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是帮忙，其实就是看我字写得还行，人也算机灵，让他们那堆积如山的案卷和报告能有个着落。

那是1983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风都是烫的。

我被从机关里借调出来，去城南的派出所帮三个月的忙。

说是帮忙，其实就是看我字写得还行，人也算机灵，让他们那堆积如山的案卷和报告能有个着落。

我原来的工作，是每天跟一屋子沉默的档案打交道，纸张的霉味儿就是我上班的打卡铃。

突然被扔到这个整天人来人往、鸡飞狗跳的地方，浑身都不自在。

派出所是个老旧的二层小楼，墙皮掉得斑斑驳驳，像一张长了老年斑的脸。

进门就是一股子烟草、汗水和廉价茶叶混合在一起的味儿，呛得人直迷糊。

所长老王，是个快五十岁的汉子，黑得像块炭，嗓门跟打雷似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那力道，差点把我刚喝下去的茶水给拍出来。

“小同志，别嫌我们这儿庙小，事情可不少。你呢，就踏踏实实帮我们理理材料，也算体验生活了。”

我点头哈腰，心里却琢磨着，这哪是体验生活，这简直是渡劫。

每天，我埋头在吱吱呀呀的木头桌子后面，听着外面传来各种方言的争吵、哭诉和咒骂。

有时候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扯皮，有时候是丢了鸡、丢了自行车的报案。

老王他们处理这些事，简单粗暴，嗓门一亮，桌子一拍，事情就解决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就靠连哄带吓。

我跟他们格格不入。

我习惯了安静，习惯了用笔说话。

在这里，我的笔只能记录下一地鸡毛。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马路烤化。

我正整理着一份关于联防巡逻的报告，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了一小团墨迹。

电话铃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像一声惊叫。

是辖区中学门口的联防队员打来的，说抓着一个“投机倒把”的，正在那儿闹呢。

所里的人手都出去处理别的事了，老王看了看我，大手一挥。

“你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

“我？”

“你！就当活动活动筋骨，别整天坐着，年纪轻轻的腰就坏了。”

我硬着头皮，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顶着太阳就去了。

中学门口，围了一圈人，指指点点。

我挤进去，看见一个女人，蹲在地上，身前散落着一堆小小的、画着画的卡片。

两个戴着红袖章的联防队员，正叉着腰，唾沫横飞地教训她。

“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这乱摆摊！你这是搞资本主义尾巴！懂不懂！”

那女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她的头发有点乱，几缕发丝被汗水粘在脸颊上。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都磨破了。

我走过去，清了清嗓子。

“怎么回事？”

联防队员一看我穿着制服，立马换了副面孔，点头哈腰地把情况说了一遍。

无非就是这个女人，最近总在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卖这些自己画的小卡片，一张一毛钱。

今天被他们逮个正着。

我蹲下身，捡起一张卡片。

那是一张硬纸板，大概火柴盒那么大。

上面用钢笔和彩铅，画着一只小兔子，正坐在一朵蘑菇下看书。

画得很细致，小兔子的眼神专注又天真，连书页上的字都画得一丝不苟。

卡片的背面，用很娟秀的字迹写着一首小诗。

“春风拂过小山坡，兔子捧着新书坐。知识海洋多广阔，一页一页乐呵呵。”

画风很温暖，字迹也清秀。

我心里微微一动。

这不像个“投机倒把”的人干的事儿。

我抬头看她。

她也正悄悄地抬眼看我，眼神里满是惊慌和无助，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

她的眼睛很亮，也很干净，只是眼角带着一丝藏不住的疲惫。

“都跟我回所里一趟吧。”

我站起身，语气尽量平和。

回到派出所，老王不在。

我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就是那个堆满案卷的小隔间。

我给她倒了杯水，搪瓷缸子磕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她吓得肩膀一抖。

“别紧张，坐吧。”

