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贞观十一年（637 年）春，长安中书省的书房内，一盏青灯彻夜未明。时任中书舍人岑文本伏案疾书，案上摊着太宗李世民的口谕草稿 —— 关中刚经历春旱，帝王欲下《劝农赈灾诏》，需既阐明赈灾举措，又安抚百姓情绪，还要督促地方官勤勉执行。天微亮时，岑文本将誊写工整的诏书
贞观十一年（637 年）春，长安中书省的书房内，一盏青灯彻夜未明。时任中书舍人岑文本伏案疾书，案上摊着太宗李世民的口谕草稿 —— 关中刚经历春旱，帝王欲下《劝农赈灾诏》，需既阐明赈灾举措，又安抚百姓情绪，还要督促地方官勤勉执行。天微亮时，岑文本将誊写工整的诏书呈至太极殿，李世民接过仅两页的诏书，速读一遍后，抚掌道：“文本之文，字字切中要害，无一句冗余，朕看一遍便记在心里，无需修改！” 说罢，当即钤印颁行。
这位以 “文笔优美、简洁” 闻名贞观朝堂的大臣，用一支笔承载起政令传递的重任。他撰写的诏令，既是帝王意志的精准表达，也是百姓能懂的治国宣言，更以 “文简意赅” 的风格，塑造了贞观年间务实清新的文风。从乱世中的寒门学子，到中枢核心的 “笔杆子”，岑文本的故事，是贞观年间 “以文辅政、以简传旨” 的生动缩影。
岑文本的 “笔力”，源于乱世中未曾中断的治学积淀。他出身南阳岑氏，虽为世家旁支，却因隋末战乱家道中落。少年时，父亲岑之象遭人诬陷入狱，年仅十四的岑文本奔赴洛阳，向隋廷上表申诉，文书中条理清晰、情理兼备，竟让负责审案的官员为之动容，最终为父洗冤。此事让他 “善文” 之名初显，也让他深知 “文字可载事、可明理” 的力量。
隋末天下大乱，岑文本避乱于荆州，拒绝了地方军阀的征召，转而闭门研读经史 —— 他不仅精读《诗》《书》中的治国道理，更钻研历代诏令、奏议，分析其语言逻辑：为何《商汤诰》寥寥数语能凝聚民心？为何汉代《罪己诏》直白恳切更显帝王担当？这些思考，让他早早形成 “文贵简洁、意贵明确” 的写作理念。
武德四年（621 年），河间王李孝恭平定南方，听闻岑文本的才名，召其为记室参军，负责军中文书。彼时唐军平定萧铣后，需安抚江南百姓，岑文本撰写的《安抚江南檄》，未用华丽辞藻，仅以 “隋政暴虐，百姓苦之；大唐兴师，为解倒悬” 开篇，随后清晰列出 “减免赋税、恢复农桑、任用旧吏” 三项举措，江南百姓见檄文后，纷纷放下疑虑归附唐朝。李孝恭将此文呈给李世民，赞道：“岑文本之文，能通民心，胜过千言说教。” 这为他日后跻身中枢埋下伏笔。
贞观元年（627 年），李世民广招天下贤才，房玄龄因早年与岑文本共事，深知其 “文简意赅” 的特质，向李世民举荐：“岑文本善解帝意，所写文书既能准确传旨，又便于百姓理解，若令其负责诏令撰写，必能减少政令歧义。” 李世民召见岑文本，命他拟写《求贤诏》，岑文本仅用一个时辰便完成 —— 诏书开篇点明 “天下之治，在于得人”，随后列出 “荐贤标准”（德行、才能、实务经验）与 “荐贤流程”（地方官举荐、中书省考核），全文不足五百字，却无一处模糊。李世民读后大悦：“朕心中所想，文本竟能一字不差写出，且更简洁明了！” 当即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专司诏令撰写。
中书省是贞观年间的中枢决策机构，诏令则是朝廷政令的 “载体”—— 小到地方官任免，大到军事征伐、赈灾济民，都需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岑文本接手后，首先梳理了此前诏令的弊端：部分文书堆砌辞藻、引用晦涩，地方官需反复解读才能明白；有的则条理混乱，导致执行偏差。为此，他定下 “三不原则”：不堆砌典故、不使用生僻字、不省略关键环节，确保诏令 “帝王能快速审阅、官员能清晰执行、百姓能简单理解”。
贞观五年（631 年），唐朝册封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岑文本撰写的《册封诏》中，既体现大唐 “怀柔远人” 的政策，又明确阿史那思摩的职责（镇守漠南、约束部众），文中 “朕以仁待四夷，以信结诸部；思摩忠谨，当抚其部、守其土，勿负朕望” 一句，简洁有力，阿史那思摩接到诏书后，当即表示 “必遵诏旨，永为唐臣”。这份诏书后来被收录入《唐大诏令集》，成为后世册封边疆部族的范本。
