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咱厂政工科那个小王，王建国！他媳妇你记得不？李秀英，跟我同岁，同年同月进的厂，当年在装配车间，数她手最巧，眼最尖，一个螺丝帽垫片都逃不过她的检查。”

我那口子买菜回来，菜篮子往厨房地上一搁，人就跟丢了魂似的靠在门框上，胸口一起一伏的，像是刚跑完八百米。

“老张，”她声音有点发颤，“你猜我见着谁了？”

我放下手里的报纸，从老花镜上头看她。她脸色不大好，嘴唇有点白。

“就咱厂政工科那个小王，王建国！他媳妇你记得不？李秀英，跟我同岁，同年同月进的厂，当年在装配车间，数她手最巧，眼最尖，一个螺丝帽垫片都逃不过她的检查。”

我怎么会不记得。王建国，当年坐我对面办公的小伙子，写一手好材料，字迹工整得像打印出来的。他媳妇秀英，厂里文艺骨干，唱《红梅赞》那是一绝，嗓音清亮，模样也周正，见人总是未语先笑，嘴角两个浅浅的梨涡。多么伶俐的一个人。

“可今天在小区门口碰见，”老婆走过来，手指冰凉地抓住我的胳膊，“建国拉着她的手，俩人像是要去坐公交。走到近前，建国先跟我打的招呼，还是那么客气。可他转头问秀英，‘她是谁，你还认识吧？’你猜秀英怎么说？”老婆的眼圈瞬间就红了，“她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神空荡荡的，摇了摇头，说不认识。这还不算，她还使劲拽建国的袖子，嘴里反复念叨：‘咱们快回家吧，快回家。’”

我心里猛地一沉，像有块石头直直坠下去。王建国比我还小五岁，今年顶多六十七八，秀英跟我老婆同岁，六十九。这个年纪，怎么就这样了？

“建国那眼神……”老婆抹了下眼角，“看得我心里难受死了。又疲惫，又有点难为情，还得撑着笑脸。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被磨成这样了？”

（一）

第二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老伴儿交代的豆瓣酱，在活鱼摊子前碰见了王建国。

他正蹲在那儿，专注地挑着盆里的鲫鱼。手指捏着鱼鳃看看，又掂掂分量，侧影看着和年轻时没太大变化，只是头发白了大半，背脊也不如从前挺直了。

秀英就站在他旁边，不是并排站着，而是紧紧贴在他身侧，两只手死死抓着他深蓝色夹克的衣角，攥得指节都发白了。她的头发梳得还算整齐，但眼神不对，里面没有老友重逢的熟稔，只有一种茫然的、小动物般的惊慌，不停地四下张望，像是被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随时准备逃跑。

“老张！”王建国看见我，有些意外，忙站起身，手上沾的鱼腥水顺势往裤子上抹了抹，露出一个带着歉意的笑。“来买菜啊？”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秀英身上。“带秀英出来转转？”

王建国脸上的笑容淡了点，化成一种无奈的苦涩：“唉，没办法，在家关不住。”他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些，“成天闹着要出来，说要……要去上班。”这最后一个理由，他说得极其轻微，带着难以启齿的心酸。

正说着，秀英好像被水里游动的鱼吸引了，突然松开了抓着他衣角的手，伸手就要往养鱼的红色大塑料盆里捞。动作快得惊人，哗啦一声，水花溅了她自己一身，也溅了王建国一脸。

“哎哟！这个不能抓！”王建国反应也快，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秀英却盯着挣扎的鱼，眼睛亮得异常，指着鱼鳃开合的地方，像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红的……看，红的……会动……”

卖鱼的老刘显然不是第一次见了，一边利索地帮旁边的顾客杀鱼，一边摇头叹气：“建国哥，这月都第三回了吧？要不您还是……”后面的话他没说，但意思大家都明白。

王建国脸上掠过一丝尴尬，没接话，只是对老刘说：“就这条，麻烦给称一下。”他掏钱的时候，动作有些迟缓，手指在旧皮夹里摸索了一会儿。

称重付钱的功夫，秀英的注意力又被旁边豆腐摊上雪白水嫩的豆腐吸引了。她伸出手指，好奇地戳了一下，嫩豆腐立刻陷下去一个小坑。她觉得有趣，又伸手去抓，整块豆腐在她掌心瞬间碎裂，白色的豆腐渣从她指缝间漏下来。