我坐在她对面，把那堆小卡片整齐地码放在桌子上。

“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

“文静……我在……我在旁边的小学当老师。”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有点意外。

一个老师，跑到街上卖自己画的卡片？

“为什么要做这个？”我问。

她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她不说话，只是沉默。

空气里只有老式吊扇“吱呀吱呀”转动的声音，把闷热的空气搅得更加烦躁。

我看着她，看着她微微颤抖的肩膀，心里那点儿公式化的威严，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我放缓了语气，像在跟档案室里那些脆弱的旧纸张说话。

“文静老师，你听我说。现在政策是不一样了，搞活经济，但你这样在校门口无证经营，影响不好，也确实违反了规定。我们……也得按章办事。”

我话说得很慢，尽量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

她还是不说话。

我叹了口气，拿起一张卡片，上面画的是一只小松鼠，正在往树洞里塞松果。

“你画得真好。”我说，“孩子们肯定很喜欢。”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她。

她的肩膀不再抖了，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了一点点光。

“我……我需要钱。”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哭腔。

“家里……孩子病了，要一直吃药。我的工资……不够。”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无声无息，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心碎。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又酸又软。

我看见的不再是一个违反规定的“小贩”，而是一个走投无路、拼尽全力的母亲。

我沉默了很久。

桌上的案卷，白纸黑字，条条框框，在这一刻显得那么冰冷，那么不近人情。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能做什么？

把她交上去，写个报告，罚款，记过？

这可能会让她丢掉工作，让她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我做不到。

我把桌上所有的卡片拢在一起，仔细数了数。

一共五十二张。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

五块两毛钱。

我把钱推到她面前。

“这些，我全要了。”

她愣住了，噙着泪水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同志，你……你这是……”

“我不是在帮你。”我打断了她，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严肃一点，“我是代表派出所，没收你的非法所得。这些钱，是没收之后，按照市场价对你的补偿。以后，不准再到校门口去卖了。听明白了吗？”

我编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蹩脚的理由。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她站起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慌忙站起来，想去扶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快走吧。”我说，“趁现在没人。”

她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疑惑，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然后她拿起那五块两毛钱，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

我坐回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堆五颜六色的小卡片。

每一张都那么生动，充满了童趣和爱。

我拿起那张小兔子的，摩挲着上面凹凸不平的笔迹。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是做了一件好事之后的满足感？

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

我把这些卡片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塞进了我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上了锁。

好像在收藏一个秘密。

傍晚，老王回来了。

他听我汇报了下午的事情，我没说给钱的事，只说批评教育之后让她走了，东西也“没收”了。

老王皱着眉头，嘬着牙花子，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小子，心太软。对这些人，就不能客气。”

他虽然这么说，但也没再追究。

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我以为，这只是我三个月“渡劫”生涯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就像掉进河里的一片叶子，打个旋儿，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没想到，这片叶子，后来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所里的工作清闲了一点。

老王大概是觉得我这段时间整理材料辛苦了，也或许是看我顺眼了点，非要请我下馆子。

“走，小子，带你尝尝咱们这儿最好吃的国营饭店。”

那家饭店离派出所不远，叫“红星饭店”。

门脸不大，但里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空气里飘着一股浓浓的油烟味和饭菜的香气，闻着就让人食指大动。

我和老王找了个靠窗的桌子坐下。

老王豪气地点了两个硬菜，一盘红烧肉，一盘干煸肥肠，还要了一瓶白酒。

“今天咱俩好好喝点。”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我酒量不行，但也没法拒绝。

酒过三巡，老王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候当兵的故事，讲他刚当警察时抓贼的经历。

他的脸喝得通红，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听着，偶尔附和两句。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亮起，昏黄的光晕染了整个街道。

就在我听得有些出神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饭店门口走了进来。

是文静。

她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但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在脑后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

