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震动了一下，我没睁眼，也知道那是什么。是银行的到账短信，八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像每个月一号准时响起的闹钟，提醒着我，新一个月的“搭伙”生活，又开始了。我翻了个身，背对着身边还在熟睡的老常，心里像被一块湿透了的棉花堵住，沉甸甸的，透不过气

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震动了一下，我没睁眼，也知道那是什么。是银行的到账短信，八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像每个月一号准时响起的闹钟，提醒着我，新一个月的“搭伙”生活，又开始了。我翻了个身，背对着身边还在熟睡的老常，心里像被一块湿透了的棉花堵住，沉甸甸的，透不过气。

我叫林秀芳，今年五十八岁。街坊邻居都说我命好，老了老了，还能找到老常这么个“金饭碗”。老常，常建军，六十五岁，退休前是搞工程的，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家业。我们这个二线城市里，他有三套房，两间铺面，开着一辆看起来就很气派的黑色轿车。而我呢，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寡妇，老伴前几年得急病走了，留下我和一个刚成家立业的儿子。我靠着早年间开小裁缝铺的手艺，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

我和老常的相识，说起来有点戏剧性。是社区的王大姐牵的线。她说老常那个人，除了有钱，啥都好，就是老伴走得早，一个人住着大别墅，太孤单，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搭个伙，过完下半辈子。王大姐拍着胸脯跟我说：“秀芳啊，你别想歪了，人家老常是正经人，就是想找个伴儿。他人实在，说只要你愿意过去照顾他起居，陪他说说话，他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每月还给你八千块零花钱，就当工资也行，当生活费也好，随你怎么想。”

于是，半年前，我拎着一个行李箱，搬进了老常那栋两百多平的复式楼里。房子很大，装修得金碧辉煌，大理石地面光得能照出人影，水晶吊灯像瀑布一样垂下来。可我住进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房子太冷清了，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音。

老常这个人，确实像王大姐说的，不难相处。他不抽烟，不酗酒，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公园打一趟太极，回来吃我做的早饭。上午看看报纸，摆弄他那些花花草草。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看看新闻联播。他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家里要干净，饭菜要准时。

我尽心尽力地扮演着一个“合格的伴侣”。我把他那大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他换下来的衣服，我第一时间手洗熨烫。我研究他的口味，变着花样给他做三餐，从南到北的菜系，我对着菜谱学了个遍。他有胃病，我就每天熬养胃的小米粥。他偶尔咳嗽，我就炖冰糖雪梨。我把我前半辈子照顾老伴和儿子的所有耐心和本事，都用在了他身上。

可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的女人”，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没有一丝温情，倒像是在宣示一件物品的所有权，就像他在向别人介绍他新买的古董花瓶一样。

我们之间，不像夫妻，不像情侣，甚至不像朋友。我们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我提供家政服务和陪伴，他支付报酬。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他夜里打鼾，我给他盖好被子。我起夜，他也只是翻个身，从不会问我一句怎么了。我们几乎没有交流。饭桌上，他谈论的是国家大事，股票涨跌，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我跟他聊邻里之间的琐事，我儿子工作上的烦恼，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嗯”两声，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养在金色笼子里的鸟，吃喝不愁，却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和歌唱的欲望。以前在我的小裁缝铺里，虽然累，但心里是热乎的。老街坊们来做衣服，会带些自己家种的蔬菜，跟我唠唠家常。我和她们一起笑，一起抱怨，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可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慢慢变成了一个影子，一个高级保姆。

他当时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头也没抬，说：“哦，应该的。要不要我给你点钱，买点好些的祭品？”

我心里一凉，说：“不用，我都准备好了。”

他“嗯”了一声，继续看他的报纸，仿佛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把饭菜和一小杯白酒摆在朝南的窗台上，对着窗外拜了拜，心里默念着对老伴说的话。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不是哭他走得早，我是哭我自己，怎么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要是他还在，我们就算吃糠咽菜，家里也总是有说有笑的。

那一刻，我没有感动，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屈辱感。在他眼里，似乎一切情绪，一切悲伤，都可以用钱来量化，用钱来抚平。我的思念，我的悲伤，在他看来，不过是两万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他不是在安慰我，他是在用钱，堵住我的眼泪，让我不要用这种“负面情绪”打扰到他平静的生活。