“哎呀！”卖豆腐的老板娘惊呼一声，眉头皱了起来。

王建国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她不是故意的，这块碎了的我买，我买下来。”他忙不迭地又掏钱，脸上堆着谦卑的笑，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他把碎豆腐小心地装进另一个塑料袋，嘴里还喃喃着，像是在安慰别人，又像是在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回家我做麻婆豆腐，她……她以前爱吃这个。”

走出嘈杂的菜市场，来到相对安静的路边，王建国拿出随身带的纸巾，仔细地给秀英擦手上和衣服上的水渍和豆腐渣。他的动作很轻，很耐心，仿佛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秀英乖乖站着，目光却涣散地飘向远处。

突然，她停下脚步，不肯再往前走了，指着路边一个扛着草靶子卖糖葫芦的小贩，声音带着点撒娇的意味：“要吃那个。”

王建国看看手里的鱼和菜，又看看她渴望的眼神，几乎没有犹豫：“好，买。”

他挑了一串山楂个大、糖衣晶莹的递给她。秀英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透明的糖渣沾在了她的嘴角和脸颊上。她满足地笑了，那笑容依稀还有几分当年的影子，干净而纯粹。

可这笑容只持续了短短几秒。她嚼了几下，眉头突然紧紧皱起，毫无预兆地“呸”一声把嘴里的山楂吐在地上，紧接着把整串糖葫芦狠狠往地上一扔，焦黄的糖衣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不是这个味！”她尖声叫起来，情绪激动，“骗人！我要妈做的！妈做的糖葫芦！”

王建国像是早已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他先是蹲下来，避开碎糖片，柔声哄她：“这就是糖葫芦，甜的，和你妈做的一样，你再好好尝尝？”秀英根本不听，一脚踩在摔烂的糖葫芦上，黏糊糊的糖稀立刻粘在了她的鞋底。

王建国也不再争辩，从那个仿佛百宝箱似的口袋里掏出湿纸巾，先是擦干净她的手，然后按住她乱动的脚，一点点把鞋底上的糖稀也擦干净，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不耐烦。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酸涩得厉害。当年那个在车间里一丝不苟、连工具箱都擦得锃亮的李秀英，那个文艺汇演上光彩照人的李秀英，怎么会变成这样？而王建国，这个当年在办公室里颇有几分清高的笔杆子，如今却被生活磨砺得只剩下近乎本能的忍耐和照顾。

（二）

过了个把月，社区民警小陈来我们小区做老年人防诈骗宣传，讲完案例后，坐在居委会办公室喝水休息，跟我们几个老家伙闲聊，不知不觉就说起了王建国家的事。

“建国叔家那个秀英阿姨，上月我们接了四回报警。”小陈年轻，脸上带着熬夜的疲惫，语气里满是同情，“都是她跑丢了。有一回最吓人，下着瓢泼大雨，建国叔找到后半夜，鞋都跑丢了一只，最后你们猜在哪儿找到的？”

我们屏住呼吸听着。

“在城西那片废弃的老厂区！”小陈拍了下大腿，“就是他们原来那个厂！秀英阿姨浑身湿透，蹲在当年她们车间的那个破门口，冻得嘴唇发紫，嘴里反反复复就念叨一句话：‘要上班了，迟到要扣工资了……’”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知了的聒噪。

“我们看着实在不是办法，就建议建国叔，要不送康养中心吧，专业机构，好歹有人看着，他也能喘口气。”小陈继续说，“后来建国叔打听了好久，把秀英阿姨送到了市二院那个医养结合的康养中心，听说条件挺好，也挺专业。”

“结果呢？”我老伴儿急切地问。

“结果更糟了。”小陈摇头，“秀英阿姨在里面天天砸门，说有人偷她的工资，要害她。护工靠近她，她就又抓又挠，好几个护工手上都挂了彩，都不敢近身了。”