她的身边，牵着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脸色有些苍白，瘦瘦小小的。

她似乎没看见我们，径直走到柜台前，很小声地跟服务员说着什么。

我看到服务员摇了摇头，她又恳求了几句。

最后，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毛票，买了一个馒头。

她领着孩子，走到一个角落的空桌子坐下，把那个白面馒头掰成两半，大的那一半给了孩子，小的那一半留给了自己。

她看着孩子小口小口地吃，眼神温柔得像一汪水。

孩子吃得很慢，偶尔会咳嗽几声，发出那种让人心疼的、空洞的声音。

她就轻轻地拍着他的背，低声哄着他。

我手里的酒杯，一下子变得无比沉重。

红烧肉的香气，也仿佛消失了。

我的目光，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无法从她们母子身上移开。

老王也注意到了，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咦？这不是前几天那个卖画的老师吗？”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啧啧，真不容易啊。”老王感叹了一句，夹起一块肥肠，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

我看着文静，她小口地啃着那半个馒头，就着桌上的免费茶水往下咽。

那个小男孩吃完馒头，抬起头，看着我们桌上的红烧肉，舔了舔嘴唇。

文静注意到了，赶紧把孩子的头转了过去，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孩子很懂事，没哭也没闹，只是把头埋进了妈妈的怀里。

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站了起来。

“所长，我过去一下。”

老王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我端起那盘几乎没怎么动的红烧肉，走到她们桌前。

文静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是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的脸上，瞬间写满了惊慌和窘迫，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同志……”

我没等她说完，就把盘子放在了她们桌上。

“孩子饿了吧？吃吧。”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文静连忙摆手，脸涨得通红。

“不不不，我们不要，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她想把盘子推回来，我按住了。

“不是给你的。”我看着那个小男孩，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和善一点，“是给小朋友吃的。你看，叔叔和那位爷爷，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浪费了多可惜。”

小男孩仰着头，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又看看那盘油光锃亮、香气扑鼻的红烧肉，咽了口口水。

“妈妈……”他小声地喊。

文静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又看看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没再拒绝，只是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了一句：“谢谢。”

我回到座位上，心里五味杂陈。

老王给我又满上一杯酒。

“你小子，真是个书生。”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不过，做得对。”

那顿饭，后面的时间，我几乎没怎么说话。

我一直看着那对母子。

文D静把肉夹成小块，吹凉了，才喂到儿子嘴里。

她自己一口都没吃。

小男孩吃得很香，小脸上终于有了一点血色。

吃完饭，文静领着孩子过来跟我们道谢。

她又一次对我深深地鞠躬。

“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客气，举手之劳。”我说。

老王在一旁打着哈哈：“都是人民公仆嘛，应该的，应该的。”

文静带着孩子走了。

看着她们一大一小、相依为命的背影，消失在昏黄的夜色里，我心里堵得慌。

回去的路上，我和老王都没说话。

晚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我心里的那股燥热。

我满脑子都是文静那双含着泪的眼睛，和她儿子那苍白的小脸。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文静。

我知道了她儿子的名字，叫聪聪，有很严重的哮喘，天气一变就犯病，离不开药。

她丈夫前两年因为意外去世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微薄的工资撑着。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去她家附近“巡逻”。

她家住在一个很深的小巷子里，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楼道里昏暗潮湿，堆满了杂物。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借口社区登记。

敲开门，看到她穿着围裙，正在做饭。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

墙上贴着聪聪的奖状，还有一些她画的画。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聪聪坐在小桌子前，正在画画，看到我，有些害怕地躲到文静身后。

文静看到是我，也很惊讶，脸上带着一丝局促。

我说明了来意，她很配合地拿出户口本。

我一边登记，一边状似无意地跟她聊天。

聊聪聪的病，聊学校里的事，聊她画的画。

她的话不多，但很真诚。

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戒备心，在一点点地放下。

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墙角堆着一摞画好的卡片。

“这些……还准备去卖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脸上闪过一丝黯然。

“不敢了。”

