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外部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欧盟内部分歧，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面临重重现实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前特别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在2025年夏季《地平线》第31期的文章

近年来，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外部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欧盟内部分歧，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面临重重现实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前特别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在2025年夏季《地平线》第31期的文章中提出，欧盟亟需一项基于欧洲真正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新对外政策。他表示，欧洲必须摆脱其对俄罗斯极端脆弱的错误认知，俄罗斯寻求的并非向西扩张而是国家安全。屈从于美国，抵制与俄罗斯的直接外交，已经使欧洲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付出了沉重代价。萨克斯认为，欧洲应当将外交重新置于对外政策的核心，与莫斯科开启直接的外交沟通，与北约脱钩并制定新的外交模式，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多渠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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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亟需一项基于欧洲真正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新对外政策。目前，欧洲正处于自身制造的经济和安全困境中。这个困境表现在与俄罗斯的敌对关系、与中国的互不信任以及对美国的极端脆弱性上。欧洲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由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恐惧所驱动，导致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北约将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 199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源Guliver Image

欧洲对美国的屈从几乎完全源于对俄罗斯的过度恐惧。这种恐惧在东欧拥有“恐俄症”（Russophobia）的国家和对乌克兰危机的错误叙事下被放大。欧洲认为，俄罗斯是其最大安全威胁。于是，欧盟在经济、贸易、环境、技术和外交等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讽刺的是，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愈发软弱、不稳定、反复无常、非理性且危险，甚至公开威胁格陵兰岛的欧洲主权，欧洲依然紧紧依附在美国身旁。

欧洲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就必须摆脱其对俄罗斯极端脆弱的错误认知。欧盟、北约和英国的主流叙事认为，俄罗斯本质上是扩张主义者，若有机会，它将会侵占欧洲。他们用1945年至1991年苏联“占领”东欧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这一叙事严重曲解了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行为。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纠正俄罗斯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这一错误前提。第二部分将展望欧洲在摆脱非理性的“恐俄症”后可能采取的新对外政策。

（一） 俄罗斯“西进帝国主义”的错误前提

欧洲对外政策建立在俄罗斯对欧洲构成所谓的安全威胁的假设上。然而，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事实上，俄罗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多次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为了确保安全，俄罗斯长期寻求在自己和西方大国之间建立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范围包括现代的波兰、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位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一地区，正是西欧和俄罗斯之间主要的安全困境所在。

自1800年以来，西方曾多次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主要包括：

•1812年，法国入侵俄罗斯（拿破仑战争）

•1853-1856年，英国和法国入侵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罗斯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1922年，盟军武装干涉苏俄内战（苏俄内战）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上每一场战争都对俄罗斯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对俄罗斯而言，二战后德国未能彻底实现非军事化、北约的成立、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1991年后北约的东扩，以及美国在东欧靠近俄罗斯边境附近不断扩建军事基地和部署导弹系统，这些事件都构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

俄罗斯也曾多次向西进攻：

•1914年，俄国进攻东普鲁士

•1939年，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瓜分波兰，并在1940年吞并波罗的海国家

•1939年11月，苏联进攻芬兰（冬季战争）

•1945至1989年，苏联“占领”东欧

•2022年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的这些行动被欧洲视为其向西扩张的客观证据。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脱离历史的且充满宣传色彩的。在这五个案例中，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都正如其所述是为了保护其国家安全，而非单纯为了扩张而西进扩张。这一基本事实是解决今天欧洲与俄罗斯冲突的关键。俄罗斯并不寻求向西扩张；它寻求的是核心的国家安全。然而，西方长期未能认识到这一点，遑论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

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五个俄罗斯所谓的向西扩张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1914年俄国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可以立即被排除。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8月1日首先向俄国宣战。因此，俄罗斯对东普鲁士的进攻是对德国宣战的直接回应。

