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正文

1949年5月下旬，我到了长沙，后去第一二七军驻地湘潭县的朱亭（今属株洲市）附近。当时，白崇禧驻长沙；我虽驻朱亭，但待在长沙的时间多。为了借叛变张轸之事进一步对白拉拢并试探白对程潜的意图，我去长沙见白。白这时对我更好。他首先说明前在武昌劝过张轸去打游击，并说：“我再写一封亲笔信，你派人给张送去，劝他还是打游击，不要投共。”接着就谈关于湖南的情况。我怂恿白拉拢程潜反共，不要和程潜为难。我说：“程对您太好了！他虽然要起义，但他还是等你由长沙撤退后，他到武冈才起义，可见对老朋友太义气了。”我又说：“湖南搞和平的空气很浓厚，也不是程一个人的意思。现在只有劝程与你合作才能挽回湖南的局面，不能操之过急。过去你们扣过程，现在可不要再来那一手了。时局如此，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是过激了，也于时局无补，反而落一个对不起朋友。”白笑着说：“那次（指扣程）是德公（指李宗仁）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看白有接受我的意见之意。(后来白对我说：“我已把程劝好了，他和我们合作，不再搞和平了。”）

在这次我见白的当天，白就给张轸写了亲笔信。我派一个张轸的旧部给张送去。此人回来后对我说：张轸说国民党中央已对他通缉，不能再回来了，并叫我有机会把部队带回去。我把这话回复了白崇禧，并对白说：“我不会听张轸的话把部队带到他那边去。”以此对自表示忠诚。

我见白后又去见程潜，内心很惭愧，不忍再对程说假话，所以一见面就说：“我这次未跟翼公（指张轸）起义，因为我们还有半个中国，还有外交关系可以运用，未到最后关头。我很早就对白健公（指白崇禧）说过：天下大乱，各行其志，不要对不起朋友。白健公总算接受了。”程说：“你这两句话说得好。”后来我听我的密友李龙江（国民党湖南伤兵管理处长，与程很接近）说，程对我很好，认为我从河南带来的乱七八槽的部队，几天就整理得纪律很好。因此，我更不忍心对不起程潜，虽然后来我知道程愚弄白，但也不对自说。

由于我当时希望桂系能挽救败局，当然不希望湖南和平运动成功。约6月上旬，白对我说：“你在长沙很久，熟人多，可以劝他们不要搞和平啦！”我接受白的指使，曾在长沙请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开了一次茶话会。我在会上主要说：“湖南近些年和共产党接触少，我近几年在河南却接触多。共产党是先松后紧，是‘磕头、点头、杀头的三头主义’。我在湖南久，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怕湖南朋友们上了共产党的当，将来后悔莫及。”当时有人很坦率地说：“国民党没有办法，我们不得不搞和平。现在谁有办法，我们就跟谁走。”我说：“现在白健公到长沙和程颂公合作来领导我们，我们还有半个中国，还有国际援助，国家前途还有希望。”

约6月上旬，我的老参谋仇刺非（湖南仇鳌先生的侄子，在第九战区跟我当参谋多年）去看我，谈过仇鳌的和平主张。我对仇刺非说；“你告诉你伯父说，共产党是先松后紧，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后来我还同李龙江去看过仇鳌，但现已记不清是否对仇鳌说了破坏和平的话。

因我背叛了张轸起义，当时在长沙的长官（如程潜）、朋友（如王劲修）都不对我说实话了。对我说实话的除李江、仇刺非外，还有唐生明、黄人。(原注：唐生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②黄旭初当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

约6月中旬，我去看唐生明。唐对我说了他们兄弟与共产党的关系和对时局的主张，并说白崇禧过去如何对不起他。他说这些话，当然是为了促使我进步。

6月下旬，黄人（和我在军校、陆大同期同学，又是结拜弟兄)到长沙找我。我将过去和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他责备我把主意都拿错了，又将唐生智（黄是唐的部下)的态度告诉我。他说：“唐也没有部队，你就跟唐起义吧！”我说：“你早不来长沙我我，现在已发表我任河南省主席，到江北打游击，不能不走了。”当时我给了黄一本密电本和一些钱，并说：“你以后和我联络吧！”虽然我愿听黄人的话，但因我和唐生智不熟，同时白已下令叫我过江北去鄂豫边区打游击，我不能再留在湖南了。