我心里一沉。

我帮了她一次，却也断了她一条微薄的收入来源。

我这算是……好心办了坏事吗？

我开始想，我还能为她做点什么。

直接给钱，肯定会伤了她的自尊。

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我想起了我抽屉里锁着的那一袋子卡片。

那些画，那么好，不应该就这么被埋没了。

我有个发小，在北京的一家儿童杂志社当编辑。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把这个想法跟文静说了。

我说，可以把她的画和故事，整理一下，寄给杂志社试试。

万一被选上了，稿费可比她卖卡片强多了。

她听完，愣了很久。

眼神里，有惊喜，有渴望，但更多的是不自信。

“我……我画的这些，能行吗？”

“行！怎么不行！”我拍着胸脯，说得斩钉截钉，“你画得比我见过的很多书上的插画都好。”

这不是恭维，是我的真心话。

她的画里，有一种很纯粹的东西，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孩子的深情。

在我的鼓励下，她终于同意试一试。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一有空就往她家跑。

我们一起挑选故事，一起修改画面。

我帮她把那些零散的卡片，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系列。

故事的主角，就是那只爱看书的小兔子。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兔豆豆”。

兔豆豆在森林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小伙伴，发生了许多有趣又温暖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藏着文静对聪聪的爱和期望。

那段时间，是我在派出所最快乐的日子。

每天下班，我不再觉得无聊和烦躁。

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过暮色沉沉的街道，心里充满了期待。

文静的小屋，成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没有堆积如山的案卷，没有鸡毛蒜皮的争吵。

只有墨水的清香，纸张的沙沙声，和我们俩偶尔的轻声讨论。

聪聪也跟我熟了，不再怕我。

他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我们旁边，安安静静地看我们画画，写字。

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提一些天马行空的建议。

“叔叔，兔豆豆应该有一个会飞的胡萝卜！”

我和文静相视一笑。

那样的笑容，很温暖，很默契。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看她笑。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整个人，就像一朵在清晨绽放的百合花，干净又美好。

我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同情和帮助了。

但我不敢说。

我怕我的唐突，会打破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和信任。

而且，我只是个过客。

我的借调期，只有三个月。

时间一到，我就会回到我原来的世界。

而她，还留在这里。

我能给她什么承诺呢？

我什么都给不了。

所以，我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只希望，能尽我所能，帮她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把稿子整理好了。

厚厚的一叠，有画有文，凝聚了我们全部的心血。

我去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寄往北京。

那感觉，就像是放飞了一只信鸽，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最是煎熬。

我和文静，嘴上都说不着急，顺其自然。

但心里，谁不盼着能有个好消息呢？

那段时间，她的话又变少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焦虑。

聪聪的药，不能断。

生活的压力，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她瘦弱的肩膀上。

我只能一遍遍地安慰她，给她打气。

“别担心，你的画那么好，肯定没问题的。”

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万一……石沉大海了呢？

我不敢想。

时间一天天过去。

夏天的炎热，渐渐被秋天的凉爽取代。

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

我的借调期，也快要结束了。

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心里的失落感，也越来越重。

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喧闹的派出所，舍不得离开老王他们。

更舍不得的，是文静，和聪聪。

我甚至开始害怕收到北京的回信。

我怕那是一封退稿信，会让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

我怕我走了之后，她又要回到以前那种无助的生活里。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信，来了。

是杂志社寄来的。

薄薄的一封信。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拿着信，手都在抖。

我不敢拆。

我骑着车，疯了一样地冲向文静家。

我冲上楼，用力地敲门。

文静打开门，看到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样子，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把信递给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接过信，看到信封上的字，手也开始抖了。

我们俩，像两个即将接受审判的犯人，看着那封信，谁也不敢先动手。

还是聪聪，跑过来，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么呀？”

文静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用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

她抽出里面的信纸，展开。

她的目光，从上到下，一寸一寸地移动。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只听得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突然，我看到，两行清泪，从她的眼中滑落。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完了。