第二个案例，苏联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1939年达成协议瓜分波兰，并于1940年吞并波罗的海国家。西方将此视为俄罗斯背信弃义的最有力证明。然而，这依然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和错误解读。正如E.H.卡尔（E. H. Carr）、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和迈克尔·贾巴拉·卡尔利（Michael Jabara Carley）等历史学家所详细记录的那样，斯大林在1939年曾主动联系英国和法国，试图与其结成防御性联盟来对抗希特勒。当时后者已宣布准备在东方对苏联发动战争，以争夺“生存空间”（Lebensraum）、斯拉夫奴隶劳动力以及打败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斯大林试图与西方结盟的请求遭到完全拒绝。波兰拒绝苏联军队在苏联与德国开战时进入波兰领土。西方精英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仇恨不亚于他们对希特勒的恐惧。事实上，1930年代末期，英国右翼精英中常见的一句口号是“宁要纳粹主义，不要共产主义”。

鉴于未能建立防御性联盟，斯大林随后打算建立一个缓冲区，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德国入侵。瓜分波兰和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是战术性举措，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与希特勒军队的末日决战取时间。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起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此前瓜分波兰和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可能成功地推迟了入侵，避免了苏联迅速被希特勒击败。

第三个案例，苏联与芬兰的冬季战争，同样在西欧（尤其是芬兰）被视为俄罗斯扩张主义本性的证明。然而，俄罗斯的基本动机仍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俄罗斯担心德国可能通过芬兰入侵，而且列宁格勒很快会被希特勒占领。因此，苏联向芬兰提出交换领土的建议，特别是后者让出卡累利阿地峡和芬兰湾的一些岛屿换取俄罗斯的领土，以便保护列宁格勒。芬兰拒绝了这一提议。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入侵芬兰。随后，芬兰在1941年至1944年的“继续战争”（Continuation War）中加入了希特勒的军队，与苏联作战。

第四个案例，冷战期间苏联“占领”东欧，并继续吞并波罗的海国家。这在欧洲被视为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的又一个惨痛证明。苏联的“占领”确实残酷，但它也有一种防御动机，这在西欧和美国的叙事中被完全忽视。苏联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令人震惊的是其战时损失了2700万公民。战争结束时，苏联有一个压倒性的要求：通过一项条约保障其安全利益，以防止将来源自德国和西方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了这一基本的安全要求。冷战的爆发正是由于西方拒绝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当然，西方叙事中的冷战历史恰恰相反——冷战完全是由于俄罗斯征服世界的好战企图所导致！

以下是真实的历史。虽然历史学家对此了如指掌，但在美国和欧洲的公众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战争结束时，苏联寻求缔结一项和平条约，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非军事化的德国。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同意“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实现非军事化，并消除或控制所有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德国将实现统一、和平及非军事化，这一切将通过一项结束战争的条约来确保。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竭力破坏这一核心原则。

早在1945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责成其军参谋长制定一项战争计划，计划在1945年中期对苏联发动突袭，代号“不可思议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尽管英国的军事规划者认为这种战争不切实际，但美国和英国应为即将与苏联开战而做准备的设想迅速占据上风。战争的策划者认为，这场战争可能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丘吉尔的目标显然是防止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落入苏联势力范围。同样，在美国，高级军事规划人员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就将苏联视为美国的下一个敌人。美国和英国迅速招募了纳粹科学家和高级情报官员，如莱茵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他曾是一位纳粹领导人，后来在美国支持下成立德国战后情报机构，并开始策划即将到来的与苏联的战争。

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英国拒绝按照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实现德国的统一和非军事化。相反，西方大国放弃了德国的统一，反而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的三个区域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即西德）。西德将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再工业化和再军事化。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

尽管历史学家激烈地争论谁遵守了波茨坦协议。例如，西方指责苏联未能在波兰建立真正的代议制的政府，违反了波茨坦协议，但毫无疑问，西方对联邦德国的再军事化是冷战爆发的关键原因。