1949年6月初，白崇禧开始酝酿组织新党，并指定我为发起人之一。关于新党的名称和党纲，我参加了几次讨论和非正式商谈。我最初对此很热衷，认为要挽救危局非重新组党不可。根据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思想，认为：要与共产党争胜负，就得与共产党争农民；民生主义的目的虽好，但方法太慢，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一下子实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尤其必须禁止多妻，因为多妻是贪污的根源。

有一次，我把这个意思对白说了，白却不以为然。关于重新组党问题，后来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重建同志会”，在纲领上明确提出“反共、反独裁(指反蒋)”。6月中（或下旬)该会成立的那天，把桂系的主要人物（如黄旭初②)由桂林、南京等地接去了。成立大会由程潜主持，连陈明仁都参加了。当时我很奇怪，难道程潜、陈明仁等真如白崇禧所说劝得他们不起义了吗？我明明听李龙江、仇刺非等说湖南的和平运动暗中仍在进行，心想这一定是程、陈在敷衍白。此后听唐生明、黄人谈到湖南的情况，我就更清楚了。至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对白也是敷衍。白给我该会河南特派员的名义，叫我发展组织。后来我只介绍刘子仁、田敬堂、张旭东、望庆一、姚江冷、姚少一等第一二七军的几个高级军官参加，并未向中、下级发展。

我在长沙时，白崇禧有时叫我参加他的作战会报。有一次，白在会报上要以一部兵力拒止鄂南、湘北方面的解放军，准备以主力进攻渡赣江西进的解放军。他要使用陈明仁的部队，陈当即说自己的部队没有补充整理好，不能使用，并要把第一二七军由朱亭开到攸县、茶陵方面去。我也借口第一二七军没有编制整理好，请求缓开。这时，我在作战方面的想法与白的实际措施相距太远。我认为：此时在湖南方面只能采取持久战，应以全部精力准备桂、滇方面的作战；就是将来在桂、滇方面，也只能采取战略守势和战术攻势以赢得时间，争取国际上的变化。但我鉴于1948年白要进攻伏牛山时我建议他放弃南阳、固守襄阳，因为和他的思想差距太大，他很恼我，所以当时不敢多言，只是在便中泛泛地说：“我们要整顿自己的力量，要争取有效的外援。”这时，我的副军长张振江建议我要白把第一二七军调到湘桂线上整理。我虽同意，但不敢对白说，因为我如在会报上提出和他们相反的意见或引起争论时，他们会打击我，所以只有采取缄默的态度。

自到长沙后，我对桂系逐渐冷淡下来，原因有三：一是在张轸起义时第七军的师长莫敌截去了张轸的汽车和黄金，我认为汽车和黄金都是河南省政府和第一二七军的公物和经费，应当给我大部或一部。我先后向第七军、第三兵团张淦要，都被拒绝。最后我向白要，白答应给，但第七军不给。后来白对我说：“张轸的黄金、汽车是第七军作战所得，算是第七军的战利品，你不必向他们要了。”我对此极为不满。二是白的参谋长徐祖诒向我传达白的命令，要把第一二七军编入第三兵团归张淦指挥。我想：要是归别人指挥，我和别人发生冲突时白会支持我；如归张淦指挥而发生冲突时，白不会祖护我。我乃以第七军搜腰事为托词，拒绝此事。三是白把第十一兵团的番号给了鲁道源，把第一二七军列入第十一兵团的战斗序列。虽然没有叫我归入这个序列归鲁指挥，但我对此不满，认为我当过两个战区的参谋长，为啥不能当兵团司令？我虽对白有这些不满，但基本上对白还是好的。白在其他事情上多是支持我，多是有求必应，所以虽有不满并不太重，只认为白不积极培植和提拔我，而是拿我去充实他的第三兵团。(原注：据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鲁道源于1949年2月任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武汉守备区司令。另据张轸1949年5月5日的日记：“第五绥区已撤销一月矣。白崇禧又自觉对不起我，乃报请政为第十九兵团，并统辖五十八军。”赵子立先后任过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参谋长。)