是退稿信。

我刚想开口安慰她，却看到她抬起头，脸上，带着泪，却绽放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过了……”她看着我，声音哽咽，却充满了喜悦，“他们说……他们说我的画很好，故事也很好，他们要了！他们还要跟我签长期的专栏合同！”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所有的担心、焦虑、不安，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我激动得一把抱住了她。

她也紧紧地抱着我。

我们俩，像两个孩子一样，又哭又笑。

聪聪在一旁，看着我们，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天，是1983年，秋天里，最明亮的一天。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空气里那股淡淡的中药味，似乎也变成了甜的。

稿费很快就寄来了。

第一笔稿费，就有三百块钱。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那是一笔巨款。

文静拿着那张汇款单，手抖得像风中的叶子。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还钱。

还那些曾经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的亲戚和邻居。

然后，她带着聪聪，去了一趟市里的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换了更好的药。

她还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衫。

白色的，料子很好。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那件衬衫，我一直舍不得穿，压在箱底，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生活，好像一下子就走上了正轨。

文静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了。

聪聪的身体，也好了很多，咳嗽的次数明显少了，脸上也有了肉。

他甚至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一起疯跑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除了，我。

我的借调期，到了。

离别的通知，像一张冷冰冰的判决书，下来了。

老王给我办了欢送宴，还是在那个“红星饭店”。

所里的同事都来了。

大家轮流给我敬酒，说着祝福和舍不得的话。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角落的空桌子。

我想起了那个晚上，她带着聪聪，坐在这里，分食一个馒头的场景。

恍如隔世。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醉了。

是老王把我送回宿舍的。

我躺在床上，天花板在旋转。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文静的影子。

她的笑，她的泪，她低头画画时认真的侧脸，她看着聪聪时温柔的眼神。

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放映。

我知道，我爱上她了。

爱得那么深，那么无力。

第二天，我去跟她告别。

我穿上了她送给我的那件白衬衫。

很合身。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要走了？”她问，声音很轻。

我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

“明天一早的火车。”

我们俩都沉默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

聪聪从屋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

“叔叔，你要去哪里？你还回来吗？”

我蹲下身，摸着他的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我该怎么跟一个孩子解释，什么叫离别？

文静的眼圈红了。

她转过身，走进屋里，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小小的、用红线穿着的护身符。

是用很硬的纸板做的，外面用彩笔画着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

火车的窗口，画着一个笑脸。

“这个……送给你。”她说，“祝你……一路平安。”

我接过那个护身符，感觉有千斤重。

我看着她，有很多话想说。

我想说，我不想走。

我想说，我想留下来，照顾你们母子。

我想说，我爱你。

可是，这些话，到了嘴边，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

我能给她什么？

我的工作在市里，我的家人也在市里。

而她，在这里，有她的工作，有她的生活。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段火车的距离。

隔着的是现实，是责任，是那个年代里，无法轻易逾越的鸿沟。

最终，我只是对她笑了笑。

“谢谢。你们……多保重。”

我站起身，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我怕我再多看一秒，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下那栋老旧的筒子楼。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我没有回头。

我听到身后，传来聪聪的哭声。

“叔叔！叔叔你别走！”

我还听到，文静在低声地哄着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登上了回城的火车。

绿皮火车，缓慢地启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

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一点点地倒退。

那个我待了三个月的小城，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的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护身符。

我知道，我把我的心，留在了那里。

回到市里，我回到了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又开始每天跟那些沉默的档案打交道。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我的心，空了一块。