后来，康养中心实在没办法，给王建国打了电话。王建国赶去的时候，看见秀英蜷缩在房间墙角，手里死死攥着半块早上发的馒头，眼神惊恐地看着每一个试图靠近的人。

“听说秀英阿姨一见到王叔，就像见了救星，”小陈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语气也带着动容，“她一下子扑过去，把手里那半块攥得变形的馒头使劲往王叔嘴里塞，嘴里不停地说：‘给你留的，快吃，肉馅的，还热乎呢……’”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叹息。我老伴儿别过脸去，悄悄抹眼泪。

“没办法，”小陈一摊手，“只能又接回家了。这病啊，磨人，专磨最亲的人。”

那天下午，我心里堵得慌，独自去街心公园散步。远远地，就看见王建国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秀英，在稀疏的树影下慢慢走着。阳光很好，照在秀英花白的头发上。

王建国把轮椅停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固定好轮子，自己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张旧报纸，开始念给秀英听。念的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我们厂很多年前登在市报上的一篇先进事迹报道，字句早已过时，腔调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烙印。

“……广大工人同志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产建设，为四化贡献力量……”王建国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在安静的午后传出很远。

秀英原本涣散的目光，在听到这些句子时，似乎有了一瞬间的聚焦。她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朗读，语气带着一种汇报工作的郑重：“建国，我跟你说，我这个月，超额完成任务了。车间主任表扬我了。”

王建国读报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握着报纸的手微微颤抖，停顿了好几秒，才用一种极力压抑着情绪的、平静到近乎怪异的声音回答：“嗯，知道，你一直是标兵，年年都是。”

秀英脸上露出一丝满足，但很快又被另一种焦虑取代：“奖金……奖金发下来，记得给娃买件新衣裳。要那种，灯芯绒的，结实。”

“好，买。”王建国放下报纸，伸手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围巾，“就买灯芯绒的。”

我站在远处的冬青丛后面，没有上前打扰。夕阳西下，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紧紧依偎在一起，仿佛本就一体，再也无法分开。

（三）

入冬后，第一场雪悄然而至。老婆在家整理衣柜，翻出几件秀英年轻时穿过的、后来送给她的旧毛衣，摩挲着柔软的羊毛线，又开始叹气。

“听说秀英前几天下雪天又跑丢了一回，”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么冷的天，就穿着单衣单裤跑出去，幸亏邻居发现得早，给建国打了电话。老张，你说这……我心里实在放不下，你哪天有空，去看看建国吧，哪怕就说说话呢。”

周末，我拎了一袋刚买的苹果和两盒牛奶，敲响了王建国家的门。等了半天，里面传来好几道锁扣打开的声响。门开了，王建国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眼袋很深。

我一眼就注意到，他家装了两道防盗门，里面那道还是特别加固过的，里外都用了那种需要钥匙才能从内部打开的老式大锁头。

“老张？快请进，快请进。”他侧身让我进去，动作有些迟缓。

屋里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细看之下，处处透着不得已的痕迹。所有窗户都焊着结实而密集的铁栏杆，像牢笼一样。家具的边角都用厚厚的软布包了起来，锐器比如剪刀、水果刀之类，一概不见踪影。

“没办法，”王建国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苦笑着解释，“防她跑，也防她伤着自己。”那笑容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无力感。

秀英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怀里抱着一堆衣服，正机械地重复着叠衣服的动作。她把一件我的老工装叠得歪歪扭扭，抖开，又更歪歪扭扭地叠起来，周而复始。她的头发比上次见时又白了些，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

看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来，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突然，她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猛地站起来，动作快得差点带倒旁边的椅子，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敬畏和惶恐的表情，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尖利：

“主任！主任您怎么来了！”

我完全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向王建国。

王建国对我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快速说：“把你当成当年车间的刘主任了，她最怕主任检查工作。”说完，他转向秀英，用一种哄劝的语气，“秀英，主任就是来看看，没事，你坐。”

秀英却不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眼神慌乱地在屋里扫视，最后落在茶几我的那袋苹果上。她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忙走过去，拿起一个苹果，又手忙脚乱地想找杯子倒水。暖水瓶很重，她提起来时手抖得厉害，滚烫的开水洒出来一些，溅在茶几上，冒着白汽。