当我决定不跟张轸起义时，就打算到必要时跟白崇禧和鲁道源去桂、滇、越边区活动，但到1949年6月间就变更了这一打算。原因是我对解放军的行动和湖南方面尔后战况的发展有如下估计：解放军占领武汉后，对湖南及西南方面作战时将以重兵使用于右翼（即西南方面），而不会使用于湖南方面，因为这样可以将国民党军消灭于内地而不让它逃出国境或盘踞在国境线上。为桂系着想，应当始终将主力保持于解放军主力的外翼（即解放军主力的西面)，与解放军争取外翼，才能进退自如，可战可走。可是，白崇禧坚持要在湖南方面与解放军打硬仗、争胜负，将来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起义后，白肯定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我也估计白不会彻底失败，因为他仍有向西南逃跑的打算，而且程潜虽要起义但没有打白的决心，白还能保持一部分实力，将来在桂、越边境立足。基于上述估计，我怕白使用第一二七军打硬仗。我早有打算，只愿意把第一二七军使用在我认为形势有利的刀刃上，不愿使用在我认为形势不利的刀背上。因为该军官兵都是河南家乡人，而且团结力强、打游击跑不散，如打硬仗就会被消灭，我不愿让他们白白牺牲，况且解放军的战斗力我已亲身领教过多次。对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准备起义之事，我如不对白说，他们起义后会陷白于窘境，也会影响到自己；如对白说，又对不起程潜等人。尤其是此时我对桂系已不像5月间那样火热，所以我愿意尽快离开湖南。代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并企图在川鄂边区打游击。

1949年6月间，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李雅仙（李敬斋的宗侄，李敬斋同刘峙好，我同刘峙、李敬斋好，因此李雅仙成了我的亲信）和刘家康（我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及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时，刘任宪兵团长，和我是中央军校先后同学、河南同乡）建议我活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职位，把部队拖到鄂豫边区去打游击。这个建议对我关系重大，我没有立即答复他们。

我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得出如下想法：首先，仍幻想会在中国重演1918年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苏俄的局面；此外，认为桂系在组织政党和作战指导方面都走错了路，前途不容乐观，最后只会保留嫡系部队拖到桂、越边境挣扎；又认为川、陕、甘、滇、西康方面力量很大，有国民党中央军及川军等杂色部队，后方区域辽阔，必要时可退至中、缅、印边境活动。此时我并未太悲观，认为国民党不会完全没有希望，所以我还想干，还想向上爬。

同时，我对自己究竟该走哪条路和怎样走，作了如下的考虑：一是利用白崇禧叫我开往攸县、茶陵的命令向湘东南开，将来白西逃时我就脱离白向广东开，尔后或投靠国民党中央向台湾逃，或重新投薛岳然后逃往海南岛；但又想到陈诚、顾祝同、胡宗南这些人不会让我在台湾立足，会收拾我。薛岳过去对我太没良心，我不能和薛共事，如背白而投薛也未免太对不起白，所以这条路走不通。二是按照原打算将来跟白、鲁逃往桂、滇方面，但我怕跟白打硬仗，怕湖南情况突变使第一二七军拖不到西南边疆去，即使拖了去也要受桂系一班人的气，如被编入张淦的第三兵团日子不会好过，所以我认为还是离白远一些好。又认为：在湖南跟程潜起义比较稳妥，因程和林伯渠关系很好，和毛主席也有关系，这对我有利；可是我叛变了张轸起义，程当然不会再对我说起义的事，我也就不可能跟程潜起义了。

