待着”。我没多说，从包里拿出两百块钱，递给她：“这钱你拿着，给爹买点东西，别总让他喝酒。”他接过钱，小声说“谢谢姐”，然后就跑了，像怕我跟他多说一句话。

刘桂兰看见我，没像以前那样刻薄，反而笑着说“红梅，回来了？快进屋坐，我给你做了鸡蛋面”。我没进屋，说“我就是回来看看爹，马上就走”。她拉着我的手，手很粗糙，全是老茧，说“红梅，以前是我不对，不该抢你的名额，你别往心里去。强子现在不容易，你就帮帮他吧，哪怕让他去你店里扫地也行”。

我抽回手，说“我店里真不需要人，再说，他要是真想干活，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刘桂兰还想说什么，我没听，跟父亲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父亲送我到村口，说“红梅，你在外头别太累了，要是想回来，就回来”，我说“爹，我知道了”，转身就走，不敢回头，怕看到父亲的眼泪。

2000年，我结婚了。我老公张建军是县城里的一名教师，为人老实、本分，说话温温和和的。他知道我以前的事，总是安慰我说“红梅，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结婚那天，父亲来了，他给我缝了一床被子，里面夹了五十块钱，说“红梅，这是爹的一点心意，你以后要好好的”。我抱着被子，眼泪掉在上面，晕开了一小片。刘桂兰也来了，她坐在桌子旁，偷偷把桌上的糖果装进口袋，被我老公看到了，他没说破，只是给她递了个塑料袋，说“婶子，喜欢就多装点”。

结婚后，我老公支持我把生意做得更大。我们一起在县城的服装批发市场租了个摊位，专门做服装批发。我负责选款、做样衣，他负责联系客户、送货。刚开始，生意不好，很多客户不信任我们，说“你们的衣服没牌子，质量不一定好”。我没灰心，带着样衣去各个乡镇的服装店跑，一家一家地说，一件一件地试穿，慢慢的，客户多了起来，生意也越来越好。

1998年，王强也结婚了，娶了个农村姑娘，叫李秀莲，人很老实，还会干活。可王强还是老样子，不上班，整天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打牌，李秀莲劝他，他还骂她“多管闲事”。刘桂兰也不管，反而帮着王强骂李秀莲“不下蛋的鸡”。后来，李秀莲生了个儿子，王强还是不改，照样喝酒、打牌，输了钱就回家跟李秀莲吵架，有时候还动手打她。

2005年，我把服装批发的生意交给老公打理，自己开了一家品牌服装店，卖中高档的女装。因为我眼光好，选的款式受欢迎，生意很好，每年能挣十几万。那时候，我开始交社保了，按最高档次交的，老公说“红梅，以后退休了，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我笑着说“好”。

可王强的日子越来越差。李秀莲受不了他的打骂，带着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王强没人管了，更是变本加厉，喝酒、打牌，还欠了一屁股债。有一次，他跟人打牌输了钱，人家找上门来要债，他没钱还，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刘桂兰给我打电话，哭着让我救王强，我给了她三千块，让她还债，可王强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老样子。

2010年，父亲得了脑梗，突然就倒在了地上。我和老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整整一天，才保住了命，可他半身不遂，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把父亲接到县城来住，雇了个护工，可护工照顾得不细心，我就自己照顾父亲，每天给他擦身、喂饭、按摩。刘桂兰也来帮忙，可她总是抱怨“累”“苦”，还跟我要护理费，我没跟她计较，每个月给她两千块。

第四章 7800的退休金与深夜的敲门声，半生恩怨的软与硬

2023年，我60岁，正式退休了。社保中心的人告诉我，我每个月的退休金有7800块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这辈子，从村里的苦丫头，到县城的裁缝，再到开服装店，没想到老了还能领这么多钱。

我和老公住在县城的大房子里，是2015年买的，三室两厅，采光很好。儿子在市里工作，娶了个贤惠的媳妇，还生了个孙子，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看我们。父亲虽然半身不遂，但精神很好，每天坐在轮椅上，看着我给他读报纸，有时候还会跟我聊以前的事，说“红梅，你现在过得好，爹就放心了”。