“主任，您喝水，”她把水杯和苹果一起递过来，眼神里带着恳求，语无伦次地说，“我儿子……我儿子他发烧了，烧得厉害，我……我能不能请半天假？就半天！我带他去看完病就回来上班，保证不耽误生产任务！求您了……”

王建国快步上前，接过那杯洒了一半的茶水，又扶住她的胳膊，声音温和而坚定：“准假了，刘主任准假了。你回家吧，孩子看病要紧。”

“回家……”秀英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脸上的紧张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茫然。她看看王建国，又看看我，眼神空洞，仿佛刚刚那个为了给孩子请假而焦急的母亲只是一个短暂的幻影。她突然捂住脸，肩膀抽动起来，呜呜地哭了，哭声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回家……我找不到家了……家在哪儿啊……”

王建国把她轻轻搂在怀里，一只手拍着她的背，像安抚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声音低沉而沙哑：“这就是家，秀英，这就是家。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被铁栏杆封锁、被层层门锁禁锢的“家”，心里百感交集。这里究竟是庇护所，还是一个更华丽的牢笼？对于迷失在时间迷宫里的秀英，哪里才是她的家？对于被紧紧捆绑在照顾者角色上的王建国，这个处处设防的地方，又是否还是他理想中的家？

安抚秀英睡下后，王建国给我泡了杯茶，茶叶放得有点多，味道发苦。他在我对面坐下，重重地叹了口气，仿佛把积压了一整天的疲惫都吐了出来。

他从电视柜底下拿出一本厚厚的、边角已经磨损的相册，翻给我看。里面大多是黑白和早期彩色的照片，记录着他们的青春、结婚、生子、孩子长大……时光在相纸上静静流淌。他指着一张几年前拍的全家福，秀英抱着刚满月的孙子，笑得满脸褶子，但眼睛里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光彩。

“就去年的事，”王建国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上秀英的脸，声音有些哽咽，“还好，那时候她还清醒着，见过孙子，抱过了……”他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下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现在，她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儿子来看她，她管儿子叫‘大哥’，问他‘你找谁’。”

“就……就还认得我。”他抬起头，眼圈是红的，眼神里交织着一种近乎悲凉的庆幸和更深重的痛苦，“可是有时候，连我也……她半夜醒来，会突然盯着我看好久，然后害怕地往后缩，问‘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床上？’……”

他没再说下去，端起那杯苦茶，一饮而尽。

（四）

元旦那天，我们几个原来厂里的老工友照例小聚。王建国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些，身上那件灰色的旧毛衣袖口上，沾着一块已经干涸发白的米糊痕迹。大家都看见了，但谁都没问秀英的情况，心照不宣地扯开话题，聊起儿孙，聊起物价，聊起越来越看不懂的国际新闻。

几杯白酒下肚，气氛稍微活络了些，话匣子也打开了。住我楼上的老李，老伴走了三年，孩子都在外地，一个人守着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说每天对着电视说话，声音大得自己都嫌吵。对面的老马，女儿离婚带着外孙回来住，天天鸡飞狗跳，说他那外孙皮的呀，能把房顶掀了。

“说起来，都比不上建国。”老李红着脸，拍了拍旁边一直沉默喝酒的王建国的肩膀，“你们那都是阶段性的，熬熬就过去了。建国你这可是……天天像照顾个不懂事的孩子，没个盼头啊。”

桌上瞬间安静了一下。大家都有些尴尬，怪老李酒后失言。

王建国握着酒杯的手顿了顿，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杯中透明的液体上。他抿了抿嘴唇，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沉寂的湖面：

“她不是什么孩子。”他顿了顿，像是在积蓄力量，也像是在咀嚼这句话的分量，“她是我老伴儿。”

就这一句话，桌上彻底安静了。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看着他。那不仅仅是一句陈述，更是一种宣告，一种在漫长而无望的消耗中，依然死死坚守的信念和身份认同。

散场时，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我担心王建国喝得有点多，执意陪他走一段。

我们沿着昏黄的路灯，慢慢往回走。经过那片已经变成购物中心的老厂区原址，霓虹闪烁，巨大的广告牌变换着绚丽的色彩，流行音乐从里面隐隐传出。王建国在流光溢彩的门口站住了，仰头看着这片面目全非的土地，眼神迷离，仿佛穿透了时空，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景象。