1952年，斯大林提议基于中立和非军事化的原则统一德国。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1955年，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同意从奥地利撤军，以换取奥地利承诺永久中立。1955年5月15日，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与奥地利共同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标志着四国占领的结束。苏联的目标不仅是解决奥地利问题，还希望向美国展示一个苏联从欧洲撤军并实现中立的成功模式。然而，美国再次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在德国中立和非军事化基础上结束冷战的提议。迟至1957年，美国资深的苏联事务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第三次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上公开强烈呼吁美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共同从欧洲撤军。他强调，苏联并不寻求亦无意军事入侵西欧。可是，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为首的美国的冷战鹰派对此不屑一顾。直到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美国都未与德国签署任何和平条约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值得强调的是，苏联在1955年后尊重了奥地利的中立，事实上也尊重了其他欧洲中立国家的中立地位，包括瑞典、芬兰、瑞士、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最近宣传宣称，基于芬兰的负面经验，乌克兰应该拒绝中立（芬兰在2024年结束了中立并加入了北约）。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中立的情况下，芬兰维持了和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繁荣，同时根据《世界幸福报告》统计，芬兰在全球幸福指数排行中名列前茅。

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展示了在相互尊重各方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结束冷战的潜在途径道路。肯尼迪阻止了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试图从法国获取核武器的行为，从而缓解了苏联对德国拥核的担忧。在此基础上，肯尼迪成功地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谈判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几个月后，肯尼迪很可能因推动和平倡议而被一组中情局（CIA）特工暗杀。2025年公布的文件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怀疑，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确实直接由中情局高级官员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处理。美国与苏联的下一次和平接触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领导。他也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而也有迹象表明这一视角可能是中情局操作的结果，但至今未能澄清。

最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通过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结束了冷战。这导致了1990年联邦德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统一条约，以及，两德与四大盟国，即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所谓的“2+4条约”。美国和德国在1990年2月明确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在德国统一的背景下将“不会东扩一寸”。这一事实如今被西方大国广泛否认，但却可以轻易检验。关于不推进北约东扩的重要承诺曾多次提出，但它并未包含在“2+4条约”的文本中，因为该协议涉及的是德国统一，而非北约的东扩问题。

第五个案例，2022年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再次被西方视为证明了俄罗斯不可救药的西进帝国主义。西方媒体、评论员和宣传家在谈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时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无缘无故的”，由此证明普京不仅铁了心要重建俄罗斯帝国，还要进一步向西扩张，并意味着欧洲应该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这是一个荒谬的弥天大谎，但它被主流媒体反复传播，以至于在欧洲广为流传。

事实上，2022年2月俄罗斯的入侵是西方极力挑衅的结果，以至于人们怀疑这是否真的是美国旨在将俄罗斯诱入战争的阴谋，以击败或削弱俄罗斯。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得到了许多美国官员的长时间声明的证实。冲突爆发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宣传，华盛顿的目标是“让俄罗斯削弱到无法进行入侵乌克兰类似行为的程度。如果乌克兰拥有合适的装备和支持，它就能赢。”

美国对俄罗斯的最大挑衅是违背了1990年的承诺进行北约东扩，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黑海地区用北约国家包围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无法将其驻克里米亚的海军力量投射到东地中海和中东。实际上，美国的目标与帕默斯顿（Palmerston）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目标相同：将俄罗斯舰队逐出黑海。北约成员将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从而形成一个套索，扼杀俄罗斯在黑海的海军力量。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描述了这一战略，他认为，俄罗斯必然会屈服于西方的意志，因为它别无选择。布热津斯基明确反对俄罗斯会与中国结盟对抗欧洲的观点。

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现在的整个时期，正是西方的“自大（hubris）时代”，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在其杰出的著作中所命名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美国和欧洲认为他们可以将北约和美国的武器系统（如宙斯盾导弹）东扩，而不顾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关切。西方的挑衅行为不胜枚举，无法在此一一详述，但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与1990年的承诺相反，美国于1994年开始了北约的东扩。当时，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因美国的鲁莽行为而考虑辞职，因为这些行为与之前的承诺相悖。第一次北约东扩发生在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了北约。同年，北约为了分裂俄罗斯的盟友南联盟，对南联盟尤其是塞尔维亚进行了为期78天的轰炸，随后北约迅速在分裂的科索沃省建立了一个新的重要军事基地。2004年，第二次北约东扩包括七个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直接邻国，以及位于黑海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2008年，大部分欧盟国家承认科索沃是独立国家，违背了欧洲之前宣称欧洲边界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