我以为，我和刘桂兰、王强的交集已经不多了，除了每个月给刘桂兰两千块护理费，偶尔去看看她，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王强这些年还是老样子，没工作，靠打零工和刘桂兰的接济过日子，有时候还会来跟我要钱，我每次都给个几百块，不多给，怕他又去喝酒、打牌。

可没想到，202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门被敲响了。那时候，我刚给父亲洗完脚，准备睡觉，听到敲门声，我以为是儿子回来了，赶紧去开门，可开门一看，是刘桂兰。

她比以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穿着件旧棉袄，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篮子上还沾着泥。她的鞋子上全是泥，显然是从村里走来的，脸上的皱纹里还带着汗，看起来很憔悴。

“红梅，你在家啊。”她笑着说，笑容很勉强，嘴角都在抖。

我让她进屋，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杯子，手一直在抖，热水洒了出来，烫到了她的手，她也没察觉。我看着她，心里有点慌，问“婶子，是不是爹有什么事？”

她摇摇头，喝了口热水，犹豫了半天，才说“红梅，我是来求你帮忙的，强子他……他病了”。

“他怎么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我对王强没什么感情，可听到他生病，还是有点不好受。

“他得了胃癌，晚期。”刘桂兰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杯子里，溅起一圈圈的涟漪，“医生说要做手术，还要化疗，需要很多钱，我……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

我愣住了，手里的杯子都差点掉在地上。胃癌晚期，这四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我想起王强小时候的样子，虽然调皮，可也会在我放学的时候，偷偷给我塞颗糖；想起他下岗后，第一次跟我说“谢谢姐”的时候，眼神里的愧疚。

“需要多少钱？”我问。

“医生说，至少要十万。”刘桂兰说，“我攒了两万，跟亲戚借了三万，还差五万，红梅，你能不能借我五万？我以后一定还你，就算我还不上，强子也会还你的。”

我没说话，心里很矛盾。我知道，五万块对我来说不算多，可我怕这钱给了她，王强还是不珍惜；我也想起当年她抢我名额的时候，想起她对我的刻薄，心里的恨还在。

刘桂兰看着我，眼泪掉得更凶了，她抓住我的手，手很凉，还在抖：“红梅，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抢你的名额，我那时候也是糊涂，就想着强子是男孩，要给他留条出路。这些年，我也后悔了，看着你过得好，我也替你高兴。强子他虽然不争气，可他也是一条命啊，你就当看在你爹的面子上，帮帮他吧，就算我求你了。”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刘桂兰刚嫁给父亲，冬天很冷，我没有棉衣，她偷偷给我做了一件，虽然款式不好看，可很暖和。我想起父亲每次提到王强时的叹气，想起父亲说“都是一家人，别太计较”。

我叹了口气，说“钱我可以给你，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我都答应。”刘桂兰赶紧说，眼里满是希望。

“第一，这钱不用你还，但王强必须好好治病，不能再喝酒、打牌了；第二，以后你别再跟他要钱，让他自己好好过日子，要是他再犯浑，我就再也不管他了。”我说。

刘桂兰连忙点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好，好，我答应你，我一定让他好好治病，再也不跟他要钱了，他要是敢犯浑，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我从卧室里拿出五万块钱，递给她。钱是我刚取出来的，还带着银行的油墨味。刘桂兰接过钱，激动得哭了起来，她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婶子，你别这样，我受不起。”

“红梅，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抢你的名额，不该对你那么刻薄。”刘桂兰说，眼泪把她的旧棉袄都打湿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我知道，我不是原谅她了，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没必要一直揪着过去不放。当年的名额，虽然改变了我的命运，但也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靠自己，要是没有当年的事，或许我现在还是那个在村里喂猪的姑娘，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刘桂兰走的时候，非要把那篮子鸡蛋留下，说“这是我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你拿着补补身体”。我没拒绝，看着她慢慢走出门，背影佝偻，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像一条弯曲的路。

第二天，我去医院看王强。他躺在病床上，瘦得不成样子，头发也掉了很多，看见我，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说“姐，对不起，当年是我不对，谢谢你帮我”。我笑着说“没事，好好养病，以后好好过日子”。

