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些日子又看到了一篇鼓吹“西方伪史论”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展示出清朝出版的几本书，上面讲的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里面有“轻气”“养气”等概念，还有用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代替ABC列出的方程，作者信誓旦旦地说，这正说明这些现代科学知识是中国早
前些日子又看到了一篇鼓吹“西方伪史论”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展示出清朝出版的几本书，上面讲的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里面有“轻气”“养气”等概念，还有用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代替ABC列出的方程，作者信誓旦旦地说，这正说明这些现代科学知识是中国早就有的，只是后来被外国人偷去，所以“光从中华来”实锤了。这不禁让我哑然失笑，要是这么算，那西方科学真得管中国叫“祖师爷”了，但很可惜，这事儿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非常凑巧，我过去在家里的藏书中也曾经看过同样的书，这些书都是晚清翻译的国外自然科学著作。
这让我想起晚清那场几乎被遗忘的“大翻译运动”。那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没有枪炮声，没有口号震天，却悄悄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用文言文的“外衣”裹着，塞进了当时读书人的书箱里。只不过，这场运动的“翻译腔”太重，以至于过了百来年，我们再翻那些老书时，常会恍惚，这写的到底是西方科技，还是中国古人穿越过去写的“科幻小说”？
能把人气乐的是，偏偏有人拿着这些“翻译腔”十足的老书当“证据”，说“你看，氢气明明叫‘轻气’，公式用天干地支，西方科学分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事儿听起来荒诞，却还真有不少无知的人信。今天，咱们不妨就聊聊这场晚清的“大翻译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把西方科技“翻译”进中国的？至于那些“西方偷中国科技”的奇谈怪论，我们正好可以一边讲历史，一边拆穿。
故事得从1840年说起。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清政府这才发现，原来“天朝上国”的刀枪棍棒，根本挡不住英国人的“铁疙瘩”，也就是那些军舰和火炮。《南京条约》一签，五口通商，洋人不仅带来了商品，还带来了望远镜、钟表、自鸣钟，更带着一套完全不同的“学问”，什么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词儿当时中国人听都没听过。
最让读书人坐不住的，是洋人的“船坚炮利”背后，藏着一套系统的科学知识。你想啊，造军舰得懂力学，造枪炮得懂化学，连画地图都得懂几何。可咱们的科举考场里，考的是“之乎者也”“子曰诗云”，谁会这些？
于是，从洋务派官僚到民间士人，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救国，得先学西方的长处。可问题来了，西方人的书是用英文、法文、德文写的，咱看不懂，就算找人翻，怎么翻？直接译成大白话？当时的读书人哪个不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满脑子“文以载道”，你突然塞过来一堆“氢气”“原子”，谁听得懂？
就这么着，一场特殊的“翻译运动”悄然开场了。它不像现在咱们看外国小说那么轻松，而是带着“救亡图存”的急迫感，带着“文化碰撞”的摩擦力，更带着“语言转换”的创造性。
要说这场运动的“主战场”，得提几个地方：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北京的京师同文馆，还有各地洋务派办的学堂。这里头最热闹的，当属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傅兰雅（一个英国传教士，却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翻译的“关键先生”）和徐寿、华蘅芳这些中国学者搭班子，一译就是几十年。
他们的翻译可不是简单的“逐字对翻”。你想啊，要是直接把英文科学书译成文言文，读书人可能更迷糊。比如“Hydrogen”（氢气），要是音译成“海卓今”，谁知道是啥？徐寿他们一合计，说这气体“轻于空气”，干脆叫“轻气”！后来化学书里还出现过“养气”（氧气）、“淡气”（氮气）、“绿气”（氯气），这些全是按性质取的名字，虽然和现在的“氢”“氧”“氮”“氯”不一样，但当年读书人一看就懂：“哦，原来是比空气轻的气体！”
更绝的是翻译公式的办法。那时候中国人没学过用字母表示变量（比如A+B=C），翻译者灵机一动：用天干地支代替！比如公式里的“X”，可能被写成“甲”；“Y”写成“乙”。你要是现在翻开一本晚清的数学译本，看到“甲加乙等于丙”时千万别笑，人家当年可是费尽心思，想让士大夫们“无痛接受”西方科学。