第二，美国在2002年单方面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放弃了核军控框架。2019年，与之类似，华盛顿退出了《中导条约》。尽管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还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在2022年1月保留了在乌克兰部署此类系统的权利。

第三，美国深入介入乌克兰的内部政治，斥资数十亿美元塑造舆论，建立媒体机构，并操控乌克兰的国内政治。2004至2005年乌克兰大选广泛被认为是一次美国的“颜色革命”。美国利用其隐性和显性影响力以及资金支持，引导选举结果向美国支持的候选人倾斜。在2013至2014年间，美国直接参与“广场革命”，资助抗议活动，并支持推翻持中立立场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暴力政变，为支持加入北约的乌克兰政权铺平了道路。顺带一提，在2014年2月22日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暴力政变发生后不久，笔者应邀参观了独立广场。一家深度参与“广场革命”件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向笔者解释了美国作为抗议活动资助者的角色。

第四，从2008年开始，美国不顾多位欧洲领导人的反对，推动北约承诺扩展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当时美国驻俄大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向华盛顿发送了一份现在广为人知的备忘录，标题为《“不”就是“不”：俄罗斯的北约东扩红线》（Nyet Means Nyet: Russia’s NATO Enlargement Redlines）。 其中说明了整个俄罗斯政治阶层都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到乌克兰，且担心这种举措会导致乌克兰内乱。

第五，“广场革命“后，东乌克兰的俄罗斯族地区，即顿巴斯，脱离了新建立的西乌克兰政府。俄罗斯和德国很快达成了《明斯克协议》。根据该协议，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继续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享有地方自治，类似于意大利南蒂罗尔的德裔地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明斯克二号协议》（Minsk II）本可以结束冲突，但基辅政府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决定不履行自治决议。《明斯克二号协议》的失败毒化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外交关系。

第六，美国稳步扩充乌克兰军队，包括现役和预备役，到2020年使其兵力达到约一百万人。乌克兰及其右翼准军事营，如亚速营（Azov Battalion）和右区党（Right Sector）多次对分离地区发动袭击，进行炮击并造成顿巴斯地区大量平民死伤。

第七，2021年底，俄罗斯草拟了一份《俄美安全协议》，主要呼吁停止北约东扩。美国拒绝了俄罗斯要求停止北约东扩的呼吁，重申了北约的“门户开放”（open-door）政策，表示像俄罗斯这样的第三国对北约扩员没有发言权。美国和欧洲国家一再重申乌克兰最终将加入北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还在2022年1月对俄罗斯外长表示，尽管俄罗斯反对，美国仍有权在乌克兰部署中程导弹。

第八，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迅速同意在恢复中立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谈判在土耳其的调解下于伊斯坦布尔进行。2022年3月底，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布联合备忘录，报告了和平协议取得进展。4月15日，双方提交了一份接近全面解决方案的协议草案。此时，美国介入，告知乌克兰美国将不会支持和平协议，而是支持乌克兰继续作战。

（二） 失败对外政策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并没有对西欧国家提出任何领土诉求，也没有威胁过西欧，只是宣称有权对西方国家协助在俄境内实施导弹袭击进行反击。直到2014年“广场革命”前，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领土要求。2014年政变后，直到2022年底，俄罗斯唯一的领土要求是克里米亚，以防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落入西方之手。只有在伊斯坦布尔和平进程因美国破坏而失败后，俄罗斯才要求乌克兰的四个州脱离乌克兰，即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今天，俄罗斯的战争目标依然有限，包括乌克兰的中立、部分非军事化、永久不加入北约，以及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四州（约占乌克兰1991年领土的19%）的归属。

这并不是俄罗斯西进帝国主义的证据，也不是无端的要求。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目标基于三十多年来俄罗斯一致反对北约东扩，反对武装乌克兰，反对美国放弃核军控框架以及反对西方深度干预乌克兰内政包括在2014年支持暴力政变。这些事件直接将北约和俄罗斯推向冲突。