从那以后，王强真的变了。他好好治病，不喝酒、不打牌，还跟医生请教怎么养胃。化疗很痛苦，他吐得厉害，可他从没抱怨过。刘桂兰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刻薄，每天都在医院照顾王强，给他熬粥、擦身。

第五章 老槐树下的全家福，半生恩怨终成烟

2024年的秋天，父亲的身体好了很多，能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我和老公带着父亲回了一趟老家，村里变化很大，以前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路上也修了水泥路，还有路灯，晚上走路也不怕黑了。

老槐树还在，比以前更粗了，枝叶更茂盛了，我小时候刻在树干上的“红梅”两个字，被树皮包了一部分，可还是能看清。我摸着树干，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想起我蹲在树下哭的样子，想起父亲陪我在芦苇丛里待的那个晚上，心里满是感慨。

我们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晒着太阳。父亲看着老槐树，说“这棵树有三十年了吧，你小时候还在这树下荡秋千呢，那时候强子总跟你抢”。我笑着说“是啊，那时候他还撕过我的复习笔记呢”。

正说着，刘桂兰和王强也来了。王强比以前壮实了，脸色也好看了，他手里拎着水果，还有一箱牛奶，说“姐，姐夫，爹，我来看看你们”。刘桂兰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是她给父亲做的棉袄，说“建国，天快冷了，我给你做了件棉袄，你试试合不合身”。

父亲穿上棉袄，很合身，他笑着说“合身，很暖和，谢谢你啊，桂兰”。刘桂兰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说“谢什么，都是一家人”。

我们坐在老槐树下，聊着天。王强说他现在在村里的养殖场上班，每个月能挣三千多块，还能照顾刘桂兰；刘桂兰说她现在种了点蔬菜，还养了几只鸡，日子过得很安稳。父亲听着，笑得合不拢嘴，说“好，好，你们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中午，我们一起回了以前的家。刘桂兰做了很多菜，有红烧肉、炒鸡蛋、炖鸡汤，都是父亲爱吃的。吃饭的时候，王强给我和老公敬酒，说“姐，姐夫，谢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呢”。我笑着说“不用谢，都是一家人”。

下午，村里的邻居张婶也来了。张婶是看着我长大的，她拉着我的手，说“红梅，你现在过得好，婶子真为你高兴，当年你跑的时候，婶子还担心你呢”。我说“婶子，谢谢您，我现在过得很好”。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提议拍张全家福。我们站在老槐树下，父亲坐在中间，我和老公站在他左边，刘桂兰和王强站在他右边，我的孙子坐在父亲的腿上，手里拿着个奥特曼玩偶。摄影师按下快门的时候，我们都笑了，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暖的。

回去的路上，父亲拉着我的手，说“红梅，谢谢你，谢谢你不计较过去，帮了强子，也谢谢你原谅了桂兰。我们一家人，就该好好的”。我握着父亲的手，说“爹，您放心，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

现在，我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每天早上，我会去菜市场买菜，跟王阿姨砍砍价，买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上午，我会给父亲读报纸，陪他说话；下午，我会跟老姐妹们一起跳广场舞，聊聊天；晚上，我会跟老公一起看电视剧，有时候还会给孙子织毛衣。

每个月，我都会收到7800块的退休金，足够我和父亲的生活。王强每个周末都会来看父亲，还会给父亲带些他爱吃的点心；刘桂兰也会经常来，帮我做家务，给父亲做些好吃的。我们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互相体谅。

有时候，我会拿出当年的高中毕业照，照片上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扎着马尾辫，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我想起那时候的自己，想起1993年的夏天，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心里充满了感慨。

人生就像一条路，有平坦的时候，也有坎坷的时候。重要的是，在坎坷的时候，不要放弃，要坚持走下去，相信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当年的名额，虽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也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现在，我有幸福的家庭，有可观的退休金，有健康的身体，有和睦的家人，我很满足。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我会继续好好生活，珍惜现在的一切，也会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知道，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也是在传递温暖。

来源：乐观的百香果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