还有更麻烦的“纂译”。什么是“纂译”？就是翻译的时候不老实——不是逐字翻，而是“看懂了原意，再按中国人的逻辑重说一遍”。比如西方科学书里讲“实验验证”，译者可能添两句“此理与中国古人格物致知之说暗合”；讲“地球绕太阳转”，可能先引用《周髀算经》里“日影长短”的旧话，再慢慢引出新知识。这么做是为了让读者觉得：“哎，西方科学也没那么怪，咱们老祖宗早琢磨过类似的东西！”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翻译得这么费劲，为啥不直接用现在的译法？”这话问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现代科技汉语”！我们现在用的“氢气”“化学”“物理”“细胞”，全是晚清那批翻译家“硬造”出来的词。
比如“化学”这个词，就是傅兰雅和徐寿他们商量出来的。之前中国人管炼丹叫“炼丹术”，管炼金叫“黄白术”，但西方科学里的“Chemistry”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翻遍古籍，发现《大学》里有“化而裁之谓之变”，取个“化”字；又觉得这门学问研究物质变化，得有个“学”字，于是凑成“化学”。类似的还有“物理”（“格物致知”里的“物”+“道理”的“理”）、“神经”（从“经脉”联想而来）、“原子”（从“莫破微尘”等古语演化），等等。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是，当时这场“大翻译运动”中，不仅有中国人参与，更有一大批日本人将西方的许多词汇转译为“日式汉语”（毕竟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早地接触西方思想，如果知道历史上日本曾经风行的“兰学”就会明白这一点），并且与中国人翻译的词汇相互影响，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汉语。比如“主义”“现代化”等词汇都是日本人发明的，可以说，如果离开这些“日式汉语”，我们如今的学术论文连一篇都写不出来，我们现在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词语也不能说得出来。
这些词在当时听着别扭，可架不住实用。后来慢慢推广，成了我们今天教科书里的标准词汇。可以说，没有晚清翻译家的“生造”和“日式汉语”的引入，就没有现代汉语里的科技语言体系。
可偏偏有人拿着这些“翻译腔”十足的老书，说出了惊世骇俗的话：“你看，氢气叫‘轻气’，公式用天干地支，西方科学分明是中国传过去的！”甚至有人举例：“利玛窦带回去的中国典籍，启发了西方科学革命！”
这事儿要是认真反驳，得从科学史的根基说起。但咱们不妨用更直白的方式拆穿。
首先，翻译的本质是“输入”，不是“输出”。就好比你现在读英文科学论文，要是把里面的“AI”翻译成“人工智能”，把“DNA”翻译成“脱氧核糖核酸”，难道能说这些概念是你发明的？晚清翻译家做的，是把西方已经成型的科学知识，用中文“翻译”给中国人听，就像把一份英文菜单翻译成中文，你能说菜单上的菜是你做的吗？
其次，西方科学的诞生有清晰的脉络。从文艺复兴的科学萌芽，到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再到牛顿的经典力学，每一步都有原始手稿、实验记录、学术争论为证。就说“氢气”，是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在1766年通过实验发现的，他测定了密度，证明了它是最轻的气体。徐寿他们翻译时，不过是把“Hydrogen”这个已经存在的科学概念，用中文介绍给国人而已。
最搞笑的是那些说“西方科技靠中国”的论调。没错，中国的四大发明确实影响了世界（比如造纸术推动了知识传播，火药改变了战争形态），但科学不是技术的简单叠加。科学是一套方法论，其中包括观察、假设、实验、验证、修正，这套体系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你不能因为老祖宗发明了指南针，就说现代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人先发明的。
至于那些“翻译腔”造成的误解（比如天干地支代字母），纯粹是语言转换的“权宜之计”。就像现在中国人学英语，刚开始可能用“爱”代替“A”，“比”代替“B”，难道能说英语字母表是中国人发明的？晚清翻译家为了让士大夫们“入门”，才用了这些土办法，结果反倒成了某些人眼中的“铁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站在今天回望晚清的“大翻译运动”，最动人的不是那些拗口的译名，也不是那些“纂译”的小心思，而是那一代读书人的急切与真诚。他们知道，闭关锁国只会让中国更落后；他们明白，要救国，就得先读懂世界的“说明书”。于是，他们硬着头皮学外语，咬着牙啃原版书，再绞尽脑汁把西方科学“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
那些老译本里的“轻气”“甲加乙等于丙”，如今读来或许显得笨拙，却藏着一代人的努力，他们想让中国跟上世界的脚步，想让后人不必再像他们那样艰难地“翻译”世界。
至于那些“西方偷中国科技”的奇谈怪论，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考证，不如说是对历史的傲慢。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靠歪曲事实来“证明”自己优越，而是承认差距，学习长处，最终走出自己的路。就像晚清翻译家做的那样，他们没空争论“谁先发明”，而是埋头把好东西“翻译”进来，再让中国人自己消化、创新。
今天的我们，读着这些老译本，或许会笑当年的“翻译腔”，但更该记住：正是这些笨拙却真诚的翻译，点燃了中国现代化的星星之火。
最后，请记住这两张面孔，他们是晚清大翻译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徐寿和傅兰雅。
来源：被化名为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