欧洲选择将过去三十年的一系列事件解读为俄罗斯不可调和的西进扩张主义的证据——正如西方坚称苏联是冷战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苏联通过德国的中立、统一和非军事化一再指明通往和平之路。正如冷战期间，西方选择挑衅俄罗斯，而不是承认俄罗斯完全可以理解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每一次的行动都被西方最大化解读为俄罗斯的背信弃义但从未承认俄罗斯的一方立场。这是传统安全困境的生动案例：对立双方完全自说自话，假设最坏的情况，并基于错误的假设采取攻击性行动。

欧洲以这种严重偏颇的视角解读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选择，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代价，且这些代价还在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欧洲开始认为自身安全完全依赖于美国。如果俄罗斯真的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那么美国确实是欧洲必要的救世主。相反，如果俄罗斯的行为反映的是其安全关切，那么冷战很可能会在几十年前以奥地利中立的模式结束，而后冷战时代本可以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和平相处、信任不断增强的时期。

事实上，欧洲和俄罗斯是互补的经济体。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初级产品，包括农业、矿产、碳氢化合物，以及丰富的工程技术，而欧洲则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高科技的发源地。美国长期以来反对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因这种天然的互补性而日益增长的贸易联系，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为其能源部门的竞争对手，以及更一般而言，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的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是对美国在西欧政治与经济主导地位的威胁。正因如此，美国早在乌克兰冲突之前就反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因此，拜登明确承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将终止“北溪二号”管道——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反对北溪管道以及对德国与俄罗斯经济紧密联系的态度，是基于一般原则：欧盟和俄罗斯应保持距离，以免美国在欧洲失去影响力。

乌克兰战争和欧洲与俄罗斯的分裂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欧洲对俄罗斯的出口从2021年的约900亿欧元骤降至2024年的仅300亿欧元。能源成本飙升，因为欧洲已从低成本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转向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而后者的价格是前者的数倍。自2020年以来，德国的工业下降了约10%，其化工行业和汽车行业受到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5年欧盟经济增长仅为1%，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5%。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呼吁永久禁止重建“北溪”天然气管道，但这几乎是德国的“经济自杀”。这一立场基于梅尔茨认为俄罗斯旨在与德国开战。然而事实上，德国正通过进行战争煽动和大规模军事集结挑起与俄罗斯的战争。梅尔茨认为，“需要对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抱负有一个现实的看法。”他说：“我们社会的部分成员对战争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不认同这种恐惧，但我能理解它。”最令人震惊的是，梅尔茨宣称“外交手段已经用尽”，尽管他显然自上台以来甚至没有尝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此外，他似乎故意对2022年伊斯坦布尔外交和平渠道在美国介入之前接近成功视而不见。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与对俄罗斯的态度相似。西方常恶意揣度中国意图，而这在许多方面是西方对华敌对意图的投射。1980到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将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视为与美国利益相悖。2015年，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明确阐释了美国的大战略是美国霸权，而由于中国的体量和成功，其是这一霸权的威胁。布莱克威尔和特利斯主张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成功，例如将中国排除在亚太地区新的贸易集团之外，限制向中国出口西方高科技商品，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以及其他“反华”措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的提出并不是因为中国犯了什么具体错误，而是因为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与美国的主导地位相违背。

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是一场“媒体战”，旨在抹黑这些西方的假想敌。以中国为例，西方污蔑其在新疆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这一荒谬且被夸大的指控没有任何严肃的证据，而西方通常对其盟友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对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实际种族灭绝视而不见。此外，西方的宣传还包括一些荒谬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调。中国极具价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却被讥讽为“债务陷阱”。中国在生产全球急需的太阳能组件等绿色技术方面展现出的卓越能力，也被西方贬低为“过剩产能”，应该限制或叫停。

在军事方面，西方与中国的安全困境常常以最为阴险的方式解读，就像其如何解读与俄罗斯的安全困境。美国长期宣称其有能力破坏中国的关键海上航道，但当中国采取措施增强自身海军实力时，美国则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扩张。美国并未将中国的军事扩张视为一个经典的需要外交解决的安全困境。相反，美国海军宣称应在2027年之前为与中国的战争做准备。北约越来越呼吁在东亚针对中国进行主动干预。美国的欧洲盟友总体上也遵循美国对中国的咄咄逼人，无论是在贸易上，还是在军事上。