我常常会对着窗户，发呆。

我想象着，在那个小城里，文静现在在做什么。

她是不是在给聪聪讲兔豆豆的新故事？

她的专栏，是不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聪聪的病，是不是又好了一些？

我们通过几次信。

信里，她告诉我，她很好，聪聪也很好。

她说，杂志社的稿费很稳定，她们的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了。

她还说，学校给她评了先进教师。

信的最后，她总是会写：谢谢你。

而我，在回信里，也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问候和祝福。

我们都很有默契地，避开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

那些深埋在心底的感情，只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丝半点，然后又迅速地被掩盖。

后来，通信渐渐地少了。

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生活的轨迹，一旦分开，就很难再有交集。

再后来，我听说，她带着聪聪，搬家了。

搬去了省城。

因为省城的医疗条件更好，也为了聪聪能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新地址。

或许，她觉得，是时候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们，就这样，彻底地断了联系。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

它能抚平伤口，也能磨灭记忆。

很多年过去了。

我也结婚了，生子了。

我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

那段在城南派出所的日子，那个叫文静的女人，那个叫聪聪的孩子，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把那个护身符，和那件白衬衫，一起锁在了一个箱子里。

我很少去打开它。

不是忘了，是不敢。

我怕一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已经退休了。

我的孙女，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有一天，她拿着一本新的图画书，兴高采烈地跑来给我看。

“爷爷，爷爷，你看，这是我们老师推荐的，叫《兔豆豆的森林奇遇》！可好看了！”

我接过那本书。

很厚的一本，印刷得很精美。

封面上，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坐在一朵大蘑菇下，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

那个画风，那么熟悉。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颤抖着手，翻开书。

在书的扉页上，作者介绍那一栏，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文静。

下面还有一张作者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岁月，在她的眼角，刻下了细细的纹路。

但她的笑容，还是那么温柔，那么干净。

像一朵，在时光里，静静绽放的百合花。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原来，她一直都在。

她把她的故事，她的爱，都画进了书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

兔豆豆，也从一只小兔子，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明星。

我合上书，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

仿佛抱着那个，我错过了的，整个青春。

后来，我通过出版社，辗转联系到了她。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喂，您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

还是那么熟悉，只是，多了一丝岁月的沉淀。

“是……文静吗？”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带着一丝不确定的询问。

“是……是你吗？”

那一刻，我们俩，都在电话的两头，哭了。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聊这些年的生活，聊各自的家庭，聊孩子。

我知道了，聪聪的病，早就好了。

他现在是一名很优秀的医生，就在省城的大医院里工作。

他继承了妈妈的善良，用自己的医术，去帮助更多的人。

文静，也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儿童作家。

但她一直没有再婚。

她说，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聪聪，和她的兔豆豆。

挂电话前，她突然问我。

“你……还留着那个护身符吗？”

我握着电话，泪流满面。

“留着。一直留着。”

“那件衬衫呢？”

“也留着。”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满足的叹息。

“那就好。”

我们没有再见面。

我们都觉得，这样，就很好。

有些感情，不一定要有结果。

能远远地看着对方，知道对方过得很好，就足够了。

那个夏天，那三个月，就像我生命里的一场梦。

梦里，有一个穿着蓝衬衫的女人，有一双清澈的眼睛，有一个温暖的小屋，有一只叫兔豆豆的小兔子。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那些冰冷的规章制度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作人情。

是她，让我知道了，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是可以点亮别人生活的。

也是她，让我尝到了，什么叫爱，什么叫牵挂，什么叫遗憾。

如今，我老了。

我常常会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给我孙女讲兔豆豆的故事。

孙女会问我：“爷爷，你为什么每次讲这个故事，都会笑，又会想哭呢？”

我摸着她的头，笑着说：

“因为，这个故事里，藏着爷爷，最好的时光啊。”

是的，最好的时光。

不是因为年轻，不是因为激情。

而是因为，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纪，我曾经，那么纯粹地，想要去守护一个人。

这就够了。

人生，就像一趟单程的绿皮火车。

沿途，会遇到很多人，很多风景。

有的人，只能陪你走一程。

但那一程路上的阳光，却足以温暖你余下的整个旅途。

对我来说，文静，就是那束最温暖的阳光。

她照亮了我，也照亮了她自己。

这就够了，真的，足够了。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