我没有接那张卡。我摇摇头，说：“老常，我不要。我只是……想他了。”

他似乎有些不耐烦，把卡硬塞到我手里：“拿着吧，跟我还客气什么。”说完，他就转身回书房了，留下我一个人，握着那张冰冷的银行卡，眼泪流得更凶了。

他朋友来家里打牌，他会把我介绍成“家里请的阿姨”，虽然事后会跟我解释说是开玩笑，怕朋友们胡思乱想，但我心里明镜似的。他带我出去参加宴会，会提前告诉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仿佛我是一个需要提线的木偶。他从来不问我的过去，也从不关心我的家人。有一次我儿子打电话来，说孩子发烧了，我急得不行。他在旁边听到了，第一反应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而是说：“要不要送点钱过去？去最好的私立医院，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我终于明白，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钱能解决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而我固执地认为，剩下的那百分之一，比如尊重，比如理解，比如真心，才是人活着最重要的东西。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躺在那张柔软昂贵的大床上，我怀念的却是我那间小屋里吱呀作响的旧木板床。我吃着他买回来的进口水果，却想念街口王大妈送我的那几个自家种的歪歪扭扭的西红柿。我穿着上千块的羊绒衫，却觉得没有我亲手缝制的粗布罩衫来得贴身暖和。

上个星期，我生病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我浑身无力，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我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外面和朋友喝茶。他在电话里说：“你多喝点热水，我让小区的诊所医生上门给你看看。我这边走不开。”

半小时后，医生来了，给我打了退烧针，开了药。费用是老常电话里直接支付的。从头到尾，他没有回来过。直到晚上他回来，也只是站在卧室门口问了一句：“好点了吗？”然后就去洗澡睡觉了。

那天晚上，我烧得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的老伴，他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坐在我床边，用他那粗糙的手摸着我的额头，着急地说：“秀芳，你怎么这么烫啊，快，吃点东西才有力气。”我哭着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这几天，我身体好些了，就开始默默地收拾我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来的时候就一个行李箱，走的时候也只有一个。那些他给我买的昂贵衣服和首饰，我一件也没打算带走。那不属于我。

今天早上，收到那条到账短信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我起床，给他做好了早餐，一碗小米粥，两个他爱吃的肉包子。他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前，一边吃一边看手机上的新闻。

我坐在他对面，平静地开口：“老常，我们聊聊吧。”

“我想……搬出去。”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但很清晰。

他愣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搬出去？为什么？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还是钱给少了？要是觉得八千块不够，我给你加到一万。”

你看，又是这样。他永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钱。

“什么样的日子？”他显然不理解，“我给你吃好的，穿好的，你不用干重活，不用为钱发愁，这样的日子，多少人羡慕都来不及，你怎么就过不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老常，我想要的日子，是饿了，有个人会着急地给我做一碗热汤面，而不是给我钱让我自己叫外卖。我病了，是希望有个人能坐在我床边，给我递杯水，而不是让医生上门。我难过了，是希望能有个人抱着我，哪怕什么也不说，而不是甩给我一张银行卡让我去买东西。这些，钱给不了。”

他沉默了，眉头锁得更紧了。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话。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说的这些……太虚了。人老了，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能当饭吃吗？”

我站起身，回到房间，把我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拿了出来。然后，我拿出我的手机，当着他的面，把他这个月刚转给我的八千块钱，原封不动地转了回去。

“这个月的钱，我不能要。我只住了半天。”我说。

老常看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又看看我脚边的行李箱，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震惊，有不解，甚至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落寞。

“想好了。”

我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换上了我自己的鞋。我回头看了看他，也看了看这个我住了半年的“家”。我说：“老常，谢谢你这半年的照顾。你保重身体。”

说完，我打开门，走了出去。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觉那块堵在心口的湿棉花，终于被拿掉了。

听到儿子的話，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一次，是温暖的，是踏实的。

我知道，未来的路可能不会那么平坦。我可能要重新捡起我的裁缝手艺，再去租个小铺面，每天忙忙碌碌，一分一毫地挣辛苦钱。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找回了比那八千块钱重要得多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尊严，和我对生活的热情。

一个女人，无论到什么年纪，都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件商品，等着别人来标价。能给我们带来真正安全感的，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我们自己那双能创造价值的手，和一颗永远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并敢于去追求的心。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