“三十八年了……”他喃喃自语，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整整三十八年。当年我追她，胆子小，不敢进车间找，就天天下午掐着点，在这厂门口等她下班。”他脸上浮现出一种温柔的、追忆的神情，“她那时候，总是最后一个出来，要把工具都归置好，工作服叠整齐。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看见我等在门口，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这些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记忆碎片，或许是他此刻唯一能紧紧抓住的浮木。

“现在她变成这样，有时候，深更半夜，看着她睡着的脸，我也觉得累，真的累。”他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坦白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觉得快撑不下去了，觉得自己也快要垮掉了。”他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我，眼神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复杂，“可一想到，当年我出差，加班，她也是这样，一个人带着孩子，等了我一年又一年，毫无怨言。现在，只不过换成我等她，等她……偶尔能认得我一次。这么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走到他家楼下，他摸索着钥匙。钥匙串从兜里掏出来时，带出了一个小巧的、古铜色的铃铛，掉在地上，发出“叮铃”一声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弯腰捡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在我面前晃了晃，铃铛发出细碎连续的响声。“给她系的，”他解释道，嘴角扯出一个无奈的弧度，“她现在走路轻，没声音，有时候在屋里一转角就看不见人了。我一听这铃铛声，就知道她在哪儿，在动，就……就安心点。”

那铃铛在他手心，像一颗微弱却顽强跳动的心脏。

开春后，社区新开的养老站组织手工活动，鼓励老人们带着有认知障碍的家属参加。我老伴儿拉着我去帮忙，说就当是玩。

在那里，我又看见了王建国和秀英。秀英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五颜六色的塑料珠子和细绳。王建国坐在她旁边，不是替她做，而是耐心地把珠子按颜色分好，把容易打结的细绳理顺，偶尔在她拿着珠子不知所措时，轻轻示范一下怎么穿过去。

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在秀英花白的头发和布满老年斑的手上。她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新外套，脸色看起来比冬天时红润了些。她低着头，很专注地看着手里的珠子，动作虽然缓慢笨拙，却一直没有停下。

突然，她举起刚刚串好的一截手链，对着明亮的阳光看。彩色的塑料珠子在光照下，折射出廉价却斑斓的光晕，映在她浑浊却此刻显得异常清澈的眼底。

她看着那光彩，看了好久。然后，她慢慢地、有些僵硬地转过身，把手链伸向旁边的王建国。

“给你。”她的声音不大，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却有一种奇异的清晰度。她拉过王建国布满老年斑和青筋的手，有些固执地把那串色彩鲜艳的、略显粗糙的手链戴在了他那苍老的手腕上。

王建国完全愣住了。他低头看着手腕上那串突兀的、孩子气的手链，嘴唇微微张开，动了动，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泛红，湿润，然后，大颗大颗的泪珠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安静地滚落下来，顺着他深刻的脸部皱纹，肆无忌惮地流淌。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任由眼泪流淌，目光死死地盯在那串手链上，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秀英歪着头，看着他流泪的样子，眼神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类似困惑和关切的情绪。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那光芒便熄灭了，她又恢复了那种茫然的、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状态，低下头，开始继续在珠子里摸索，寻找下一颗合适的颜色。

养老站年轻的工作人员小姑娘小声跟我老伴儿说：“秀英阿姨今天表现特别好，特别安静，配合度很高。”

而我，却一直看着王建国。他还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无声的震动里，用另一只手指腹，一遍又一遍，极其小心地摩挲着手腕上那串塑料珠子，仿佛在确认它们的真实存在。

窗外，去年秋天显得光秃秃的老榆树，不知何时已经冒出了密密麻麻、嫩绿的新芽，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春天到底还是来了。

不管你还记不记得窗外的世界，不管你的记忆是停留在哪个季节。

这世上最漫长的告别，就是我成了你唯一断续认得的坐标，而你，成了我日复一日坚守的全部意义。爱到最后，或许不是鲜花着锦，而是当我连自己都遗忘时，却依然记得，要把春天里第一抹笨拙的色彩，戴在你的手上。

来源：雪千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