最后我考虑以回河南打游击为名，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把部队拖到豫鄂边区则有利无害：一是可进可退。一旦美、英等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国民党的形势好转时，我的位置是近水楼台，可以首先打回河南去。到那时我立了功，又有桂系的支持，自己资历虽浅但谁也不能把我的省主席一职免去。即使我的估计不能实现，也可逐步向川、康、藏、滇及缅、印撒退。虽然我知道撤退时不可能走在其他国民党军前面，但我也不会任人支配而走在后面。想来想去，深感还是打游击这条路前途远大、后地宽宏，有活动的余地。二是到了游击区天高皇帝远，自成局面，谁也不能强迫我打硬仗；我可独断专行，只会发展实力，不会减少实力。实力大了，即使我不要大名义，届时上峰也会给我大名义。三是可以和白永远保持良好关系。桂系有政治野心，力图在各方面布置人事，离他们的地理距离愈远，在政治上的距离则愈近。这样既可依赖桂系的支持，又可避免俯仰由人、难以保全自己。四是我和四川的人事关系好（如四川军阀杨森、王陵基、王缵绪、孙震等(原注：杨森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市市长等职。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等职。王缵绪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东绥靖主任等职。))。我到鄂豫边区，背靠四川，必要时可进入川、康，他们会帮助我。五是我对蒋介石还有留恋，认为他过去待我不错，我独立行动后可通过“官邸派”的林蔚、俞济时等(原注：林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俞济时当时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等职。)接近蒋，同时也不受陈诚、顾祝同的打击，可大胆向蒋讲话，揭露陈诚误国和对我打击，并说明我对蒋是忠实的。此时，我不在陈诚等人势力控制之下，他们也不敢过分逼我；若逼我，我在游击区可以投共产党。总之，我想到游击区占一个独立的超然地位，对各方均可拉拢挂钩。我这样考虑以后，就对李雅仙、刘家康表示同意活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位，并开始为实现这一目的积极活动。

李雅仙征得我的同意后，就向白崇禧建议：“不要放弃河南的政权。我们（指桂系）不派人，人家（指蒋系）也要派人。现在河南虽全部‘沦陷’了，但为了将来，人事上还是应当布置一下。”白表示同意，接着谈人选问题。李提出由我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将第一二七军带至鄂豫边区打游击，这对将来军事、政治上都有一定作用。白接受了李的意见。接着，刘家康、丁叔恒（邓县人，当时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员）等河南人都去见白，请以我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此时，我认为白定会征求我的意见，于是就自拟了“游击计划”。该计划的主要方针是：第一步带第一二七军进入武当山区（湖北的竹山、房县、保康方面）建立游击根据地，尔后依情况第二步渡汉江进入伏牛山区（河南南阳以北地区，还包括镇平、内乡、邓县、浙川等几个“反共基础”牢固的县)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依情况进入桐柏山区（河南的桐柏、湖北的枣阳方面)、大别山区（豫鄂皖边区方面），最后酌情向全省发展。总之，情况许可时进入河南，情况不许可时不进入，这样可进可退、留有后路。至于这个计划的详细事项，已记忆不清，只记得主要内容有：在军事方面，进入预定根据地后，以第一二七军为基础，组织、发展地方武装，以游击战略、战术控制根据地；在政治方面，严密民众组织，扩大反共宣传，实行自治自卫；在经济方面，力求自给，控制实物，发行货币，并“因粮于敌（就是抢）”、仿印解放区钞票等。我还准备当白问我时对他说：“只要与我们尔后的事业有利，我听您的命令。”及见白时，我把上列方针对白说明，并说：“我们是去求发展的，不是去求被消灭的。一切行动要看情况，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又说：“打游击不是孤立的，只有正规战和国际援助有办法，游击战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更需要争取有效的外援。”我把这个计划送给白，让他呈报国民党政府。

此时河南虽已全部解放，但王凌云也想当省主席。刘家康、丁叔恒白告奋勇对我说：要到广州（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去一趟，计划联络在广州的一部分河南人，以王凌云在南阳任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时搞得不好为理由，向当局表示反对王凌云，并支持我任省主席。

1949年约6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发表我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10月，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才实授我任河南省“主席”之职，同时还发表我任国民党河南第二路“绥靖总指挥”。(原注：据有关资料：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赵子立暂行代理河南省主席职务。同年11月9日，“行政院”会议决议赵子立兼河南省“主席”。（一说6月24日由白崇禧委任。))

1949年5月下旬至同年7月上旬我在长沙时，曾去湘潭县朱亭第一二七军军部，准备整编部队。当时整编情况如下；我自兼军长，中将副军长张振江，少将副军长张彬，少将参谋长望庆一；警卫营长王奇才，通信营长靳贤；第三〇九师师长刘子仁，第三一O师师长郭馨坡，第三一一师师长张旭东（张原是两个团，我将程筱仑团编入该师，将程调为张的副师长，另以魏登洲任团长）。另将由河南逃至湖南的各中等学校的男女学生编成一个学生队。