岑文本的 “简洁”，绝非简单的字数缩减，而是对 “治国逻辑” 的精准提炼 —— 他撰写诏令时，会先理清政令的 “核心目的” 与 “执行路径”，再用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既无冗余信息，也无遗漏环节。贞观八年（634 年），李世民命李靖率军西征吐谷浑，岑文本撰写的《讨吐谷浑诏》，仅用三百余字便说清 “为何征讨”（吐谷浑阻断西域商路、劫掠唐朝使者）、“如何征讨”（李靖为帅，兵分两路，安抚降众）、“战后安置”（设州府管辖，恢复商路），连久经沙场的李靖都赞叹：“此诏条理分明，我军行动方向、纪律要求一目了然，无需再问中枢！”
他的 “优美”，则体现在 “文辞得体、情理兼顾”—— 虽不堆砌辞藻，却善用平实语言传递温度。贞观九年（635 年）关中赈灾，岑文本在《劝农赈灾诏》中写道：“今春旱伤麦，百姓有饥色，朕心忧之。令各州开仓放粮，每县设赈灾点，勿使一人挨饿；同时组织百姓修渠，以工换粮，既解眼前之困，又备来日之耕。” 文中无一句官话套话，却让百姓感受到帝王的关切，地方官也明确 “放粮” 与 “修渠” 两项核心任务，赈灾效率大幅提升。
撰写诏令时，岑文本还格外注重 “避免歧义”。贞观十二年（638 年），朝廷调整官员俸禄，此前的诏令因 “品级对应俸禄” 表述模糊，导致地方官执行混乱。岑文本重新撰写的《定官员俸禄诏》，直接列出 “从一品至从九品” 的俸禄数额（粟米、绸缎数量），并注明 “俸禄按月发放，不得克扣”，文末还附上 “举报方式”，让官员清楚、百姓监督。李世民看后说：“此前诏书读三遍仍有疑问，文本此诏，一遍便知细节，如此方能避免乱象。”
李世民对岑文本的认可，不仅源于其文笔，更源于 “省心、放心”—— 每逢重要政令，岑文本总能提前揣摩帝王意图，将复杂的治国思路转化为简洁的文字，无需李世民反复修改。贞观十四年（640 年）高昌平定后，朝廷需下《置西州诏》，确立西域治理方案，李世民与房玄龄、魏徵商议至深夜，仅定下 “设西州、置安西都护府、迁徙中原农户实边” 三项核心内容。次日清晨，岑文本便将诏书呈来，文中不仅清晰列出三项举措，还补充了 “农户迁徙的物资补贴”“安西都护的职责范围”，这些细节正是李世民与大臣商议时未明确、却急需补充的内容。李世民读后笑道：“文本总能想到朕未言之事，且写得明明白白，朕看一遍就能记住，何须修改？”
这种信任，让岑文本逐渐从 “诏令撰写者” 成为 “政策参谋”。李世民常召他入宫，在商议政令前先听其意见：“你写诏令时需考虑执行细节，不如先说说，此事若下旨，需注意哪些环节？” 贞观十六年（642 年），朝廷欲推行 “均田制修订”，岑文本建议：“诏令中需明确‘新垦荒地的分配标准’与‘受灾农户的田亩减免’，否则地方官易钻空子。” 李世民采纳后，均田制推行顺利，未出现此前的执行偏差。
当时的大臣们常说：“太宗与文本，如武帝与司马相如，却更务实 —— 相如赋辞华丽，文本诏文实用。” 岑文本却始终保持谦逊，他说：“诏令乃治国之器，非个人文才炫耀之地。若因文辞晦涩导致政令不通，便是臣之过。” 这种 “以政为先、以文为辅” 的态度，更让李世民敬重。
岑文本的文风，不仅影响了贞观年间的诏令撰写，更塑造了初唐 “务实清新” 的官方文风。在他之前，朝廷文书多受六朝骈文影响，讲究对仗、用典，却忽视实用性；岑文本之后，中书省的学士们纷纷效仿他 “文简意赅” 的风格，连魏徵、房玄龄撰写奏疏，也开始删减冗余表述，注重条理清晰。贞观十七年（643 年），李世民命人编撰《艺文类聚》，特意让岑文本负责 “诏令类” 的选编，要求 “只选简洁明了、能传政令者”，为后世留下了一批贞观政令的范本。
贞观十八年（644 年），岑文本升任中书令，虽身居宰相之位，仍亲自主持重要诏令的撰写。同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岑文本随军出征，途中抱病撰写《亲征诏》《劳军诏》，每篇仍保持 “简洁有力” 的风格，直至病逝于军中。李世民得知后，痛哭道：“文本一去，朕再难找到‘看一遍就能记住’的诏令撰写者！” 他下旨追赠岑文本为侍中，陪葬昭陵，并将其生前所写的诏令汇编成册，名为《岑文本集》，供中书省学士学习。
从乱世中的少年辩士，到贞观年间的 “笔杆子”，岑文本用一支笔诠释了 “文以载道” 的真谛 —— 他的文字不追求辞藻的华丽，却追求政令的精准；不执着于个人的文名，却执着于治国的实效。李世民那句 “看一遍就能记住，无需修改” 的评价，不仅是对他文笔的认可，更是对他 “以文辅政、心系社稷” 的最高褒奖。
千年后，当人们翻阅《唐大诏令集》中那些简洁有力的贞观诏令时，仍能感受到岑文本的 “笔力”—— 那是穿透纸页的治国智慧，是连接帝王意志与百姓生活的文字桥梁，更是贞观盛世 “务实、高效、亲民” 政治理念的生动载体。岑文本虽逝，但其 “文简意赅” 的文风与 “以文辅政” 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文脉与政脉之中。
来源：雁飘零