（三） 欧洲的新对外政策

欧洲将自己推入了一个死胡同，屈从于美国，抵制与俄罗斯的直接外交，通过制裁和战争失去了经济优势，承诺大规模且加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并切断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贸易与投资联系。结果导致债务上升、经济停滞，并且重大战争的风险不断增加。这显然不会吓到梅尔茨，但这应该让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感到恐惧。或许最可能的战争并非与俄罗斯，而是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之间的战争。美国曾威胁，如果丹麦不将格陵兰岛卖给美国或转交其主权，美国将强行占领格陵兰岛。欧洲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既没有俄罗斯，也没有中国，更没有美国、阿拉伯国家（由于欧洲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视而不见而愤愤不平）、非洲（依然痛苦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以及更远的地区。

当然，还有另一种方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式，即欧洲政治家重新评估欧洲真正的安全利益和风险，并将外交重新置于欧洲对外政策的核心。我提出了十个实际步骤，以实现反映欧洲真正需求的对外政策：

第一，与莫斯科开启直接的外交沟通。欧洲未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外交接触是显而易见的失败。欧洲或许甚至相信自己的对外政策宣传，因为它没有与俄罗斯同行直接讨论关键问题。

第二，准备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及欧洲集体安全的未来进行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最重要的是，欧洲应与俄罗斯达成共识，承诺战争在北约不会东扩至乌克兰、格鲁吉亚或其他目的地的基础上结束。此外，欧洲应接受一些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有利的实际领土变更。

第三，欧洲应拒绝对华关系军事化，例如拒绝北约在东亚扮演任何角色。中国绝对不是欧洲安全的威胁。欧洲应停止盲目支持美国在亚洲的霸权主张。这些主张即使没有欧洲的支持，也足够危险且充满妄想。相反，欧洲应加强与中国在贸易、投资和气候等领域的合作。

第四，欧洲应决定一个合理的外交制度模式。目前的模式不可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要充当“恐俄症”的喉舌，而实际的高级别外交即使存在，也通常只是由单个欧洲领导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或上述几者的某种组合领导。简而言之，没有人能够明确代表欧洲发声，因为欧盟根本没有清晰的对外政策。

第五，欧洲应认识到，欧盟的对外政策需要与北约脱钩。事实上，欧洲不需要北约，因为俄罗斯不会入侵欧盟。欧洲确实应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军事能力，但军费开支占比应远低于GDP 的5%——这个数字基于对俄罗斯威胁的极度夸大评估而得出。更重要的是，欧洲防务不应等同于欧洲对外政策，尽管二者在最近已完全混淆。

第六，欧盟、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应在欧亚地区的绿色、数字化和交通现代化领域合作。欧亚的可持续发展是欧盟、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地区主要行为体的共赢，只有通过四方和平合作才能实现。

第七，欧洲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即非欧盟国家基础设施融资机制，应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目前，“全球门户”被视为“一带一路”的竞争者。事实上，这两者应联手，共同为欧亚地区的绿色能源、数字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第八，欧盟应加大对《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EGD）的融资力度，加速欧洲向低碳未来的转型，而不是将GDP的5%浪费在没有必要或对欧洲没有益处的军事支出上。增加对这一协议的投入有两个好处。首先，它有利于地区和全球气候安全。其次，它将提升欧洲将来在绿色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从而为欧洲创造一种新的可行增长模式。

第九，欧盟应与非洲联盟合作，在非盟成员国大规模扩展教育和技能培养。非洲的总人口为14亿，到本世纪中叶将增至约25亿，而欧盟人口约为4.5亿。非洲经济的未来将深刻影响欧洲，而非洲繁荣最大的希望是迅速建立先进的教育和技能体系。

第十，欧盟和金砖国家应坚定明确地告诉美国，未来的世界秩序不应建立在霸权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法治基础上。这是通往欧洲乃至世界安全的唯一正确道路。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是一种残酷的幻觉，尤其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不稳定性。相比之下，重申《联合国宪章》可以结束战争（例如，结束对以色列的“豁免权”，并执行国际法院关于两国方案的裁决），并防止未来的冲突。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