部队初到湖南时，纪律很坏，到处抢劫、强奸。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我怕危害地方，将来共产党成功了会找我算老账，同时我在湖南的熟人很多（如马良骥，系我陆大同学、第九战区同事，当时在湘潭县当县长，马对我说他是要和平解放欢迎毛主席的)，也不容许我这样做。于是我整饬纪律，杀了一个强奸犯，关了一个营长，还要杀刘子仁的一个副官（未捉到)，并尽快发放粮饷、服装。这样，从湖南向江北开时，军纪较好。这些情形马良骥（听说建国后马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和程潜都了解。

从朱亭出发前，逃到衡阳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各机关负责人多去见我。我让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率各部门人员经广西、贵州移驻重庆，并让国民党河南军管区副司令庞国钧率其残部和信阳师管区李德生部经湘西开川鄂边区。我率第一二七军准备经常德、宜昌开武当山区。

1949年7月上旬我们由朱亭出发，约过常德后，宜昌即告解放。(原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萧华)第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萍）于1949年7月16日解放宜昌。)这时接到副军长张振江（他年纪大，未随军行动)由后方来电，建议把部队尽量向西靠近四川。我即改道经巴东过长江，向川鄂边区开。

在途中，钟彬（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和宋希濂部(原注：宜昌解放时，宋希濂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等职，8月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钟彬任第十四兵团的司令官。)都与解放军有战斗，他们希望第一二七军能参战。我本着自己的打算，向西绕过解放军北进。过江后，第一二七军的右侧部队在巴东、兴山之间被解放军击溃一部，左侧部队被巫山以东的川军孙震部阻止进人川境。经我与孙通了电话，才允许第一二七军教导营（由学生队和宋希濂在巴东交给我的“宛西公教人员训练班”合编成的)开万县训练。

我行至湖北房县最南部的大、小九湖一带地区，看到那里地形很好：北面是武当山，南面是神农架山（有八百里原始森林）、西面是大巴山，紧靠川军阵地，山高路险，如把东面两头一堵，则稳如泰山。虽然未到第一个预定的根据地，但已相距不远（房县北就是武当山区），对白崇禧也说得过去，于是我就在那里停下来。此时大约是949年的8月初。

同年8月至10月底，我部盘踞江北川鄂边区期间，我对于美国等国不会轻易让国民党丢掉整个中国大陆的信念逐渐发生了动摇，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武装干涉中国的迹象。同时，解放军在我部行军的将近一个月中进展迅速，国民党军已成无政府状态，等不到国际形势变化就有完蛋的可能。我对此感到焦急和失望。此时我的行动已告一段落，对于全般情况，尤其是与我有关的四川方面的情况，不能不认真考虑，作为尔后行动的参考。

当时，我对解放军的兵力、位置只能知道大概，只能从一般态势上来观察。按当时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的概略位置，我估计解放军对陕南和四川方面将采取外线作战，重兵使用于两翼——川北、川南，向川西或向西康合围，尔后再分别消灭合围线以东的国民党军。我估计第一二七军正面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不会有大兵力，不会过早地向川东进攻，或许有一部分溯江而上去加强第二野战军方面的兵力。同时，我认为国民党军应当在四川方面争取时间，打一个胜仗，以促进国际的有效援助；还估计四川方面可使用的国民党军队有胡宗南、罗广文(原注：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等职。)、宋希濂等中央军，还有大批川、康部队以及豫、鄂、陕等地方部队，总计百万人以上。这些部队若能采取内线作战，以一部对东、北、南方面采取持久战，集中主力攻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之一点，求得在决战点上的局部绝对优势，予以各个击破，这样就可与白崇禧部连成一片，依靠国际援助巩固川、康、藏、黔、滇、桂地区，否则也可将主力撤至中、缅、越边界地区。但又认为白的实力小，只能争取外翼保存实力，不得已时可撤至中、越国境待机再起。四川方面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第一二七军处于先不能走（川军不让先走）、到能走时解放军已对川、康间合围的不利地位，此时路已不通，必成釜底游鱼。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